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问题一直牵挂着总理的心,如何摆脱甘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状况,提高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在2010年使甘肃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07年全国的平均水平,笔者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造成甘肃农牧民收入低的原因,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

关键词: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3-0088-06

总理曾提到“惦记甘肃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希望在2012年使甘肃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2007年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当前甘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农牧民收入普遍偏低,实现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快速提高面临较大困难。

一、甘肃省大部分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甘肃民族地区包括临夏州、甘南州及阿克塞、张家川、肃南、肃北和天祝五县,甘肃民族地区共有21个县(市),人口321.49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2.2%。甘肃民族地区主要经济指标,见表1。

从农牧民纯收入看,共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有3个县农牧民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阿克塞县(7 158.3元)、肃北县(6 764.0元)、肃南县(5 522.2元),这3个县人口占全省民族地区人口的1.76%。二是有2个县农牧民收入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为临夏州的临夏市(3 719.2元),甘南州的玛曲县(3 085.1元),这2个县人口占全省民族地区人口的8.37%。三是有16个县农牧民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为临夏州和甘南州的14个县,以及张家川县和天祝县,这16个县的人口占全省民族地区人口的89.87%。2008年,临夏州和甘南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 847元和2 049元,分列全省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三位,分别相当于全国水平的38.8%和43.0%,分别相当于全省水平的67.8%和75.2%;张家川县和天祝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全国水平的39.8%和44.9%,分别相当于全省水平的69.5%和78.5%。

由此可以看出,甘肃民族地区县(市)数量多,整体实力较弱,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绝对数低,增长较慢是制约甘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2008年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较快,临夏州和甘南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5.8%和19.8%。但其中救灾款的快速增长起到了较大的作用,甘南州和临夏州转移性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2倍和46.73%。因此,一旦救灾工作结束,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仍将面临较大的困难。

二、造成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较低的原因分析

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加之生产条件的不足,气候因素的影响,农业就表现为风险大、收益不确定的弱质性,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经营收入也就呈现了增长的弱势性。甘肃农民,尤其是临夏、甘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的这种结构决定了其农民收入增长质量不高,增速不快,丰年增收、灾年减收的客观现实。

(一)农民收入结构比较

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水平较低既有民族地区自身的原因,也有全省共同存在的问题,而这些共同存在的问题民族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1.家庭经营收入比重高,工资性收入比重低

除临夏州外,甘肃其他民族地区农牧民纯收入基本上是呈现出家庭经营收入比重较高,工资性收入较低的局面,以甘南州为例,2007年,甘肃甘南州农牧民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为96.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35.2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29.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

2.转移性收入相对较低

由于各项惠农政策的持续有效实施,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对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的增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2007年,甘肃临夏州和甘南州农牧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7.1%和56.8%,分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4和52.1个百分点。但临夏州和甘南州农牧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占各自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仅为4.1%和3.6%,转移性收入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比重相对较低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9和3.4个百分点。

3.第一产业收入所占比重高,非农产业收入比重低

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长期以来依赖第一产业增收,2007年,临夏州和甘南州农牧民人均第一产业收入分别占家庭经营收入的67.7%和83.6%,虽然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仍相对较低。

由此可以看出,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高,转移性收入等其他收入所占比重低,以及家庭经营收入中,一产比重高,二、三产业收入比重低等是造成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水平偏低,以及与全省及全国收入差距拉大的结构性因素。

(二)农牧民素质不足以促进自身收入快速增长

1.农牧民整体素质偏低,就业不充分

农牧民自身素质是农牧民收入增长的潜在因素和关键。目前,甘肃农牧民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仅相当于小学水平,这导致了农牧民接受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弱,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普及应用率较低,缺乏及时掌握和运用农业科学技术的本领。

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全省未上学和小学学历的分别占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22.51%和40.52%,高中以上学历仅占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4.56%。而甘肃民族地区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更低,临夏州和甘南州未上学从业人员占各自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48.06%和36.81%,分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5.55和14.30个百分点,见表2。

同时,甘肃民族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甘肃外出从业劳动力中,文盲占6.5%;小学文化程度占28.9%;初中文化程度占56%;高中文化程度占7.6%;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临夏州、甘南州、张家川县、天祝县和阿克塞县外出从业劳动力中,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外出务工人员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仅有肃北县和肃南县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临夏州和甘南州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0.5和0.1个百分点,见表3。

2.农牧民缺乏市场意识,对信息不敏感

由于农牧民缺乏市场意识,加之市场信息不充分,交易规则不健全,因而在搜集、辨析和处理有关市场规模、技术变化、相对价格等信息并做出决策时,还面临着许多困难,极易一哄而上,造成市场均衡的脆弱性和市场进入的盲目性,造成短缺和过剩交替出现,农产品的价值无法实现,严重影响了农牧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农牧民的组织化程度低,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方式限制了农民的交易方式。

(三)农业发展基础条件无法支撑农牧民收入快速增长

1.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

目前甘肃农牧民不但收入水平低,而且在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社会保障缺失,生产所得除消费外,还要用于医疗、教育、养老、建房等,剩余很少。2008年,临夏州和甘南州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占全省一般预算收入的1.3%和1.0%;临夏州和甘南州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1 880元和1 837元,分别相当于临夏州和甘南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101.8%和89.7%。由此可见,甘肃民族地区收入水平低,农牧民收入绝对部分或全部用于生活消费支出。同时,农牧民对家庭经营的投入和用于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减少,根本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机械化程度低。临夏州和甘南州年末耕地面积分别占全省的4.1%和1.9%,农业机械总动力分别占全省的3.8%和1.3%,化肥施用折纯量分别占全省的2.7%和0.4%。

2.农业内部结构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有限

由于受粮食安全政策影响,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结构很难有大的调整,造成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农业比较优势不突出。部分民族地区种植业比重明显偏高,林牧渔业比重低,2008年农业产值占临夏州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达64.8%,张家川县甚至达到了79.6%。农业结构的单一性、趋同性,限制了多种经营的发展,特色农产品比较优势不突出,规模有限。

3.土地贫瘠,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少,使用不集中

甘肃自然条件恶劣,山大沟深,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国土面积中有2/3属于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山地、丘陵地区,有效利用面积少,耕地质量差。而甘肃民族地区,如甘南州和临夏州最低海拔为10 000多米,最高海拔均超过了4 500米,境内地貌复杂多样,甘南州有高山草地、高山森林和丘陵低山,临夏州有青藏黄土高原、山沟、川地等,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同时,甘肃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占有耕地4.7亩,而临夏州和甘南州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占有耕地分别仅为2.4和3.3亩,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3和1.4个百分点。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终将受到“耕地资源”瓶颈的制约:一方面农民一家一户不可能单纯依靠土地大幅度地增加收入,进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家庭经营性收入难以成为农牧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现行土地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甘肃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少,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长期滞留在农村少量的土地上,人地关系恶化,户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小,加之甘肃民族地区比较贫困,农业生产难以采用规模化的现代耕作手段,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4.农业产业化水平低

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自身的收入弹性,开拓农产品的市场需求空间,而且可以延长农业的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产品的增收能力。甘肃农产品大多数仍以低级原料和初级产品出售,其附加值和比较利益都很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影响了农业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目前甘肃农产品加工率不足30%,大多数农产品基本上还是直接进入市场,没有经过深加工,产品档次低、收益小。

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水平同样如此,如甘南州缺乏畜产品精加工龙头企业,造成以原产品形式外流,使甘南州丰富的畜产品得不到加工增值。目前甘南州只有甘肃华羚干酪素有限公司、甘南州科瑞乳品开发有限公司、甘南州燎原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业只对少量的乳产品进行精加工外,临潭顺达公司、玛曲雪原肉业冷冻厂、首曲生态食品有限公司、天玛生态食品有限公司、夏河锦凤翔食品有限公司、甘南晟羚肉类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玛曲宏达实业有限公司等畜产品加工企业只能对牛羊活畜进行屠宰后,简单的分类包装冷冻。加之这些加工企业加工能力有限,收购价格又低于市场价格,所以加工规模小,年加工冷冻的牛羊肉还不到出栏活畜的20%,大概有45%的畜产品外流。

5.城镇带动农村的作用不明显

城市规模较小,全省除兰州城市人口规模达到特大城市外,中等城市只有白银市、天水市、张掖市、武威市。加之,甘肃以原材料为主的重型工业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融合程度较低,带动地方经济的能力较弱,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不足,不利于城市功能梯度辐射。这就造成了甘肃大城市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辐射力和带动作用非常有限,同时,临夏州和甘南州等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能力较弱,造成甘肃民族地区城镇规模小,中小城镇经济薄弱。其中,2008年临夏州和甘南州城市化水平分别为12.42%和17.75%,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9.73和14.40个百分点。

(四)农业市场环境不能带动农牧民收入快速增长

1.农资价格上涨太快

农资价格和农业生产成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惠农政策带给农民的好处。近年来种子、化肥、仔猪等农资价格连年上涨,国家和省上虽然通过降低农业税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负担,但仍不能弥补因成本提高对农牧民造成的损失,生产的高成本使得农业生产并不能给农民带来多少利润。如2008年甘南州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涨4.6%。

2.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通

关注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大力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是努力确保农民增产增收的必要保障。2006年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甘肃农业生产经营户的农产品仅有1%的农业生产经营户通过合作组织统一销售农产品,所占比重列前三位的分别是金昌市、张掖市和嘉峪关市;全省有6.23%的农业生产经营户将农产品销售给企业,从14个市州来看,酒泉市、张掖市和嘉峪关市所占比重列全省前三位,分别达到55.11%、44.71%和19.36%。而甘南州农业生产经营户在销售主要农产品时全部没有由合作组织统一销售,也没有农业生产经营户将农产品销售给企业,主要是通过商贩上门收购方式来销售农产品。

嘉峪关市、酒泉市、金昌市和张掖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位居甘肃前四位,而临夏州和甘南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列全省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三位。由此可以看出,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通是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3.农产品流通体制不健全

在甘肃农产品流通领域,批发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是,这些批发市场大部分只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一个交易的场地而已,还存在着档次低下、功能单一、交易手段单调、服务与管理落后等诸多不足。与农产品批发市场相比,零售农贸市场的基础设施更为逊色,由于缺乏公平、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农产品流通,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致使价格信号不能及时反映农产品市场供求变化和资源稀缺状况,无助于农民的生产决策,农产品市场供求失衡。

与全省相比,甘肃民族地区还面临市场不足的局面。甘肃民族县(市)共占全省县(市、区)的25%,但乡镇综合市场数、专业市场数和农产品专业市场数分别仅占全省的12.5%、17.2%和17.3%。

三、积极探索提高甘肃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的渠道

(一)进一步加强政策对农牧民增收的促进作用

1.积极寻求国家政策支持

目前,国家的政策整体上是支持农业发展的。一是近年来连续推出的中央一号文件,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二是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并制定了三个国家专项规划,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用品生产方面,还设立了贴息贷款、实行贷款利率优惠、税收优惠等一整套特殊优惠政策。三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农村改革即将步入新阶段。近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和灾区的支持。甘肃要解放思想,积极为农牧民享受政策创造条件,想方设法将这些政策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促进甘肃农民增收。同时,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让更多的转移支付和投资落户甘肃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

2.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加大民族地区农村投入力度

要统筹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大力推动社会公众资源向农村倾斜、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积极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投资方向,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支持力度。

3.大力促进农村土地流转

一是要建立土地交易市场,确保实现农民的土地权益,政府尽快建立并完善土地交易规则,培育土地市场;二是积极探索土地流转的模式,在甘肃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可大力借鉴宁县民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模式,用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实现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应对市场的能力,增加农牧民收入,并可将部分劳力从土地上彻底解放出来。

4.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大力拓宽融资渠道,为农牧民增收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一是尽快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增加农村金融有效供给。通过各种形式,使国有商业银行每年向“三农”注入一定量的资金;二是进一步强化农村信用社为“三农”服务的职能,强化其为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方面的职能,在贷款利率上给予适当优惠,保证农业生产的资金需要和农产品加工销售的所需资金;三是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扩大农业保险试点,降低农牧民生产风险;四是积极探索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农村民间金融、合作金融等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类资金投向农村建设。

5.为返乡农牧民工创造创业条件

首先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的相关统计,掌握返乡农民工的数量、分布及农牧民工相关个人资料,并积极引导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和经验返乡的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创业。建造农民工创业园区,提供相应的技术,资金和市场指导,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制定促进创业的优惠条件,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积极引导返乡务工人员为甘肃及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做贡献。同时,也应加大对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使其在经济好转时能够迅速找到合适的工作。

(二)改善民族地区农业市场运行环境

1.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在积极引导农牧民适应市场需要种植适销对路农产品的同时,拓宽销售渠道,引导农民闯市场。一是培育农业经纪人。通过培训将一部分农牧民脱离传统的种植业,专门从事农产品的中介服务,建立一对一帮扶制度,开展政策引导,法律帮扶,信贷扶持和税费优惠,促进经纪人迅速发展壮大。再通过农业经纪人将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解决农牧民丰收时卖难的局面。二是政府引导搭建临时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建设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的同时,引导农牧民利用村头、地头的空闲地带建立起临时性的批发市场,客商可以直接到村头谈生意,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农牧民受益;三是利用网络进行农产品交易。在农民还不具备上网的条件下,县、乡政府应当结合自身农产品优势,利用农情信息网等渠道,做好农产品宣传工作,同样可以减少中间环节,运行成本又大大低于其他方式。

2.健全农产品流通体制

建立适应市场要求的农产品流通体制,以现代农业物流加快农业经济发展,降低农牧民生产风险,促进农牧民增收。一是进一步做好农产品流通规划工作。做好产区市场建设规划和销售区市场布局规划,产区批发市场应建在农产品集中产地,销售区批发市场应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根据可能的辐射范围布局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是加大市场基础建设力度。采取政府引导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办法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强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易条件和手段,提升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和档次。政府可以采取贴息、税收优惠引导社会资金,尤其是应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使其成为农产品流通市场的中坚主体,建设设施先进、功能完善、交易规范的农产品流通配套设施。

3.加强农资价格监管力度

一是加大农资市场价格监测力度。加强农资经营成本和价格的监测,建立健全农资市场监测预警报告制度,组织成本和价格监测人员定期搜集化肥、农药、农膜、种子和农用柴油等农资市场价格信息情况,并及时汇总、分析、报告和通报,随时掌握农资市场价格动态,监控农资销售成本、价格,严防农资市场零售价格异常波动,确保农资市场价格始终准确全面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二是加大农资价格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工商、物价、技术监督、农业等部门,加大对农资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依法取缔无证、无照、无资质的经营网点,从严查处乱涨价、乱收费、超过规定差率等价格违法行为,以维护农资市场正常的经营和价格秩序。同时,要及时做好农资价格监测,信息反馈、政策咨询、日常监管等基础性工作,随时掌握价格动态,防止出现价格异常波动。充分发挥12358举报电话的作用,积极受理价格投诉举报,认真查处农资价格举报案件,帮助农民排忧解难;三是适当建立健全农资价格补贴机制。制定和完善因化肥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种粮成本增加的直接补贴政策,以利于提高农牧民生产积极性。

(三)提高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

1.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

一是加大国家财政对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高中央投资用于农业和农村的比例,适当调整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结构,增加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二是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支持力度,要围绕增强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储备能力和转化能力,改革农业科技体制,较大幅度地增加预算内农业科研投入。继续安排引进国外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资金,增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三是提高甘肃农产品加工率,延长农业的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加大对牛羊肉、菌类等土特产品的加工水平;同时,着力培育一批具有活力的中小龙头企业。目前大型龙头企业很少,省上要出台相应政策,如税收优惠、财政补助、金融支持等,加大对中小龙头企业的大力支持;另外,还要鼓励发展一批专业合作组织,维护农民利益,确保农牧民能够分享到农业产业化带来的好处;四是加快农业的组织创新。加强对小规模家庭经营的改造,加快农业利用现代产业组织形式的步伐,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大中型工商企业进军农业,促进农业企业化经营。

2.推进高效设施农业建设

因地制宜,积极发展高效设施农业,是促进农牧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一是成立推进高效农业设施农业的机构,明确各级政府责任目标,制定并不断完善对农业龙头企业、特色农业的扶持政策,在技术上加强对农牧民的指导,对建成高效设施农业规模基地的各级政府给予奖励;二是积极引入民营资本、增加财政对设施农业的投入、提高对农业贷款的比例,切实提高农牧民建设设施农业的经济能力。

(四)优化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结构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牧民收入结构调整

一是调整农业结构,积极发展畜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增加农牧民收入;二是改变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的局面。加快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发展步伐。同时,完善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的紧密的利益联结方式,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牧民参与收益分配的能力;三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促进甘肃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和文化、旅游、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同时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尽快提升服务业经济比重。

2.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积极发展小城镇

一方面要加快劳务输出,加快转移就业。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进一步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建立健全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教育培训机制,扩大规模,提高补助标准,举全社会之力,集中力量对农牧民开展大规模的职业技术培训、转岗转业培训和各种适用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农牧民就业创业的本领,促进劳务输出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由季节性短期输出向常年稳定型输出转变;另一方面要加大乡镇企业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把发展小城镇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从而带动并辐射农村发展。要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从而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市场扩大的良性互动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牧民的增收问题。

3.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一是甘肃民族众多,除有甘南、临夏两个民族自治州外,还有保安、东乡和裕固族三个特有少数民族,各民族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古朴的乡情习俗;二是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众多,有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而秀美的自然环境,原始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景观。这些带有极强文化与生态色彩的农业旅游地,可通过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村,开发民族节庆活动及农家乐等多种乡村旅游活动,促进农牧民增收,并解决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五)努力提高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素质

首先要培养农民的知识、技术素质。一是增强民族地区各级政府科技兴农的意识,转换观念,扩大农村教育投资规模;二是允许并支持开设民办学校,鼓励民间融资办学,增强农村办学的活力;三是保证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防范学龄儿童失学;四是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与农业生产和乡村工业相适应的初、中、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开设职业技能课程,以技能培训班等形式,帮助农民尤其是青年农牧民掌握科技知识和各种实用技术,搞好职业教育。同时,还要进一步转变农牧民思想和观念。通过教育解决农民思想中不愿离开家乡的思想;强化市场经济知识的教育,增强农牧民市场意识,使农牧民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干什么最赚钱;要强化农业科技知识的教育,增强农牧民科技意识,使农牧民充分认识要增收,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坚决摒弃部分农民存在的懒惰思想,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勤劳才能致富。通过提高农牧民素质,使农牧民真正成为新技术的受益者和新时代知识农业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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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亮(1980―),男,甘肃省统计局综合处中级统计师。

[收稿日期]2010-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