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怎样监督媒体?

当我们准备探讨如何监督媒体时,已经事先默认了一个命题:媒体也需要监督。这一似乎不再存疑的观点,在近日有关云南省委宣传部聘请媒体义务监督员的争论中,遭到了一些媒体的质疑。因此,本文将首先从媒体是否需要监督入手,然后着力探讨应当由谁来监督媒体,以及如何监督的问题。

一、是否需要监督媒体

2009年10月22日,云南省委宣传部通过当地媒体刊发公告,面向社会征集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公告称此举目的是“借助社会力量,加大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整治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四大恶疾,打造负责任的新闻媒体,着力提高云南省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吸引力”。11月9日,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向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颁发聘书,“在全国首开借助社会力量监督新闻媒体的先河”。

但是,这一做法引起了媒体的诸多质疑和反对(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被表述为“网民的质疑”),从监督媒体的必要性、合理性、正当性,到媒体监督员的身份、选拔方式、代表性,再到监督媒体的具体方式、可能产生的结果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议论。有的报道甚至把这些监督员称为“秘密警察”,这一措施是“借公众之手给媒体戴紧箍咒”。

从逻辑顺序来看,最先遭到质疑的是当前媒体是否需要监督。部分评论直截了当地否认了监督媒体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归纳起来,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当前媒体主流是好的,问题只是少数,因此,监督媒体并非当务之急;第二,公权力才需要监督,媒体不是公权力,所以不需要监督;第三,现今已有相当完善的监督方式,如宣传部和记协的监督,法律的监督,市场与同行监督等等,不需要“画蛇添足”,另觅他方。

对于第一个理由,已有评论文章反驳。比如在标题为“以新闻专业主义监督媒体”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目前的传媒生态并不健康。不少媒体,还存在追求轰动效应、放弃媒体操守和职业原则的做法”。文章还列举了最近一段时间在报道“艾滋女”、“黑砖窑”、重庆黑社会等事件中,媒体有违职业道德的诸种做法。不过,在更多公开发表的报道和评论中,承认当今中国媒体存在问题的并不多,即便承认,也多为轻描淡写的一两句,随即调转枪头批评政府。这种做法,实际上印证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媒体的一项批评:媒体并不愿意正视并改正自身问题!而这事实上进一步导致了人们对于媒体自律的不信任,转而寻求外部监督的方式,以促使媒体满足社会需要。

其实,对于媒体表现的评价,既有广大网民的即时评论,也有学者的专论、调查,在肯定近年来我国媒体在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外,批评之声从来不绝于耳。比如,陈力丹教授曾经列举传媒在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达15项之多。再比如,笔者曾统计《新闻记者》的媒介批评文章,从2002年1月至2005年10月,共刊出“媒介批评”专栏文章112篇,批评内容涉及新闻真实性、人文关怀、商业化的负面影响、价值观与舆论导向、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低俗化、舆论监督、广告、新闻来源、职业道德制度建设、知情权、新闻炒作、媒体公信力等十多个方面。

对于第二个理由,媒体不是公权力所以不需要监督,这一论断也存在问题。诚然,媒体并不具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权力,但是由于其影响巨大,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力来源,这也就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所说的“话语权”。也许,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媒体尚处于弱势地位,但这并不能成为不需要监督的理由――难道弱势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更何况,在更为弱势的普通百姓和社会组织面前,媒体又时常以绝对强势的方式,侵害他们的权益。事实上,网友边民的评论“‘媒体义务监督员’是柄双刃剑”所言极是:“如果监督员确实能代表民意,这不正是媒体所需要的一种力量吗”那些被媒体痛恨的现象,比如“法人自和新闻规律被扭曲和异化”,也可以通过监督员来纠正,“为什么不利用他们来监督媒体的‘失语’、‘失态’或者缺位呢”这其实已经属于另一个问题:监督的内容。

至于第三个理由,既有监督的效果问题,涉及监督主体和监督方式,将在随后一并讨论。仅从媒体表现和媒体权力性质来看,监督媒体并无不可,甚至势在必行。

二、谁来监督媒体

有关监督媒体的主体,在云南监督员一例中,争论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义务监督员是否有权监督媒体,二是谁来监督媒体。

有评论对于云南100名义务监督员的身份提出质疑,认为他们难以代表公众;而且给予他们监督权,是否意味着其他公众就没有监督的权利还有媒体担心,监督员将对媒体工作形成干扰,从而有损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对于这些问题,云南省委宣传部有所回应,表示监督员只是“热心读者”,不具代表身份;监督员也不能干扰媒体采访,只能通过记协反映意见。只要接受公众的媒体监督权,这些解释也并非不可接受。在反对意见中,大多数还是承认公众的监督权的,只是有些认为多此一举,并由此怀疑宣传部的用意。这一问题涉及选拔过程,留待下一部分探讨。

那么,在评论者看来,哪些主体具有监督媒体的资格呢各类文章提到的主体主要有:读者(受众)、宣传部、记协、媒体自身、同行、评议会等。在国外论及媒介监控时,通常区分自律和他律两种形式,分别对应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控。毫无疑问,受众来自媒体外部,是他律的来源之一。受众可以“以脚投票”,最不济不买不看;或者诉诸法律,通过强制权力控制媒体。前者对于受众只是无奈之举,个体作用微乎其微,除非形成合力,变成市场压力,否则对于媒体行为并无影响。而市场的调节受经济因素影响,亦多有缺陷。诉讼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则成本过高,除非直接侵权,否则对于一般事实偏差、并无直接侵权的低俗内容等,法律途径作用不大。当然,公众也可以向媒体或者记协投诉,通过内部监控机制发生作用。剩下的就只有在网上发发牢骚了。网络确实为公众监督媒体提供了平台,但网络言论本身良莠不齐,媒体更无应对网络监督的机制。

党政部门在国外一般被视为媒体控制的外部因素,但我国媒体大多还属于国有,宣传部的监督也不能说是外部控制,《中国青年报》评论说是“来自上的‘管理’”,倒是十分贴切。不过,也正是由于宣传部的主导,云南的媒体监督员才被看作是强化政府管制的又一手段。虽然伍皓解释说这是“希望宣传部门能减少一些对媒体的微观管理,因此我们更多地把一些对媒体的具体管理移交给记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让新闻媒体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但是,一些媒体仍然将其解读为“借公众之手给媒体戴紧箍咒”,视这些义务监督员为“权力代言人”、“新闻秘密警察”。

记协属于行业自治组织,一般被视为媒体控制的内部因素。但是在这一事件的媒体评论中,大多没有将其与宣传部相区分,而且在此事发展过程中,记协明显处于被动地位,更没有表现出自律的动机和行动。这恐怕与记协强烈的官方色彩有关,也与其平时在媒体监督中的表现有关。事实上,由于新闻业本身的专业化程度不高,行业协会的自律能力原本不强,这在其他许多国家也相当普遍。

那么媒体之间呢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否会导致相互的监督和批评虽然有时媒体上也有对于同行的批评,但往往遮遮掩掩,欲言又止,很少出现媒体对于其他行业那种深入尖锐的监督与批评。究其原因,恐怕还是“互相体谅”吧,用美国新闻记者的话说,则是避免“弄脏了自己的巢穴”。

也有评论指出媒体可以自己更正、纠错,自己监督自己。可是,在外国媒体上常见的更正在我们的媒体上并不多见。在美国,一些报纸为了更好地处理公众投诉、监督自己记者编辑的表现,专门设立了新闻督察员(Ombudsman)岗位,有一套较为规范、严格的处理流程。督察员不仅可以展开独立调查,而且还能够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处理意见。相比之下,我国的媒体虽有群工部之类的机构,但是在监督自身并反馈公众方面作用毕竟有限。

在有关云南媒体监督员的讨论中,有媒体提出采用许多国家/地区设立的新闻评议会进行监督。不过,他们把评议会看作是一种自律机制,则不完全准确。早年的新闻评议会,的确主要由媒体从业者组成,但是在越来越激烈的媒介批评面前,许多国家/地区的新闻评议会进行了改组,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圈外人。比如香港报业评议会的执行委员,业界代表12人,非业界代表则有15人。这种变化使得评议会更具有公共性质,也表明对于媒体的监督不能只局限于圈子内部。

综上所述,在各种监督媒体的主体中,并没有哪一种特别奏效,设立新的监督机制也不是完全多此一举。而且,社会监督的方式从大方向来说,也并无不可。真正值得探讨的是,究竟如何进行监督,即监督的机制问题。

三、如何监督媒体

既然媒体需要公众的监督,为何反对之声如此强烈有人认为是媒体的“本位思想”作祟,有人认为是因为人们对于“公权力不信任”。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说明媒体义务监督员在设计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在人员选拔上,究竟由谁来选定选多少依据什么标准进行选择在具体的监督方式上,如何保证监督员工作的常规化监督员又依据什么标准、有权对哪些问题提出批评监督意见等等。现在云南省委宣传部在选择监督员的过程和标准方面都没有明确、公开,难免让人怀疑。而且,既然旨在促进媒体自律,宣传部为何还要越俎代庖,不让记协或者媒体自己来实施这一行动

监督媒体,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因为媒体要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践行对于社会的承诺,必然需要较为自由、宽松的环境。但是,过于自由则又会导致滥用权利的后果,引发监督甚至控制的要求。这在新闻界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布朗曾经提出“没有控制的管理(control without controlling)”观点,主要还是希望通过差强人意的自律机制和作为软监督的媒介批评方式来解决媒体问题,而不是通过行政或者法律等强制手段实施媒体控制。良好的自律是避免他律的最佳手段。

也正因为媒体的这一特殊性质与要求,使得我们对于媒体的监督行动要慎之又慎,以严谨、规范的制度设计来保证监督的合理性、正当性。边民曾对云南聘请媒体义务监督员的做法提出三点建议,即体现了这种程序正义的要求:

一、义务监督员的来源、身份、结构以及遴选的程序。

二、监督报告的公开、阳光必须是刚性的。

三、应配套媒体可申诉、记协可裁决的机制。

这些建议已经接近新闻评议会的做法,把媒体义务监督员设计成为仲裁机制的一个部分,既充分发挥监督员的作用,又尽量避免对于新闻生产过程的干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不约而同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新民网特约评论员乔新生也提出类似的主张:第一,“必须充分尊重新闻媒体义务监督员的劳动,……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必须建立专门的档案,并且有专人负责回馈信息”。第二,“必须能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起到促进作用”。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监督标准,制定周详细致的新闻专业规范,否则监督员无凭无据,申诉和仲裁也无章可依。可喜的是,去年底,中国记协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条文有所增加。不过,这项准则依然是高度原则性的,对于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缺乏明确、细致的界定,更没有规定对于违反准则行为的处罚办法。因此,它还很难成为监督的依据和标准。

不过,在努力完善监督机制的同时,也有必要指出,新闻自由与监督媒体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矛盾。国外一些新闻自律实践也表明,各种自律机制都有自身的缺陷,所起作用依然有限。基于这一现实,有学者更愿意通过公开、广泛的批评和讨论来提高媒体的表现,而不是任何强制性的措施(包括一些带有强制性的自律方式)。比如美国学者兰贝斯就提倡进行媒介批评,“媒介批评的目的就是提供相当于执照的责任机制,同时能避免正式的政府权力的干预。”在公开的批评过程中,媒体从业者之间、从业者与公众之间充分交流各自的价值主张、目标诉求,求同存异,以塑造良好的媒体环境来成就媒体的良好表现。这一过程可能无法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但是比较符合新闻和媒体运作的规律。

总之,云南媒体义务监督员的构想大体不错,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过于仓促,制度设计不够完善,配套规范不完备,遭受质疑当属情理之中,但不应当成为抵制、取消监督媒体的理由。只有更加健全的监督机制,才能促进媒体有更好的表现。而公开讨论这一事件本身,也有利于社会各方明确媒体性质,共同探索符合新闻媒体规律的监督方式。■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副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本论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8JC860002;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8FCZD030)

注释:

《云南省新闻界征集百名媒体义务监督员》,云南网2009年10月21日

徐向良:《云南首推媒体监督员制度提高新闻公信力》,中新社2009年11月9日

刘子倩、张文凌:《云南省首次举行网络新闻会“媒体义务监督员”不是“新闻秘密警察”》,《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10日

参见:黄冠:《媒体义务监督员到底该监督什么》,《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11月15日;《澳门日报:保护舆论监督比监督媒体更重要》,中国新闻网2009年11月16日;潘洪其:《“媒体监督员”是不是画蛇添足》,《羊城晚报》2009年11月12日等

刘畅:《以新闻专业主义监督媒体》,《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13日

参见:Lule, J. (1992). Journalism and criticism: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Norplant editoria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9, 91-109

陈力丹:《我国传媒职业意识缺失的现状及解决的对策》,《现代传播》2005年第4期

谢静:《媒介批评在实践中发展――以〈新闻记者〉的媒介批评实践为例》,《新闻大学》2005年冬季号

边民:《“媒体义务监督员”是柄双刃剑》,/blog/499451794-1258427582

曹林:《监督媒体这事儿真不用地方官员操心》,《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11日

Hhjgwz:《云南媒体监督员政府的“新闻秘密警察”》,华声论坛辣眼时评2009年11月11日

参见:Marzolf, M. T. (1991). Civilizing voices : American press criticism, 1880-1950. New York : Longman.

参见:Getlin, J.(2000): The Critics: Ombudsman,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rch/April 2000

香港报业评议会,.hk/ch/web_council.php p=3

实诚客:《媒体义务监督员背后的监督悖论》,国际在线2009年11月10日

Brown, L. (1974). Reluctant Reformation: on criticizing the press in America. 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Inc.

乔新生:《媒体义务监督员制度要突出“义务”与“监督”》,新民网2009年11月11日

Lambeth, E. B. (1991) Committed Journalism: An Ethic for the Profession, 2nd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