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和《儒林外史》

产生于十八世纪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就其反映的时代跨度而言，从小说“楔子”回的元末明初写起，直到“幽榜”一回的明万历四十四年，历时二百四十八年，几乎反映了整整一个朝代的士人生活，这在前此的中国文学史上还未见有。因此，《儒林外史》可谓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

作者虽然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安排在明朝，却实实在在是他所生活着的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士人生活的图景。吴敬梓在这部杰出的小说中，描写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心灵的高尚和卑劣、理想的追寻与破灭，从而反映出生活在封建统治阶级怀柔、镇压并用政策下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或受其羁縻，或拒其牢笼，或惨遭镇压，或远祸求生。作者有讽刺也有表彰，有否定也有肯定。

知识分子并非孤立的一群人，在社会生活中必然要与各种人物有种种联系，为了多方面地表现士人的所言所行，作者不能不将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描绘了一幅十八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风情画，解剖了封建末世的腐朽与黑暗，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价值。不过，这幅“浮世绘”毕竟是士人活动的场景，主角仍然是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正如天目山樵所言：“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倡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

《儒林外史》还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其讽刺手法极富变化，摇曳多姿，“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德译本序言中说，这部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部伟大的讽刺作品，属于古代文学的杰作。过去诚然已有讽刺文学的萌芽，但它们却不能和这部作品同日而语”。美国学者亨利・韦尔斯则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足堪跻身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美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也极有特色。一般长篇小说大都通过几个主角的成长史，从而反映他们所生活的社会面貌。《儒林外史》的结构则不同，而是作者吴敬梓直接将众多人物陈列在读者面前，将这些人物的生活横断面展现出来，让读者可以认识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图景。有些论者就此责备这部小说虽言长篇，实为短篇杂凑。这种责难是对艺术结构的多样性缺乏认识。其实类似的结构在国外一些杰出的作品中亦同样存在，如时代后于吴敬梓的俄罗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曾经说过：“《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关，不能缺少。”此言用以评说《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也是颇为得当的。

除此而外，《儒林外史》的人物刻画、语言运用也都具有鲜明的特色。总之，它是一部我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出生在安徽全椒，乾隆十九年（1754）病逝于扬州，安葬在南京。字敏轩，号粒民、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其先人有参加朱棣夺皇位的靖难之役，因战功被封官千户（率卒1120人），驻地在江苏六合。后人失去官职，乃由吴凤迁至安徽全椒程家市务农为业，吴凤之子吴谦自习方药，弃农学医，家道渐丰，可供其子吴沛读书应试。吴沛屡经考试，终未获中，乃以廪生资格教书为业，并悉心教育国鼎、国器、国缙、国对、国龙五子，令次子国器专“任家政”，其余四子先后考取进士。四子国对即吴敬梓亲曾祖，且是进士第三名即探花，但其子旦、勖、三人功名不高，长子、次子均为嫡出，但仅秀才功名，幼子，庶出，但功名则为举人。而国龙后人功名在吴氏族人中最高，其五子吴为第二名进士即榜眼。吴国对长子吴旦仅有独子霖起，且又早卒，吴国对乃将次子吴勖的幼子雯延之子吴敬梓过继给吴霖起，而成为吴国对这一支的长房长孙，获得“宗子”身份。在吴敬梓曾祖及祖两代，可谓“五十年中，家门鼎盛”。但好景不常，“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兄弟参商，宗族诟谇”。及至祖辈便“有以析产言”，吴勖则“泣谢不许”。但到了吴敬梓这一辈，终于“他人入室考钟鼓，怪恶声封狼贪”，爆发了夺产之争，使得吴敬梓认识到封建礼教掩盖下的你争我夺的丑恶；又因自身功名不利，在势利熏心的社会中，不断遭到“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的冷遇；及至“田庐尽卖”，乃被“乡里传为子弟戒”，终于怀着“逝将去汝”的绝决，于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二月，正当33岁壮年，举家南迁，“百里驾此艋艇，一日达于白下”，“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的确，当其于乾隆十九年（1754）孟冬病逝于扬州，戚友金兆燕将其棺木运回南京，“生平爱秦淮，吟魂应恋兹”，叶落归根于南京，并未葬于出生之地。其实他在移家金陵后即入籍南京。陈作霖编纂《金陵通传》主张“籍贯宜严去取，氏族宜穷源流”，流寓南京人士必居一世后，方可入传。《金陵通传》中就收有吴敬梓长子吴传记。

吴氏移家南京，结交了众多的学者、文人，如科技专家周榘，颜（元）李（）学派传人程廷祚，诗人米卉、李、李本宣、严冬友，画家王溯山等等，从而扩大了学术视野，促进了其新思想的滋生；又由于生活日趋贫困，他与下层市民有了更多的交往，如道士周某、伶人王宁仲等等，体验了他们的生活，感受了他们的情状，逐渐从缙绅子弟转变成市井平民。这对于《儒林外史》的创作，无疑产生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儒林外史》是在秦淮水亭中写成的，作品中洋溢着浓郁的南京文化气息。从浙江写起，继而山东、广东、江西、江苏、安徽、陕西、四川以及南、北二京。全书五十六回，涉及江苏者五十一回，几占小说的全部，其中写及南京者三十回；叙及浙江等二十七回；安徽有十五回，但无一回写到全椒，一般研究者认为小说中的五河即借指全椒，但也仅四回而已，尤其是其中一回的回目为“三山门贤人饯别，五河县势利薰心”，显示了作者不同的倾向。

体现作者社会理想的祭泰伯祠活动，是在南京举办的，主要的倡议者和操持者又大都是江苏、南京人，极少数虽为天长人，但已移居南京，杜少卿管家娄焕文就曾劝他：“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至于散居各地的士人，如安庆萧金铉，浙江马纯上、蘧夫，湖广宗姬、卢信侯等等亦来南京与祭。祭祠目的在于“成就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但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吴敬梓逐渐认识到这种礼乐兵农的理想过于空疏迂阔，并不能补救封建末世的种种弊端。及至后来，泰伯祠已渐颓圮，当年主持活动的“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显然隐示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吴敬梓并未终止他的探寻，又发现“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即“四客”季遐年、王太、盖宽和荆元，他们都出自社会下层，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敢于傲视权贵，自尊自重。虽然小说中仅有最后一回描述他们的活动，但却显示着新局面的出现。作者不断从社会上层到社会下层探寻出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珍视的，最后寻到的“四客”均是生活在南京市井中间的道道地地的南京原居民，南京深厚的文化积淀的确给予吴敬梓极其深厚的影响。

在《儒林外史》中还描写了南京城垣宏伟，景色秀丽，市面繁荣，商业兴盛，人才辈出，文教发达，戏班、寺院，无处不有。正是这样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吴敬梓这样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不但属于南京，也属于全国乃至全人类。1984年在纪念他逝世23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笔者即倡议修复秦淮水亭，经过十年的呼吁（除学术会议上提出外，又在省政协六、七届会上写提案），得到市政府的答复、市委书记的批示，终于在淮青桥附近修建了水亭，并应邀撰写了《秦淮水亭重建记》，勒石为碑，树于园内。《江苏政协》还约写记其事的文章，全国政协主编的《人民政协记事》辑入该文。秦淮水亭的修建可谓已载入史册了。今年为吴敬梓逝世260周年，有关部门拟修葺秦淮水亭，乃应邀作此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