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躬亲人未老愿将铁骨撑宏业

1978年9月,在中共中央关怀下,辽宁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与此同时,辽宁省委对各市县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从省委到各市县陆续安排了一批在“”中挨整靠边的老干部。在全国落实干部政策的大好形势下,1979年2月,郭峰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主持沈阳市委工作。在沈阳市委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郭峰带领沈阳市委班子从沈阳发展大局出发,紧紧抓住经济工作中心,切实关注群众生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立足沈阳实际进行经济调整

沈阳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搞好沈阳的工作,对于振兴辽宁,乃至对全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沈阳人民企盼着沈阳的振兴,党员干部希望新的市委做出成绩来。郭峰到任后,清醒地认识到:此时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艰难时期,他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上任伊始,郭峰便以向终点冲刺的姿态,像上足发条的机器高速运转,为振兴沈阳,实践党和人民的重托,殚精竭虑,谋划发展方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治市良策。

根据邓小平1978年到东北视察的谈话(即“北方谈话”)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郭峰同市委一班人,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抓紧对“”的清查工作,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推进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纠正一切冤假错案,把全市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顺利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在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工作中,郭峰等市委一班人还花大力气做消除派性,增强团结,解开疙瘩的工作,市委班子成员之间、群众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得到了化解和消除。

1979年3月,沈阳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沈阳市的经济调整问题。郭峰认为:首先要正确认识沈阳的经济特点,明确经济调整的方向和指导方针。弄清沈阳的市情,弄清沈阳的经济特点和沈阳在全国、全省所处的经济地位及承担的任务,对搞好调整是非常重要的。郭峰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把沈阳的经济特点概括为五点:第一,沈阳是以机械工业为主,门类比较齐全的我国重工业(包括军工)基地之一,也是老工业基地之一。这说明沈阳的机械加工工业能力大,基础工业、原材料工业少;重工业比重大,轻纺工业比重小;老企业多,老设备多,老工人多,老技术人员多,力量雄厚,潜力很大。第二,沈阳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多,是国家科研基地之一,担负的现代化建设科研项目较多,要出成果,出人才。第三,沈阳是东北铁路的交通枢纽,邮电通讯中心,物资集散地,流动人口多,市场购买力高,商品特别是副食品供应压力大。第四,沈阳郊区面积小,但自然条件好,二山一水七分田,适宜种植水稻、油料,也适宜发展畜牧业,有条件把副食品基地建设好。第五,沈阳是辽宁省会和两级军区机关驻地,在军事上又是战略要地,可以及时得到上级的指导和信息。郭峰认为,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沈阳市是全国、全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地,中央和省属的大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较多。这就要求发挥沈阳的优势和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保证国家有关工业产品、军工产品生产计划的完成,为全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设备、出产品(高精尖新的产品)、出科研成果、出人才。他认为,沈阳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基本任务,一切努力都要为了这一基本任务的完成。为此,他指出,在当前贯彻中央的调整方针上,既要保证中央和省属企业各项任务的完成,又要从沈阳的具体情况出发,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把全市人民最关心的就业问题,以及直接影响人民生活改善,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安定等问题作为调整的重点和主攻方向。

推动建立沈阳城市农副产品市场

197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布。沈阳市委坚定不移地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农村恢复了自留地,农民手中的农副产品有了剩余,农民开始进城出售剩余的农副产品。当时沈阳市副食品供应仍很紧张,因此,市内出售农副产品的“黑市”近30处。尽管工商部门采取“抓、撵、扣、罚”等手段加以制止,但仍不能彻底取缔,而且并遭到买卖双方的反对。此前,郭峰在省财贸办工作时,对建立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就有积极的主张,在沈阳市委讨论建立农副产品市场时,郭峰说,三中全会允许农民种自留地,他们把吃不了的东西拿到城里交换一下,农民高兴,城里居民满意,是正常的,也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应当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如果把他们撵跑了,实际上就是堵了农民的路,从客观上会影响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1979年,沈阳市委根据辽宁省委关于“市容要整顿,市场要繁荣,两者要兼顾”的指示精神,决定从实际出发,把建在城乡结合部的群众不满意的市场改建在市中心一些传统市场的原址、职工居民区和繁华街道附近。先是在市中心的大西和北行进行开放农贸市场的试点。试点一开始,立即受到群众的欢迎。接着,各区纷纷按照试点经验建立了农副产品市场。这样,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在全市5个区里开放了30多个大中型永久性市场。沈阳农副产品市场发展起来以后,郭峰对有关部门说:“开放农副产品市场不是权宜之计,它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要有长远打算。”“要逐步搞好农副产品市场的基本建设,把它纳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

沈阳是个重工业城市,群众购买力高,加上农副产品市场条件的改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经商者贩运农副土特产品到沈阳。对这样的贩运,当时争论得十分激烈。有人坚决反对,有人积极赞成。郭峰很关心这场争论,他多次深入市场,同工商管理干部一起调查研究贩运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在调查中,发现上市商品中有30～40%是从外地贩运进来的。从事贩运的人,绝大多数是农民、退休工人、社会闲散人员和待业人员。这些人从事力所能及的小量贩运,本小利微,付出了运输性劳动,挣的是地区差价,没有剥削行为。郭峰认为应把这些贩运者视为个体劳动者,坚决保护他们的合法交易。工商管理部门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意见,明确规定沈阳市场对凡是合法经营者均予以保护,只打击那些违法经营者。由于政策宽松对头,沈阳市农副产品市场越来越繁荣。

沈阳市建立农副产品市场的消息引起了全国的关注。1981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沈阳市召开全国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座谈会,郭峰在会上介绍了沈阳市开办农副产品市场的情况和经验,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上也刊发了会议情况和郭峰的讲话。

大力支持农村专业组和专业户

1979年,沈阳市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中,出现了“两组”、“一户”的形式。“两组”:一个是农业生产的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一个是养殖生产的专业组。“一户”:即专门从事饲养业的农户(农民)。“两组”、“一户”现象,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提出,搞社会主义是靠全民所有制、集体经济,还是靠单干?这样搞专业生产不是发展单干吗?不是造成两极分化吗?郭峰和市委的领导人认为“两个组”“一户”是对的。1979年12月30日,郭峰在沈阳市委召开的县(区)委书记会议上说:发展专业户适应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能促进生产的发展。抓两个“组”就是为了使农民尽快富起来。搞饲养业的专业组、专业户(人),只要我们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一不剥削,二不损害国家和集体资源,不影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们一定要支持。总之,采取什么办法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能促进生产,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我们就采取什么办法。郭峰说:“苏玉兰家庭养猪问题,《辽宁日报》在《内部参考》上发了,摆了两种意见,我是赞成这么搞的。”苏玉兰是沈阳市新城子区新城子公社六王大队六小队社员,1980年家庭养猪60头,向国家交售生猪23头,纯收入2000多元。沈阳市委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将其确定为养猪专业户,银行还给予6000元贷款扶持。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当时对此认识并不一致,有的认为是副业单干。郭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核心是解放思想,‘两户’(重点户、专业户)的出现既是对农村统一经营旧体制的有力冲击,也是农村解放思想的结果,作为党的一级地方组织应解放思想给予支持。”

1980年初,沈阳市委组织和引导各县区开展“敢不敢富,想不想富,会不会富”的讨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为过去被打成“资本主义”、“小生产”、“暴发户”的1764名社员正名,同时树立了476名饲养业和家庭副业能手、致富标兵。2月4日,沈阳市召开农业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养猪专业户苏玉兰被授予沈阳市劳动模范称号。苏玉兰养猪专业户的消息,辽宁省内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随后,省内各地农村相继出现了很多养殖业和饲养业的专业户和专业人,有力地推动了辽宁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振兴。

解决市内群众乘车难问题

多年来,沈阳城市交通客运紧张,运量与运力的矛盾比较突出,冬季客运尤为紧张。群众乘车难是全市人民关切的老大难问题。这不仅给群众生活增加了负担,也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工作和学习。郭峰一到任就听到群众的反映。为尽快解决市内交通拥挤问题,郭峰与市委班子商议于1979年11月派出调查组,会同市建委、市公用局、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对市内交通紧张情况进行专题调查研究。郭峰在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要求市委、市革委会以及有关部、委、办、局的负责人,都要亲自乘坐几次公共汽、电车,体验群众乘车难的疾苦,听取群众的意见。

领导干部乘坐公共汽、电车,了解了实际情况,使一些问题迅速得到解决,他们帮助公用局和电、汽车两个公司,解决了一些工作中的问题和职工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调动了司乘人员的积极性。同时,经过有关部门协调,调整了部分工厂、企业的上下班时间,使早晚客运高峰时间延长一小时。调整之后,沈阳市北二马路、建设大路等主要干线,早晚客运高峰时,机动车、自行车通过量比过去均衡,客流比过去分散,主要站点候车时间缩短,乘车拥挤状况开始好转。

郭峰等沈阳市委领导解决群众乘车难一事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辽宁日报》、《沈阳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香港《文汇报》分别作了报道,发表了评论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作了广播,一致赞扬这一举动。1980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今日谈”发表专栏文章说:“沈阳市一些领导同志冒着严寒,和群众一起等车、乘车,了解情况,研究改进措施。这种做法着实令人高兴。”文章还说:“领导者不可能事事躬亲,但那些呼声急,困难多的地方,总该有我们领导者的脚印。”

郭峰自1979年2月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至1980年11月调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在沈阳市主持工作时间很短。当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历史新时期,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时期从思想认识到具体方针、政策以及工作方式上都处于新旧交替阶段,计划经济体制尚未被停止,一些传统思想束缚仍很严重。当时有的人对形势了解片面,跟不上时代步伐,而郭峰在经历十年的贬黜下放之后,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步入重要领导岗位,却是别有一番认识境界。郭峰以其多年工作经验以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的战略思想的深刻理解,使他对发展经济、关注民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应用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为沈阳市委在新时期的工作开了个好头,为沈阳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