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临在西安事变中“救蒋”一段秘闻

1986年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台湾当局举行研讨会、报告会，大事宣传。其时，万耀煌将军的遗孀周长临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西安事变身历记》。顿时又成为热门话题。台湾的《中央日报》《联合时报》《传记文学》等报刊均加以转载摘载，周长临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女性也一下子广受关注，成为新闻人物，友好熟人和记者纷至沓来，打破了来台北复兴街万宅的冷寂。

西安事变发生时周长临恰巧也在西安，下榻于新城饭店，与丈夫万耀煌和及十多位中央将领同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部队羁留。这次“兵谏”的目的是逼几年来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改弦更张，联共抗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由于行动策划周密，又很突然，前来西安部署打红军计划的及蒋百里、卫立煌、蒋鼎文、郭寄峤、万耀煌等大员、随从全部被扣在西安。消息传开，震惊中外。南京的中央政府完全乱了阵脚，而社会上反应则不一，广大爱国进步学生力主抗日，得此惊人消息，极为振奋，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军民亦是奔走相告，一片欢腾。这次被羁留西安的军界大员几乎都是单独外出，那么何以万耀煌却带上夫人同行呢？这倒并非万氏想搞特殊化，而是因为周长临早就想实地考察西安等地的女师教育，也算顺道吧。而且，万耀煌的二十五军就驻扎在距西安很近的咸阳地区。周长临的亲友中有十多人的子弟在二十五军当兵或当军官。她受亲友之托也想在完成考察后去咸阳探望这些青年人，仅此而已，万没想到才到西安没两天就和夫君及为首的中央将领们身陷囹圄，吉凶未知。朝朝暮暮，古都西安都笼罩着紧张不安的气氛。市民学生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激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西北军、东北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真不知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事。

周长临在她写于半世纪后的回忆录中一再称：她感到非常之气愤，认为张杨此番扣押党国领袖和一干大员实为无法无天，冒险妄为，是绝对的乱来。她在房间里骂，在走廊里也骂，骂张学良、杨虎城“谋逆犯上”，又骂陕北的共产党，认为是中共在幕后操纵张、杨两将军的兵谏行动。周长临自认为是知书识礼、通达政情的人。她不能理解的是失去自由的军界大员们似乎大都保持沉默，对被羁留的反应并不很激烈。她着实很为的安危担忧，因为街头学生民众的愤怒口号声浪都是冲着来的。她很想做点实事，为国分忧，为领袖解难。她是女性，又不是什么重要官员，相对而言，在新城饭店和西京招待所她都享有自由。她被允许与万耀煌共住一套房间，甚至可以串串门。有几次周长临居然披着上海女式大衣下楼，去外边街上买些点心，武装警卫们居然并不细加盘问就挥手放行。她注意到这一情况，告诉了万耀煌，他只是苦笑而已。夫人行动较自由又与危局有什么关系呢？

万耀煌，湖北黄冈人，字云樵，晚年自号砚山老人。早年从军，戎马生涯十余年，步步升迁，倒也一帆风顺，是湖北军界知名将领。他治军还是有些能耐的，待人也较宽厚，且交际广。1927年，万耀煌率领鄂军十一师参加北伐诸役。1927年夏“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万耀煌向表达忠诚，所部被改编为二十七军。万任六十五师师长兼代军长，在1929年爆发的蒋桂战争中出过大力，后又率部参加中原大战。1935年4月授陆军中将。10月任二十五军军长兼第五纵队司令暨第二绥靖区总指挥，奉之令，全军开赴陕西咸阳，负有监视东北军主力的使命。二十五军装备尚算精良，兵源又充足。当时，视这个军为自己的嫡系，特从江西调过来协助胡宗南部队给东北军施压。他是一心想通过强逼东北军和西北军打红军，并消耗张、杨两部的力量。其目的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

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则决非偶然，被羁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们都是惶惶不安，却又无计可施，最担心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南京调兵遣将，出动讨伐军，进攻西安，大战已是一触即发。他们唯有听天由命。周长临从夫君口中了解到：他们大都认为少帅张学良并无杀害的动机，也只是逼他抗日而已。须知自打1929年张学良在沈阳宣布易帜，归附中央以后，他与关系日趋亲密，被任命为全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兼执掌东北军政大权，军职之高，仅仅在之下。

文武大员们认为杨虎城就不同了。他一直占据西北二省地盘发号施令，不买的账。他拥有七万部队，历经征战，有较强的战斗力，而且杨虎城思想左倾，其第二位夫人谢葆贞原先就曾是中共党员。杨虎城与又素无历史渊源，仅是一般上下级隶属关系而已。他极可能是西安“兵谏”行动的主导者。其时西安城内外就驻扎有杨虎城一个师又加一个旅的部队，似乎控制了局势。周长临脑瓜子蛮灵活，还真有些胆识。她提出当此危难之际，得立即有所动作，改变西安城内外东北军与西北军力量的对比，顶好能让咸阳一线的二十五军南撤，并放开关卡，放驻扎在咸阳附近的东北军主力于学忠五十一军进西安，以增强张学良的地位和话语权，这样的人身安全便有了保证。

有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万耀煌本是因紧张压抑而终日长吁短叹，头昏脑涨，夫人的计谋令他精神为之一振。因为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半个月，于学忠就曾与万耀煌交涉，表示张学良希望万部让路，好让五十一军移驻西安，但被万耀煌客气而坚定地拒绝了。他表示：他必须得到军政部的命令方可移防。眼下，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惟有实干才是有意义的。万耀煌在自己房间里给咸阳的二十五军夏代军长写下手令，而后看了又看，小心地折叠好信纸，交给了夫人。

事不宜迟，周长临当日中午吃过饭后便离开了武装军警把守的新城饭店，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即取道出城。周长临匆匆赶到咸阳的二十五军军部，见到夏代军长、马参谋长等将领，出示了万耀煌的手令，他们似乎意识到事关重大，很是重视，紧急召开了军务会议，向各师旅传达了万军长手令。次日，全军分三路，依次南撤。于学忠因已接到夏代军长的通知，可谓正中下怀，立即带领全军官兵（连同接受于指挥的黄贤安任旅长的东北军炮兵旅）分成两路，浩浩荡荡地经过咸阳，经公路前往西安。于学忠身为军长，不乘军车，而是全副戎装，大步行走在部队前列。他的身后是军部警卫连和机枪连，军容之严整，气势之雄壮，甚至超过万的二十五军。

对于学忠也作些简略介绍：于是山东蓬莱人，1890年生于辽宁抚顺。久历军伍，秉性刚毅。他原为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将，1927年5月，吴佩孚失败后于学忠改投直鲁联军，任十五军军长，后又为保全实力依附奉系，很受、张学良父子的赏识与信任，认为于是能独当一面之将才，任二十军军长。不数月升任陆军中将。被日本人设计炸死后，于学忠于1928年冬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辅佐张学良平定内患，稳定东北三省局势，出力颇多。1930年9月，于学忠率军入关，出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威震一方。“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9月，于学忠兼任河北省主席，这很显然地表明，他已受到南京高层的看重。张学良更是很倚重他，视为左右臂，遇大事必与于学忠密商。长城抗战后，旧属西北军的宋哲元二十九军因在抗击日军的血战中屡次取胜，打出军威，为给予牵制，任命于学忠为华北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五十一军军长。1933年6月，又让于兼任天津市市长。两年后，于学忠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调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当年冬，于又改任西北“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同时又任命于学忠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同月于还当选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其地位仅次于张学良。

于率五十一军入驻西安后，明显加强了张学良的政治筹码，这也是事实。张学良显然更听不进杨虎城和中共负责人的忠告，且与杨虎城的分歧更深，几天后就决定放出及一干军事大员。而且，他居然以“赔罪”的姿态，陪同登上飞机，一道飞返南京，铸成了他一生的悲剧……张学良临离开西安前夕，特下达手令，命于学忠全权节制东北军各师旅，给予了特殊的信任。西安事变获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在南京先被软禁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后又受到军法审判，从此身陷囹圄达半个多世纪。于学忠则被撤职留任，一度风光不再。但后来没有和他过不去，只是已没有实际上的军权。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十三万东北军被分配到六个战区参加抗日，其整体已不复存在。

万耀煌去台后，曾担任以为院长的“革命实践研究院”院务委员兼主任。1953年病辞，奉调为中央评议委员，挂个闲职而已。他于1977年1月31日病逝，终年86岁，著有《万耀煌回忆录》《砚山老人杂忆》《参加辛亥武昌首义记》等五本书。周长临晚年与夫君早年学生查显琳（笔名公孙燕）交往颇多，缘因查在1944年读成都中央军校时，万是教育长，对他关爱有加。上世纪70年代，查显琳曾出任台湾驻新西兰、美国等国陆军武官，与师母周长临常通书信。也正是在查显琳鼓励下，1986年，周长临写出了《西安事变身历记》并出版。当时在西安事变中被羁留西安的及中央将领几乎均已辞世，只有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郭寄峤（他的女婿郝柏村曾任台北“总统府”侍卫长，八十年代初担任过“行政院长”）尚健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以及蒋鼎文留下的回忆录均提到周长临在西安事变中秘密送信一事。郭氏称“万耀煌夫人最勇敢，亦敢说话，在这一事变初期严重关头，她曾遵令将驻咸阳万军密行南移，让东北军一部进驻西安，抑压杨虎城之凶恶手段，对维护蒋公及中央将领安全颇有功劳……”这是对周长临回忆录可信性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