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间社火的文化地层

摘要：陕西民间社火内部的文化因素并非单一，而是扭锁着社、傩、歌舞、百戏、戏曲等不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按历史文明的发展逐步累积在社火内部，呈现一种文化“地层”关系。本文拟对其进行分析、剥离，并试图对陕西社火的文化属性作出分析。

关键词:社火；文化地层；社；傩；戏曲

中图分类号：J127文献标识码：A

社火是现今仍然存活在中国汉民族乡村社会的一项大型民间文艺娱乐活动。它以村、“社”为组织单位，出现在春节、庙会、祈雨、庆典等节庆与隆重场合。民众以这种规模巨大的狂欢形式寄寓其热烈而朴素的文化热情、宗教热情和社群热情。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持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是陕西社火孕生、发展的土壤。经田野考察发现，社火并非是在某一特定时间、区域内集中出现，而是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史中逐渐成熟、定形的，其内部不仅仅是某种单一的文化因素，而是累积、扭锁着众多的文化因素。

考古学将挖掘出的文化遗址分为若干地层，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遗迹，按其形成时间的早晚自下而上依次叠压，形成不同的地层，考古学家以文物分属哪一地层来判断其年代。本文借用这一理论，将社火中的众多文化因素按其形成时代的早晚区分为以下文化“地层”：

底层――社、傩文化层

中间层――亚戏曲文化层（歌舞、杂技、百戏）

上层――戏曲文化层，

扰土层――现代文化层。

一、底层――社、傩文化层

陕西社火一般以“社”为活动的组织单位.有些大的村子可以有数个“社”,分别单独组织表演社火。组织社火的机构叫“社火会”，是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在举办社火时权利极大，甚至超过于村委会。社火会的领导叫“社火头”，在民间有很大的权威，多由有声望之人担任。可以看出，这与古代社会的“社”祭礼仪有很大关系。同时，社火所到之处，家家都欢迎社火队伍中的“黑虎”、“灵官”、“关老爷”进屋，以兵器四处挥打以驱瘟辟邪。这与古代社火的假面驱傩亦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者为陕西社火最底层的文化因素。

崇祀社神是以农立国的华夏族一项重要的祭祀活动，源于一种生存依赖，是先民对土地的功利性崇敬、膜拜。《白虎通义》讲：“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万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汉代以后，祭社正式分为官、民两大系统。历代封建王朝均保持极为隆重的官方社祭仪式；而民间祭社则逐渐从宗教祭祀的意味转化为娱乐狂欢方式。如宋代诗人范成大诗：“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逞”，正是这种社祭娱乐的真实写照，也是社火的早期形态。

古代祭社都以一定的等级群体为单位。《礼记》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置社”即民间祭社单位。《周礼》规定民间以二十五家为一社。秦汉以后，民间以“里”置社。且里社逐渐由一种准宗教祭祀团体转变为辅助基层政权管理的机构。在元代，社甚至正式成为县制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专管劝课农桑。明代的“社”已经是与里、甲、图并列的基层官方组织。同时，民间“会”、“社”随着庙宇的存在而大量盛行，也是古代“社”的一种变化形式。现今社火的词义概念、组织单位、机构都可以看作是古代“社”祭礼仪的民间残存方式。

假面驱傩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历史久远的巫仪活动。《周礼》载：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是周代宫廷驱傩仪的真实写照。周代傩仪亦有官、民之分。周代民间傩仪据《论语・乡党》载：“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根据孔子身穿朝服礼迎傩队的情形，说明春秋时民间的傩事活动十分兴盛，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重视。

汉代以后，驱傩仪中逐渐增加了娱乐的成分。如《荆楚岁时记》载：

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1］

尤其在宋代，宫廷驱傩几乎就是纯娱乐表演，与现今的社火很相似。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

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崇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之“埋崇”而罢。［2］

元代以后，民间的傩仪遭到政府打压，于是逐渐融入社火之中，成为社火的一项主要文化因素。

社、傩礼仪起源的时间基本相同。在历史的长河中，二者基本呈现着平行发展的趋势。在宋以后，这种平行的趋势归于交叉、融汇，并最大程度地在社火中体现了出来。

二、中间层――亚戏曲文化层

现今陕西社火中存在高跷、信子、狮舞、秧歌、旱船等表演形式。这其实是古代歌舞、百戏、杂技的文化遗存，也是早期社火的主要表演形式。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

……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朴、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有之。［2］

这种歌舞、杂技、百戏是戏曲艺术形成的基础，因此称为“亚戏曲”文化。如王国维所讲：

（戏曲）自汉魏以来，与百戏合。唐代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宋时滑稽戏盛，又渐借歌舞缘饰故事，渐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体质遂定［3］。

亚戏曲文化处于社火的中间层，在陕西社火中不占主要位置。但在某些区域则成为社火的主要表现形式。

三、上层――戏曲文化层

戏曲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艺术结晶，是歌舞、音乐、美术、文学等诸多艺术门类互相融合的升华态。陕西是戏曲的重要发祥地。尤其是清初“乱弹”在山陕地区盛行以后，迅速影响了其它地区，对民间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及其重大的影响，也迅速对年画、剪纸、刺绣、雕塑等民间文化品类产生广泛、深远、持久的影响。现今陕西社火中最主要地反映了戏曲的诸多内容。如社火装扮的故事大量出自戏曲情节，脸谱与戏曲基本一致，而服装、道具则直接取自于戏曲。另外，社火在陕西民间又被称为“哑巴戏”，可见与戏曲存在极深的渊源。戏曲文化层是社火的文化上层，也是最主要的层位。

四、扰土层――现代文化层

随着中国社会逐渐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许多工业文明的产物也在社火中反映出来。如过去的马、牛等牲畜驮载社火改为机动车装载社火；开路的炸药火铳改为高压氧气炮；社火队伍的联络由人力改为现代通讯。社火故事中也出现了“卓别林”、“计划生育”、“反腐倡廉”等以前从未有过的内容。这一文化层在社火中所占比例不大，可以称为社火文化的“扰土层”。

综合而言，陕西社火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形式。通过上面论述，可以看出在社火这个看似“平面”的文化形式中，实际融汇了诸多“立体”的文化因素。各文化因素的起源时间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分别融入社火，且此消彼长、互相扭锁，造成对社火文化性质解读的困难。这也表明，民间文化艺术具有综合、融汇、多元的特点，绝不能作简单解读。同时可以看出，社火并非是一种封闭、保守、不变的文化形态，而是具有相当开放的文化吸纳性，任何时代的艺术形式，只要受到群众的喜爱，都可以纳入社火中进行表演。这反映了社火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刘坤、赵宗乙.梦梁录・外四种［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48

［2］王静悦、张玉春.中国古代民俗［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68，53.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