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思考

摘 要：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国民经济步入调整结构、加快转型、创新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必须以国情意识、全球视野以及改革创新的精神，从着眼于海外并购的自身发展转变和从战略上来确定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新的战略定位。文章结合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形势，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策略和几点应对措施。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海外并购 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2-046-02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形势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2000年至2006 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额迅速上升。然而进入2007年，由于金融海啸爆发，我国企业受到一定冲击，并购总额迅速回落，从153.84亿美元降至45.29亿美元。2008年，我国企业并购投资陡升到280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50%。根据数据提供商Dealogic统计，2009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460亿美元。2010年8月16日，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上海2010年上半年的中国并购交易报告指出，中国海外并购交易量明显增加，达到99宗，比2009年上半年增加52%，交易总金额达到创纪录的231亿美元，占中国并购交易总金额的四分之一，其中最大的一宗交易是中石化以47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Syncrude公司9%的股份。2011年，同中国相关的并购活动继续蓬勃发展。2012年上半年，中国的并购交易在数量上减少了33%，交易金额也下降了10%。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低迷持续对欧洲的经济大国、美国及中国本身提出挑战，并且影响了并购交易的市场情绪。但令人欣慰的是，全球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并没有严重影响中国的海外并购交易。中国2012年的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基本与2011年处在同一水平（仅下降了6%），值得注意的是，交易金额达到交易活动不甚活跃的2011年上半年的三倍左右。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点

（一）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

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已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大了海外并购的法律风险，矿产品、能源、股票、期货价格的大幅频繁波动破坏了企业估值体系，加大了财务风险和运营风险；危机中企业为自保而对某些不利于自身的信息加以隐蔽，加大了信息风险；金融危机中企业融资困难，提高了并购成本。澳大利亚是近年来中国矿产能源类企业海外并购事件发生最多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已在传媒、电信、民用航空等领域对外资的进入设限。投资涉及到澳大利亚上市公司时，即便交易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仍需要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审核。除了在澳大利亚企业中持股份比例小于15%的私营外国企业免于FIRB的审核外，其余的私有外国企业持股澳大利亚企业也需经过审核同意。对于外国国有企业，无论其持股比例大小，都需接受该委员会的审查。

（二）金融危机后并购行业分布日趋广泛， 区位选择更为合理

由于国家战略的因素和管理上的需要，资源相关行业仍是中国海外并购的重点。在金融危机前，从2005年至2006年，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与电子信息产业，与此同时，对采矿业的并购急速上升，增至44%。虽然这一时期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虽仍以能源产业为主，但海外并购已从原来的石油天然气业为主逐步转向多种矿产资源，并且采矿业领域的并购比例迅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中国共计参与了205亿美元的海外矿产收购和投资，是2002年的100倍，中国已成为全球金属矿业并购最大国。另一方面在进入2007年以后，由于国外金融业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其收购价格迅速下降，使得当年金融业的并购比例则大幅度攀升，占全年并购数目的近三分之一。2008年，医药、纺织、化工等行业的海外并购开始兴起。由于国家对矿产资源的重视程度增加与采矿类企业并购成本下降，采矿业并购比例增至33%。2009年，我国海外并购的范围几乎涉及到各主要行业。针对高科技、制造业、服装、医药、化工和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海外并购增加。例如比亚迪汽车收购日本荻原旗下的馆林工厂，吉利以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中铝和力拓共同投资开发几内亚铁矿资源，武钢收购利比里亚铁矿石项目60%股权，慧恒医药公司收购美国Portola Medical公司。2011年联想集团与日本最大的PC企业NEC达成合资协议，双方将成立一家合资PC企业， 联想将持有新公司51%的股份，而NEC持有49%股份。此外，第三产业并购比例迅速上升，表明更多行业的中国企业开始在全球市场寻求发展，海外并购的领域呈现出更加广泛与多元化。

根据跨国经营理论，通常认为海外并购当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为主。但是，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2005年，发生在亚洲的并购数占到了并购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2006年，52%的重要并购发生在亚洲，而北美洲与大洋洲仅各占10%。中国企业向海外获取技术与市场的强烈愿望使得我国的海外并购从以前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逐步转变为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与地区。到2009年，北美、欧洲与大洋洲的并购比例均在20%到30%之间，说明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在通过并购实现自身发展时，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而是使海外并购的地区选择也更加均衡。

另外，2007年前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以资源获取与业务拓展为主要目的，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经验不断积累，相比于金融危机爆发前主要集中于资源获取或业务拓展需要等单一目的的海外收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后开始将海外并购提升到战略高度，期望通过并购来实现自身的长期战略目标。

（三）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增加并购风险

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基本处于升值的态势，至2010年11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3.97%，对欧元汇率累计升值14.00%。同以前相比，中国企业目前实施的海外并购虽然在成本上有优势，但在人民币长期升值潜力的情况下，加大了并购的成本。另外，人民币升值的态势并不是针对所有的外币。人民币对英镑、港元等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基本处于升值的态势，但与日元等货币相比，人民币的汇率处于比较大的波动之中。由于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走势还不是很明朗，这会加大中国企业对日本的海外投资风险。

三、改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策略

（一）进一步调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区域和对象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已在缓慢地复苏，美国的一些企业也逐步从金融危机时期的困境走了出来，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美联储公布美国2011年经济增速达3.0%～3.6%。故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域要有所调整，即由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向东欧、亚、非和拉丁美洲转移。如中司热衷于投资拉丁美洲。这是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兴趣日益浓厚的信号。另一方面欧洲的希腊、葡萄牙以及爱尔兰等国，由于债务危机，这些国家存在更多的并购机遇。

慎重选择并购对象、掌控并购细节。金融危机使海外资产严重贬值，但是不能以价格的高低作为选择目标企业的唯一标准。在市场经济环境里，低价的东西通常价值所剩无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应重点关注两类对象。一类是海外金融机构的全球业务，而不是买壳。中国金融机构缺乏国际化经营经验，金融掌控能力相对较弱，不适合花大代价谋求控股，而应采取参股方式，注重海外金融企业长期积累的品牌、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投资价值。另一类是实体经济中的优良资产。包括对中国产业发展关系较大的高新技术、能源资源、先进制造业等。通过参股高新技术产业，从中获取品牌资源和技术，增强中国产业的创新能力；通过投资能源资源类产业股份，换取能源资源的休养生息和可持续生产能力。

（二）根据产业发展程度不同，选择不同并购模式

由于我国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形成多种不同的成功并购模式。例如海尔模式，即采取海外设厂与海外收购并举。格兰仕模式，即通过收购国外企业的生产线， 把全世界的各类生产线搬到了国内。格林柯尔模式，即在海外收购企业，利用其技术在国内建厂。万向模式，即中国生产收购国外品牌和渠道，扩大销售。中石化模式，即收购国外的能源和原材料企业。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时，要根据自身企业的状况，选择一种有利于企业的长远战略发展的并购模式。

（三）从外汇储备中筹集并购资金

截止2012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9万亿美元。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外汇储备结构不尽合理。其中美国国债、机构债比重偏高，这不利于实现资产配置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目标，有必要通过金融机构的海外并购“分流”并实现多元化。改变我国外汇储备结构是巨额外汇储备合理处置的需要。国务院2007年9月批准成立中司，是中国政府通过海外投资实现资产多元化的有益尝试。最后，有助于实现协同效应。包括：管理协同、经营协同、财务协同、文化协同等。金融危机背景下，境外并购后的整合相对容易一些，有助于并购协同效应的实现。

（四）加大政策的扶植力度，健全有关海外并购的法律和法规

企业并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并购双方独立可以完成的，需要政府的政策性指导并提供必要的扶持。政府应针对海外并购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的困难，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为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创造良好的条件。首先，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法律政策、完善对外经济管理体制、构建海外并购的政策支持体系。虽然我国已与115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是协定内容更多的考虑保护外商在华投资的权益，没有将保护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列为重点。由于国家有关海外并购的相关法律没有能够及时跟上，从而使得企业在并购过程中面临许多问题。因此，应尽快制定专门保护境外投资的法规，维护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此外，应从战略的角度，对重点领域（如能源、资源）、重点行业（如银行业）的境外并购做出具体规划。其次，加强我国资本市场建设，促进债券市场、海外市场的发展，解决海外并购的融资需求，丰富海外并购的支付手段。在我国外汇储备极其充裕的情况下， 政府外汇资金可以成为缓解企业“融资难”、降低企业境外并购风险的有效手段。特别是上述对于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高科技发展方面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外并购，国家应给予充分的支持。再次，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准入措施的制定，为国内企业境外并购储备人才；重视培育更符合国家利益的本土化的中介服务体系，包括投资银行、资产评估机构、法律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等，逐步扭转国内企业境外并购业务由外资中介机构控制的局面。此外，加强对海外并购的监管。对关系到国内经济运行的重要行业和企业的境外并购应该加强审查，避免国有资产利益损失，同时应避免出现有机会时过度境外投机和在机会过后从境外市场过度收缩而给国内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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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4）

（责编：纪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