无法逃离的命运

[摘 要] 玛格丽特与杜十娘是世界文学画廊中两个经典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曾沦落风尘，身份地位卑微低下，却都有美好心灵和聪明才智。她们都曾执著地追求过幸福和美好生活，在希望破灭后又都选择了自我毁灭。通过对人物形象、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及男权社会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玛格丽特和杜十娘性格中的善良和纯洁，也可以窥视男权社会给女性造成的伤害。

[关键词]玛格丽特；杜十娘；风尘女子；男权社会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2）06-0053-03

《茶花女》是19世纪法国作家小仲马根据亲身经历而创作的一部闻名世界的文学作品，文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与我国明代作家冯梦龙整理改编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有可比之处。这两部作品讲述的是生活在不同时代和国度的两个貌美如花、风月场上炙手可热却又备受鄙视的的悲惨一生。两位作家都借描写典型女性的悲剧一生，表达了对女性的深切同情及对丑陋社会和世俗的控诉。

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玛格丽特和杜十娘同样有着悲凉凄惨的身世和惊人的美貌；都曾为自由、爱情与命运不屈抗争，最终在现实中死去；都曾保留着一丝对人生和爱情的美好期盼。玛格丽特对阿芒说：“我从前不得已要过的那种生活，不要再把我投进去。” 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不过她们虽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因时代和国家不同，又存在许多差异。

（一）性格迥异

“在一张流露着难以描绘其风韵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上面两道弯弯细长的眉毛，纯净得犹如人工画就的一般，眼睛上盖着浓密的睫毛，当眼帘低垂时，给玫瑰色的脸颊偷取一抹淡淡的阴影……”[1] （p10）玛格丽特的美如艳丽又脆弱的玫瑰花瓣，而她的性格是布满小刺的枝干，保护自己的不堪一折，这可以从她爱取笑那些望着她黯然失魂的男人、捉弄有钱贵公子的行为中看出。

这个玫瑰般的女子任性却善良，放荡却忠贞。日夜奢华的生活使她的精神极度疲劳和空虚，环顾四周的虚情假意和冷酷自私使她感情容易冲动。她狂欢纵乐，没有积蓄，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她的性格要比杜十娘复杂很多，而复杂纠结的性格让她看起来更立体，更真实。

“浑身雅艳，遍体娇香。两弯眉画远山青，一对眼明秋水润。脸如莲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樱桃，何减白家樊素。”[2] （P317）虽出身风尘，但十娘的美不是艳俗，却是清新淡雅、温婉精致。十娘是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善良女子，她的聪明体现在她早就为自己的未来攒积了整整一百宝箱的珠宝，她的善良表现在她不惜违背“妈妈”的意思，不断帮助囊箧渐渐空虚的爱人。同时，她也是一个冷静刚烈的女子，她能在对爱情和新生活的热切渴望中保持清醒，不断考验李甲。当希望破灭时，她干脆利落地纵身一跃，结束自己的悲剧。

杜十娘像是一朵傲立在寒风中的，不甘沦落，追求自由，沉着练达，性格刚毅。她的性格虽没有玛格丽特复杂，但她敢爱敢恨的个性，以死向迫害自己幸福的势力做出强烈反抗的精神让人为之动容。玛格丽特和杜十娘的人生悲剧其实也是她们性格造成的悲剧。她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也就无法改变自己的人生结局。

（二）对爱情的理解

爱情是这两部小说最核心的主题。对于爱情，玛格丽特和杜十娘都是忠贞的，但她们对爱情的理解却完全不同。

玛格丽特的爱情更多的是基于情感的需要。她本不相信爱情，是阿芒热情的爱融化了她内心的坚冰。由于深受基督教文化中以推崇忍让、博爱、重视自我牺牲精神为中心思想的人本意识的影响，爱情在她心中是纯洁的，是心甘情愿的牺牲和奉献。她不奢求爱情的形式（婚姻），她对爱情的追求是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追寻，她的爱情追求已超越了爱情的世俗，进入了精神层面。

杜十娘有强烈的从良愿望，对婚姻和家庭有着强烈渴望。为实现拥有婚姻的愿望，她“风尘数年，私有所积”。她认为这个忠厚老实又迷恋自己的李甲必会带自己走进婚姻的殿堂，取得合法地位，改变自身处境。十娘追求爱情形式（婚姻）的意识压倒了对爱情的需要。

虽然两位女性生命的终结是悲惨的，但玛格丽特却是幸福的，因为她有一直深爱她的阿芒，她的身上自始至终洋溢着爱与奉献。正如她在信中写道：“别为这种欢乐殉难精神惊异吧，阿芒，对你的爱已让我的心迎着崇高的激情开放。”[1] p （ 232）杜十娘与李甲之间虽然不乏温柔缱绻，但并无心心相印的爱情，十娘似乎始终只是在为实现自己能够走入婚姻、拥有正常人的地位而努力。她对爱情的追求是外在的物质性的追求，她的爱情目的性太强，愿望一旦破裂，就只能选择自杀这样令人惋惜的结局。

二、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定时代的文学总是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特定时代的特点。这两部作品虽没有过多描写时代背景，但依然可以从字里行间窥见当时的社会环境。

《茶花女》写于19世纪中期的法国，这是法国资本主义由发展转向没落的时期，社会贫富差距巨大。一方面，占据经济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通过一切卑鄙的手段巧取豪夺，榨取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广大的劳动人民饱受摧残，农村经济一片萧条。据记载，当时整个法国境内的赤贫者、流浪汉、奴竟高达四万之多。成了贫苦女子摆脱饥饿和穷困最快捷的方式。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子被迫成为当时上流阶层的交际花，成了那些花天酒地、荒淫的贵族和富人的，她们没有人格和自尊，玛格丽特就是其中一员。

杜十娘的故事发生于中国明代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 年），虽然中国当时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但随着城乡分工的扩大与众多工商业城镇的出现，资本主义已悄然萌芽。在封建势力和新生的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人们的生活日益穷困。为了生存，许多人将自己的女儿卖给妓院。杜十娘就是生长在青楼，自小过着非人般生活的女子的缩影。随着资本主义的萌发，金钱变得越来越重要，导致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说着钱，便无缘”的炎凉世态。这从李甲“一连奔走六日，并无铢两”就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有钱就是地位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杜十娘私藏一箱金银珠宝的原因。

本是阶级社会中的畸形产物，生活是对人性的一种可怕的扭曲和异化。由于父亲的行为，小仲马儿时就看过无数曾轰动一时的交际花早夭的悲剧，他本人也亲历过“阿芒和玛格丽特”这样的感情。再加上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思潮的兴起，让小仲马将创作笔锋投在这一特殊群体上。随着《窦娥冤》《牡丹亭》等一系列关注女性生活及命运的名篇传世，越来越多的文人关注那些长期生活在男性阴影下的女性，在给予同情的同时鼓励她们努力追求幸福生活。冯梦龙多次赶考失败后寄居青楼，耳闻目睹了许多红尘女子追求幸福生活最终失败的故事，他对这些漂亮聪慧的女子的悲惨遭遇产生了同情怜悯和敬佩之情，使得他将文笔投向那些命途多舛的女性。

从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东方国家，贫富差距的增大和金钱主义的盛行，直接导致下层阶级的贫穷和疾苦。正如雨果所说，“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只要还有饥饿和贫穷，像玛格丽特和杜十娘这样的女性还会卑微地用她们的青春和身体换得苟且于世的权利。

三、男权社会的残酷

两部小说中似乎都有一股神秘强大的力量迫使她们不得不以悲剧告终，这股力量来自以男性为主体的男权社会。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男人在生产部门中突出的表现，男性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生产资料和一切财富的占有者， 女性则沦为男性社会的附属物，一直处于被忽视、受压迫的地位。在男性眼中，女人不过是男人“物化”的财产，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玛格丽特和杜十娘的悲剧其实是男权社会对女性人格尊严的残酷扼杀，也是毫无人道、等级森严的社会对美好人性的扼杀。茶花女和杜十娘只是男人交易、争相抢购的“商品”。如玛格丽特曾对阿芒说：“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不再是人，而是物。”[1] （P140）

玛格丽特贫寒的出身让她失去了一切正常人的自由。尽管当时的法国社会已经在极力提倡人权和自由，然而像她这样无权无势的女性依然无法脱离对王公贵族的经济依赖，越是红极一时，作为“商品”的价格就越高昂。与阿芒相爱，让她的人生有了新的希望，而阿芒的父亲，一个有名望的总税务官，打着“阿芒的未来和他妹妹婚姻幸福”的完美幌子，将玛格丽特的新希望再次打破。阿芒的父亲就是资本主义男权社会的典型代表。

在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门当户对代替了婚姻的自由选择和平等关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篇小说从开头到结尾， 一直有一种忽隐忽现却又贯穿始终的社会势力在阻挠破坏杜十娘奔向幸福，这个势力就是以李甲的父亲李布政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李布政虽没有直接出现，但通过李甲极度害怕父亲的表现和亲戚畏于李布政不肯借钱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股无形社会势力的强大。元明以来，统治者对于官吏及其子孙与乐户通婚之事有明确严格的限制，《明会典》卷一百六十三条婚姻条规定：“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罚亦同之。”可见，在当时，十娘和李甲的结合不仅不会得到道德上的认可，更不会得到法律的允许。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像玛格丽特和杜十娘这样美丽而又依赖他人生存的女性往往是男子玩弄的对象，是没有情感和尊严的。当她们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时，传统伦理道德便会向其问罪，被欺凌侮辱的身世使她们被讲究金钱门第的婚姻抛弃。阿芒的父亲，李甲的父亲，还有那些玩弄过她们的男子，如加斯东、公爵、孙富，都是男权社会的典型代表。他们残酷、花心、无情，却总能为自己丑恶的行为和想法找到合理的理由。玛格丽特和杜十娘之死是这个男权社会对女性最残忍的表现。

四、小结

玛格丽特和杜十娘的悲剧绝对不是一个偶然，也绝对不是个案。自古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一群身份特殊、地位卑贱但内心却单纯无瑕最后无法善终的女性。她们的死，是美的毁灭，也是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善者和这个虚伪社会的强烈控诉。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玛格丽特和杜十娘的毁灭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对整个男权社会的反思，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对女性解放艰巨性的清醒认识。

参考文献：

[1] 小仲马.茶花女[M].王振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 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 聂付生.冯梦龙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4] 辜美高，黄霖.明代小说面面观[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5]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陈思和. 文学中的形象[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

[7]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