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夏同龢《状元策论答卷》的政治哲学思想

内容摘要：夏同龢为贵州历史上两个状元之一，其《状元策论答卷》与光绪帝当时维新变法的思想相近，从“求才”、“经武”、“绥远”、“理财”四个方面阐述了执政及变法之要，通篇洋溢着爱国、务实、变革、维新的思想，有较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

关键词：夏同龢 状元策论答卷 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84-87

夏同龢（1868-1925），字用卿，自号狮山山人，贵州麻哈（今麻江）人。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举于乡，翌年戊戌（1898年）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庚子（1900年）典试湖南，其后任北京政法学堂监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东渡日本考察学习，主修经济建设科目。民国元年（1912年）回国，先后任湖南省国税厅筹备处处长、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佥事、参事、国会众议院议员、江西省实业厅厅长。民国14年（1925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7岁。1999年麻江“夏状元第”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已维修开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同龢在北京保合殿考场所作的《策论答卷》凡两千余言，中心突出，思想深刻，张弛有度，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深得主考官、阅卷官的厚爱，被光绪皇帝亲笔御点为戊戌科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大魁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不用八股文答卷的第一位状元，同时也是贵州历史上仅有的两名文状元之一。夏同龢的《策论答卷》之所以受到光绪皇帝的青睐，主要是因为所论述与光绪皇帝当时维新变法的思想相近，同时这篇策论从“求才”、“经武”、“绥远”、“理财”四个方面阐述了执政及变法之要，通篇洋溢着爱国、务实、变革、维新的思想，有较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对此，笔者根据夏同龢的《策论答卷》原文试作一粗浅分析，以就教于同仁。

一、万事万物皆变化。《答卷》开篇即言：“天下之事，百变不能言也，天下之患，百变不能知也，然则天下将奚治？”要治理天下，首先要立足于承认天下的万事万物莫不是在变化之中，正因为变化无常，故而有“百变不能言”、“百变不能知”之虞。夏氏的这一思想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易经》哲学的变化观，用矛盾运动的观点来观察事物。《易经》的书名曾被解释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说文解字》引《秘书》），承认万事万物都有阴阳矛盾对立。故自古以来的政论家都主张“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尚书·周书·周官》），要治理天下国家，必须要根据阴阳的变化来作出举措。因此事物的变化发展也就是必然的，是故易一名而三义，变易不易简易也，即变化的道理是千古不易的，也是最简单最清楚的。所以夏氏赞叹光绪皇帝的日新又新的革新变化的立场和作为：“躬圣哲之资，荷艰大业，揆文奋武，日新又新，置特科，吁贤俊，以德礼化干戈，固已四海归心，群黎遍德矣。乃圣怀冲挹，犹孜孜焉，举求才、经武、绥远、理财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当时社会上有变与不变的两种不同发展观的论争。维新派主张维新变革，将西方的进化论与中国《易经》的变易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包含着若干“全变”的质变观点。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尽管采取了“托古改制”的形式，但是其内容与传统的改良主义式的变法有所不同。他全面地论证了“天道可变”的思想，在“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进化说的旧形式中增添了近代进化论的新内容。康有为的这种变化观为当时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他在《上皇帝第六书》云：“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而谭嗣同则阐述了“天地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的”猛进思想。显然维新派的这些思想对夏同龢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效法后王，与时俱进。根据光绪皇帝求才、经武、绥远、理财四大块变法内容，夏同龢阐述了自己“法后王”的政治主张。既然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变化无常的，那么怎样来治理天下国家呢？夏氏认为“法则治”，即依法治国。那么是依何法来治理天下国家，历史上有两种观点：荀子曰“法后王”，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那么到底根据那一种方法呢？夏氏支持荀子的观点。在历史上荀子针对孟子“法先王”的思想，提出了“法后王，一制度”的主张：“百王之道，后王是也。”（《荀子·不苟》）“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荀子·非相》）一般来说“后王”是指当时有所作为、雄才大略的君王，“法后王”的思想正是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历史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被历史上很多追求改革、谋求变法的思想家所首肯和发展。如韩非子认为：“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提出根据盛衰存亡之理来“变古易今”，古今异势，因时变法，反对法先王，指出上古之先王离开当今社会几千年，没有可供参验的资料，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统治措施也要作相应的改革，显然这种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夏氏也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言为治不必遵成法也”，“圣人立法，不能知其弊于万事之后而豫防之，恃有因时补救之而已”，“古今异势，张弛宜然”。正因为如此，使夏同龢比起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来，拥有更开阔的眼界来观察和探究国家的兴衰本末，从而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开出自己的药方。

三、循名核实的识人之道。夏同龢认为要治理天下，贵在选得人才，而求才之道又贵在循名核实：“时议即变，果遂不至空言乎？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试以时艺而人才自兴；不能责实，虽制度日更，于造士终无所益。昔臣如舒赫德等，亦曾以废时艺为言矣。而列圣终未之变者，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是以责实，亦未尝不可得人，则莫如循名核实之为愈也。我皇上登明选公，量能授职，即可举中，何尝不可收奇杰之士哉？”苏轼的责实思想实际上是根据韩非子的思想而来的。韩非子认为，君王要治理国家，必须考察臣下的才能，要“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这是人君督察臣下的方法。君主授予臣下官职的职务是“名”，任职的人是“实”（也叫做“形”或“刑”），君主按照官职之“名”的职责，来考察在职官员的工作情况（“实”），名实相合则赏，不合则罚，这就是韩非子的“刑（形）名之术”。夏氏接受了这种思想，主张循名核实，不尚空谈，甚至在当今之世“臣工不必侈言变法，惟事事综核名实，奉法而力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