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作者是谁?

〔摘要〕 明代袁宗道说：“长孺非游闲公子，其胸中磊块甚，姑托游闲以耗磨之。”袁宏道说：“若长孺死，东南风雅尽矣！”其妻说：“吾夫风流命世，儒雅超群……留千百载文章，声价濡毫伸纸，与祝枝山文征明齐芳。”李贽也称赞他是“麟凤芝兰”。他勤于著述，却著而不署。他就是“廿公”、“笑笑生”――一位反道学的斗士邱长孺。

〔关键词〕 兰陵笑笑生；廿公；楚邱；彭好古；李贽；大头巾；假道学

一、《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金学”界历来说法不一。有王世贞、贾三近、屠隆、李开先、徐渭、王稚登、冯梦龙、李先芳、沈德符、丁惟宁、汪道昆、翟銮、卢楠、金吾戚里、绍兴老儒、李卓吾、袁宏道、汤显祖等等多达八十几说，[1]（111）几乎从嘉靖到万历间主流文化中的“大名士”都被“猜想”到了。所有推测，皆由明代学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中的一句话而来：“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其实，他也只是“听说”，并无实据。然而，误导既出，“猜想”不断。其中，以“李开先说”、“王世贞说”、“屠隆说”讨论最为集中、热烈。然而，多数“猜想”都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这就是作者创作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其作者的思想倾向应该并非“主流”而是“异端”。如“前七子”和“后七子”都承程、朱理学一脉，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文艺创作上走的也是一条复古、拟古之路；而《金瓶梅》则是以“人欲”抗“天理”、以“性灵”反“拟古”的。很难想象，处处重“名教”，步步践“复古”的人能写出反道学、反拟古而“绝假纯真”的作品来。至于，将“兰陵”作地名，按图索骥地认定作者是“兰陵”籍贯的某某的论点，更不值一驳，因为作者不会蠢到甘愿束手就擒的地步，犯错的倒是中了他圈套的人。依创作的思想基础而论，几近于答案的倒是“李贽说”与“袁宏道说”、“显祖说”，其依据恰恰是他们倡“童心”、抒“性灵”、反道学的启蒙精神。然而，新发现的大量历史事实却指向了他们的好朋友“廿公”。

《金瓶梅词话》卷首有三篇序跋，其作者一为“欣欣子”，一为“东吴弄珠客”，二者皆为“兰陵笑笑生”的好友，只有“廿公”才是“兰陵笑笑生”本人。

“廿公”是谁？《金瓶梅词话》卷首《跋》写道：

《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讵公寓言，盖有所剌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

廿公书

在这里，“廿公”申明了著书的“善”意，并希望理解其悲悯情怀，将书传下去。行文冷静深沉，情真意切，却隐去了真名。那么，“廿公”是谁？他就是“楚邱”。

“楚邱”又是谁？《麻城县志・康熙九年刻本》载：

邱坦，字坦之，号长孺，齐云子。少驰声艺苑，极为袁玉蟠（袁宗道）伯仲所赏，他如董思白、陶石篑、黄平倩、顾开雍，皆乐与之友。游踪遍南北，凡湖山名胜，于时交同趣。品竹弹丝，推花评鸟，俱臻佳妙。翰墨效赵文敏、米南宫，至挥洒少年场，千金立尽，有李太白之风。后就武得隽，官海洲参军，告病归。有南、北游稿，楚邱、度辽诸诗集[2]（84）。

“楚邱”共二十划，故名。 “廿公”同“兰陵笑笑生”一样，都是“楚邱”的化名。

“楚邱”长孺的文学素养可以在他妻子刘孺人的《荐夫长孺先生文》得到证明：

痛念吾夫，风流命世，儒雅超群，业缵箕裘，名高祖祢，梦回蕉鹿。叹十一年戎马，功名技擅雕龙；留千百载文章，声价濡毫伸纸。与祝枝山文征明齐芳，选妓征歌在梁。伯龙汤义仍让美，碧水丹山供泛宅。越棹吴航，淡烟浅草，事征车燕云朔雪。我公不事生人业，如何岂同儿女情！自青朱颜，平安两字封鸿雁；迨庞眉皓首，宁馨百子虑螽斯。虽日G彼小星，无奈穷于大数。方拟膏肓泉石，鹿门道士共逍遥；讵意惨淡帘栊，鸾镜台前先断绝。往昔羁留异国，终想归期；纵使愁叹空闺，还凭远信。于今莫卜金钱，杳杳冥冥知何处。从此体招彤管，酸酸楚楚寄谁人！[3]

刘孺人是刘金吾（承禧）的妹妹，这在冯梦龙写的《情史・情爱类》里有明确记载：

“邱长孺，名坦，楚麻城世家子。性喜豪华，尤工诗字。其姊丈刘金吾，亦崇、恺之亚也。先是吴中凌尚书云翼，以坑儒挂弹章。长子廷年，官锦衣都中，行金求免。刘以僚谊，贷之数千。已而，两人者皆罢归。时吴中女优数队，白姓最著。其行六者善生，号为六生，声色冠绝一时，凌与狎焉。闻刘有游吴之兴，度必取偿，乃先居六生为奇货。刘既至，六生以家姬佐酒，清歌一发，四座无声。刘惊喜欲狂，愿须臾获之，不复计明珠几斛。凌俟其行有日，杂取玩器辅六生以往，刘为焚券而去。刘本粗豪，第欲夸示乡人，无意为金屋置也。比归日，索六生歌娱客。楚人不操吴音，惟长孺能。以故长孺以六生遂以知音成密契。每在夕，目授心许，恨开笼之无日也。久之，刘意益怠，长孺乃乘间请偿金，如凌准数而纳六生为侧室。刘亦浮慕侠名，即日遣赠。长孺大喜过望，自谓快生平所未足。而六生亦曰：“吾得所天矣。”

居无何，客或言此两人先有私者。刘怒气勃发，疾呼六生来讯，不服，鸩之。长孺适在乡，闻报驰马亟归，哀乞其尸。刘愤然曰：“人可赠，尸不可索得也。”长孺致五百金赎之以归。面如生，惟右手握固。长孺亲擘之乃开。掌中有小犀盒，盒内藏两人生甲及发一缕。盖向与长孺情誓之物也。长孺痛恨，如刳肝肺。乃抱尸卧，凡三宿，始就殓。殓殡俱极厚。事毕，哀思不已。曰：“吾见六生姊娣，犹见六生耳。”乃携千金至吴下，迎白二，同栖于张氏之曲水堂下。复进其妹十郎。十学讴于二，故相善。两姬感邱郎情重，愿为峨皇之从。事未成，而十郎适以谑语取怒于居亭主人。主人漏言于白氏，白乃率其党百人，伺长孺早出，突入其舍，于衾帷中赤体劫两姬去。长孺恚甚，将讼之长洲江令。令楚产也。长孺谋之朱生。朱生曰：“徐之，且不必然。”乃以危言动白氏，俾以二归长孺，而薄其聘。长孺乃罢。

又数年，刘金吾有姻家为云间司李，乃复为吴下游。而白老适坐盗诬，丐刘为雪。事定，具觞楼船中，使十郎称谢，因留宿。中夜，十郎讯及长孺。刘曰：“吾妹婿也。”十郎谈及往昔，泣下不止。刘慰曰：“无伤，在我而已。”乃密戒舟人挂帆。觉而追之，则在京口矣。白夫妇叩头固请，刘曰：“汝女与邱公，有语在前，吾当成之。今偿汝百金，多则不可。”夫妇持金哭而返。刘竟携十郎归楚，送长孺家，曰：“吾以谢六生之过。”

子犹氏云：“余昔年游楚，与刘金吾、邱长孺俱有交。刘浮慕豪华，然中怀麟介，使人不测。长孺文试不偶，乃投笔为游击将军。然雅歌赋诗，实未能执殳前驱也。身躯伟岸，袁中郎呼为‘邱胖’。而恂恂雅饰，如文弱书生。是宜为青楼所归矣。白二墓在城外之五里墩，而十郎竟从开x之命。盖十郎性轻，遇人辄啼。少时，属意洞庭刘生，强使娶己。及度湖，遂凄然长叹。年余复归于白。未三月，遂为金吾掠去，依二以居。二死而遂去之。杨花水性，视二固不侔矣。长孺夫人，即金吾娣，亦有文。所著有《集古诗》及《花园牌谱》行于世。” [4]（89）

刘孺人的祖父刘天和（字养和）正德三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迁兵部尚书，加天和太子太保，荫一祖子锦衣千户；刘承禧万历八年九月武举会试状元，官至锦衣卫（金吾）都督同知，好古玩收藏。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中有载：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1606年）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5]（2584）

据此，学界都认为刘承禧是《金瓶梅》最早收藏者。然而，对刘承禧丰富收藏，人们知之尚少，如《时晴快雪贴》上有“天下书法第一，吾家书法第一。麻城刘承禧永存珍秘”的字样，峭跋《时晴快雪贴》文曰：“余与刘司隶延伯寓都门，知交有年，博古往来甚多”。明人臧懋循在《元曲选》序言中说：“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五十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因为校订。”臧又说，刘氏藏本“其支取出汤义仍（显祖）手。”可见，《元曲选》中的许多曲目，来源于刘承禧收藏的元曲抄本，且均录之于御戏监，即宫中戏班演出本，可见其所藏之珍、之多了。刘孺人（注：孺人，是邱长孺“就武得隽，官海洲参军”后，依制封号）是刘承禧的妹妹，且是个很有才华的大家闺秀。她善诗文，懂音律，著有《集古诗》及《花园牌谱》。不难推知，这与刘承禧丰富的元曲收藏有极密切的关系，也与《金瓶梅》中大量引用十六世纪时戏曲小调十分吻合。看来她不仅是邱长孺的“粉丝”，还是《金瓶梅》创作的合作者。

邱长孺与“公安三袁”是至交。邱长孺小袁宗道三岁，长袁宏道六岁。万历二十一年四月袁家兄弟三人同赴麻城拜李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人）为师时，邱长孺曾邀请他们到家作客，并一见而定终身之好。袁宗道对邱长孺评价极高，他说：

“或曰邱长孺游闲公子也，或曰邱长孺非游闲公子，其胸中磊块甚，姑托游闲以耗磨之。余谓前论得邱肉，后论得邱骨矣，尚未及彼焦腑也。盖次人焦腑包络甚密，非饮上池水，不可见。不可见则长孺止一游闲公子，何磊块之有？若余则见长孺之骨矣，又见长孺之焦腑，又见长孺之真于长孺焦腑之外。夫长孺焦腑之外度长孺，且不自知而其交游，又安从知之，以长孺所不自知，及交游无所从知者，而余独悉知之。而深言之，则闻者不以为妄，必以为夸，不如姑论其诗。其诗非汉、魏人诗，非六朝人诗，亦非唐初盛中晚人诗，而邱长孺氏之诗也；非邱长孺之诗，邱长孺也。虽然以此论长孺诗，以此论长孺，俱在焦腑之内，犹长孺所能自知者。盖诗固不尽长孺，长孺所能自知，亦不尽长孺也。” [6]（596）

袁宏道的评价是：

“邱郎所喜者豪侠之客、妖冶之容、山水之盛……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不知此者，决不可观邱郎诗，邱郎亦不须与观之。” [7]（294）

万历二十三年，宏道正在吴县县令任上，得知邱长孺大病，十分焦急，秉笔写了著名的《与邱长孺书》，信的开头说：

“闻长孺病甚，念念。若长孺死，东南风雅尽矣，能无念耶？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家弟秋间欲过吴。虽过吴，亦只好冷坐衙斋，看诗读书，不得如往时，携侯子登虎邱山故事也。近日游兴发不？茂苑主人虽无钱可赠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饮，太湖一夕水可游，洞庭一块石可登，不大落寞也。如何？” [7]（285）

作为享誉海内文坛旗手的袁氏兄弟，如此交口称赞邱长孺，一方面说明长孺文学造诣确实不同寻常；另一方面说明邱长孺在文学原野上，也是“独抒性灵”一派勇敢的开拓者。

二

《金瓶梅》虽以“兰陵笑笑生”署名，但是，还是有些人清楚“笑笑生”是谁，麻城彭好古就是其中之一。据《麻城县志・康熙九年版》载：

彭好古，号熙阳，万历进士，知歙县，选御史佥事，刚方正直，风格

古人，弟遵古号旦阳，乡会同榜，官尚宝卿，山东主试，有文名始，兄弟家贫力学，激昂青云，兄训弟颇严，事兄惟谨，终身为师。[2]（84）

彭好古，字伯]，号熙阳，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任歙县县令，万历二十年（1592）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万历二十一年（1593）任四川按察司佥事。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甲库善本业书172-174页《程氏墨苑・卷八・侍御羲阳彭公书》中，有歙县县令彭好古写给墨商程大约的一封信，即《侍御公羲阳彭公书》和程大约请彭好古撰的《墨苑序》，信的内容是：

所刻《墨苑》甚善而《序》不足以称之，不揣作《序》寄览，倘以为是，附刻可也。刻完幸寄二三本，为老丈广其传。佳墨可无赠乎？闻近时赠人止一二笏，亡论谢序。当多儿辈、孙辈、朋友辈、亲戚辈，须多得，方足分人。笑笑生七月中行矣，老丈果来，当以月初，迟则无及也。[8]（172～174）

《墨苑序》节录如下：《墨苑》者，程氏君房署其所制墨图，暨海内名人士之搦管品题者也。以其备也，故称苑也。……万历辛丑季夏廿日楚黄亭州一壑居士彭好古伯]甫书于古西湖之悦心楼。[9]（286）

“楚黄亭州”即湖北黄州府麻城，后周时麻城称“亭州”。程大约请彭好古为《程氏墨苑》作“序”明显带有商业目的，也就是，借县令声望为“程墨”作一回广告，以扩大其影响。这封信与“序”透露出四条信息：第一，程大约想利用名人效应，通过彭好古见见“笑笑生”，或请为《程氏墨苑》作诗题词；第二，程大约知道“笑笑生”大名，并阅读过《金瓶梅》，只是未见其人；第三，彭好古为成人之美，十分具体地安排了笑笑生与程大约杭州相见的时间；第四，彭好古与“笑笑生”的关系非同一般。

彭好古与邱家的亲密交往，早在邱长孺父亲在邱谦之（齐云）念私塾时就开始了，因为彭好古是麻城人，与邱长孺的父亲邱谦之既是同乡，又是同学。

关于邱齐云《麻城县志・康熙九年刻本》有载：

邱齐云，字谦之，号岳泰。嘉靖进士，官至太守。年三十八即致仕，耽情诗酒。尝柬友人云：“归来三径幸松菊之未荒，读罢五车笑竹蒲之犹系。”其逸致类如此。刻有《吾兼亭集》、《粤中稿》。

邱谦之三十八岁罢官，是因“守忠州”的父亲邱梁“妄议”朝政，激怒张居正而引起的。邱谦之去世后，邱长孺托歙县县令彭好古作介绍，特请新安名绅汪道昆（字伯玉，号南溟、太涵）为其父撰写墓志铭。汪道昆与邱谦之相识，又对彭县令十分敬重，称其为“彭君”、“彭令君”。《汪太函集》中存有《彭令君纪政碑》、《彭令君遗爱碑》、《彭令君归觐序》等文。现将汪道昆写的《明二千石麻城邱谦之墓之铭》截录如下：

余贰邦政，盖与王太仆元美同朝。元美弟在直庐，余弟仲淹在胄子，二仲故相友善，并善丘谦之。谦之弱冠举麻城，再与计偕，成进士，出为富顺令，以课最进度支郎，部尚书阳城王公多谦之，诸章奏悉出谦之手。谦之故工词赋，雅慕杜陵，署中署一亭曰“吾兼”，则以吏隐自命。出就舍，日与二仲若李临淮、刘司隶游。二仲各誉谦之于伯兄：“楚之良也。”余自楚行部入，故习谦之。太仆车出市中，一郎引避，问知其为邱郎也。下车召之，谦之谢曰：“齐云谬当长者车，罪无所避。”太仆执手相劳，诵其诗曰：“‘一径一花色，无时无鸟声。’今见其人矣！”

……时谦之父自别驾守忠州，上故相书论时政得失，江陵恚甚，立罢之，且及保宁皆不免。时谦之未及强仕，脱h而归，日侍庭闱，修孝养。母弟在系，逼岁除，谦之叹曰：“满堂皆欢，坐有向隅之泣，弟居圆土，吾何以奉父母欢？”遂躬诰士师，愿与弟卒岁，郡守高谦之义，治具肃之。谦之谢曰：“吾所以来，不忍吾弟独也。脱应君侯召，谁其吊幽居？”郡守叵，致请室中，乃太息曰：“长公难为弟矣。”弟当诣御史对簿。谦之奉太夫人护女弟，舟行中流，舟忽破将沉，力负太夫人登彼岸。行三数里，得民家炀衣，既而徒属及补被皆沉，留三日始得去。人言谦之故任放，其孝友则天性云。

……谦之与彭令君同学，其生也岁月同，令君之言曰：“谦之高步而轨人伦，多才而退让，名高而务折节，玩世而有容。其与人俱，如太牢，AA望人之腹，壹禀於无心耳！”知言哉！谦之子坦有父风，受室刘司隶。乃今未及树府君墓，走太函而请志、请铭……[10]（3556）

这篇“墓志铭”说明：第一，彭好古与邱长孺的父亲邱谦之同乡、同庚、同学，一起为官为宦；第二，彭好古对邱谦之有透彻了解，所以对邱谦之评价准确，与汪道昆的看法完全一致；第三，“谦之子坦有父风”一句，不但表明汪道昆对邱长孺十分了解，还说明汪道昆、彭好古对邱长孺这位大才子十分赞赏与爱怜；第四，“笑笑生”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誉。换句话说，《金瓶梅》已在士人间流传，对“笑笑生”的秘密心照不宣；第五，邱长孺（坦）之妻确为“刘司隶”之妹。

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彭好古笃信道教，著有《道言内外秘诀全解》、《古文参同契玄解》、《悟真篇批注》、《金丹四百字》和《易钥自序》、《悟真篇补注序》等道教著作文章。他多次应“笑笑生”之邀作“序”，即《金瓶梅词话》欣欣序，以及下面将论及的《遍地金》序和《山中一夕话》序。这“三序”都直呼邱长孺笔名“笑笑生”，其行文思维方法与语气、语调如出一辙，都直接或间接与“道教”相关联。《遍地金》序署名“哈哈道士”，《遍地金》序和《山中一夕话》序都题于“三台山欲静楼”，三台山是道教名山。“熙阳”之“熙”，古同“嬉嬉”。“嬉嬉”与 “哈哈”、“欣欣”词意又十分切近，所以，作三“序”者无疑就是彭好古。其《遍地金》序现抄录如下：

……《遍地金》者，为笑笑先生之奇文而名也。……笑笑先生胸罗万卷，笔无纤尘，纵横古今，椎凿乾坤，举凡缺陷世界，不平之事，遗憾之情，发为奇文，登诸犁枣，传诵宇内，莫不作金石声。是先生之文，即大地之金也。《补天石》告成，继以是编，此《遍地金》之所由名耶。行看是书行世，纸贵洛阳，穷谷遐陬，无人不读先生之文，斯无地不睹先生之金。名曰《遍地金》，谁曰不宜？

哈哈道士题于三台山之欲静楼[11]（163）

《遍地金序》中誉“笑笑生”之言为“金言”，这充分说明“笑笑生”的作品超脱世俗，指斥时事，去伪存真，警策众生；也同时表明彭好古不但十分赏识“笑笑先生”的识见与才华，还与“笑笑生”有同样的社会认知。其相同叛逆而卓越的精神特质，决非凡人能比，尤其是《山中一夕话序》中将李贽著述与其不幸遭遇相联系，说明并非“正统”、“主流”文人所能为，更表明彭好古与邱长孺间有着他人不可替代的特殊亲密关系。

三

《金瓶梅》第五十六回写到，西门庆去了一趟东京，拜在蔡太师门下，又结交了很多官员，京城内外通问的书柬来去如流水不绝。西门庆向应伯爵征询，并请他举荐一位先生来家坐馆处理文书。伯爵当即推荐了他的好友水秀才。伯爵介绍说，这个水秀才是本州人，家里有田地一百亩、房子三四带，还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和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只可惜妻子偷汉跟人私奔了，两个孩子出水痘全死了。论才学，当在班、马之上；论人品，亦属孔孟之流。西门庆问，既然如此，又为何屡举而名落孙山呢？伯爵解释说：“曾记他十年前应举两道策，那一科试官极口赞好，不想又一赛过他的，便不中了。”后来又连败了几科，只落得白发斑，书剑飘零。书中，伯爵的介绍具体实在，有鼻有眼，说明生活中实有其人，作者只作了实录。而文字流露出的刻毒的嘲讽戏谑之意，说明作者对“大头巾”的鄙视与痛恨。但作者还嫌不够，接下来，又借伯爵之口宣读了《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

哀头巾

一戴头巾心甚欢，岂知今日误儒冠。

别人戴尔三五载，偏恋我头三十年。

要戴乌纱求阁下，做篇诗句别君前。

此番非是我情薄，白发临期太不甚。

今秋若不登高第，踹碎冤家学种田。

祭头巾文

维岁在大比之期，时到揭晓之候，诉我心事，告汝头巾。为你青云利器望荣身，虽知今日白发盈头恋故人。忆我初戴头巾，青青子衿，承汝枉顾，昂昂气忻。既不许我少年早发，又不许我久屈待伸。上无公卿大夫之职，下无农工商贾之民。年年居白屋，日日走黉门。宗师案临，胆怯心惊。上司迎接，东走西奔。思量为你，一世惊惊吓吓，受了若干辛苦。一年四季零零碎碎，被人赖了多少束修银。告状助贫，分谷五斗，祭下领支肉半斤。官府见了，不觉怒嗔，早快通称，尽称广文。东京路上，陪人几次，两斋学霸，唯我独尊。你看我两只皂鞋穿到底，一领兰衫剩布筋。埋头有年，说不尽艰难凄楚。出身何日，空沥过冷淡酸辛。赚尽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沽恩命，数载犹环霄汉心。嗟呼！哀哉！哀此头巾。看他形状，其实可矜。后直前横，你是何物？七穿八洞，真是祸根。呜呼！冲霄鸟兮未乘翅，化鱼龙兮已失鳞。岂不闻久不飞兮一飞登云；久不鸣兮一鸣惊人。早求你脱胎换骨，非是我弃旧恋新。斯文名器，想是通神。从兹长别，方感洪恩。短词薄奠，庶其来歆！理极数穷，不胜具恳。就此拜别，早早请行。

《金瓶梅》五十六回。

奇怪的是，《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还出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山中一夕话》中。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149页这本书原名《开卷一笑》，后称《山中一夕话》，其序曰：

“……春光明媚，偶游勾曲，遇笑笑先生于茅山之阳。班荆道故，因出一编，盖本李卓吾先生所辑《开卷一笑》，删其陈腐，补其清新，凡宇宙间可喜可笑之事，《齐谐》游戏之文，无不备载，颜曰《山中一夕话》。予见之不禁鹊喜。……世之论卓吾者，每谓《藏书》不藏，《焚书》不焚，徒灾梨枣，讵意《藏书》《焚书》之外，复有如许妙辑。予固知勾曲茅山为洞天福地，此中多异人，人多异书。不谓邂逅得此。此书行世，行看传诵海宇，脍炙尘寰，笑柄横生，谈锋日炽，时游乐国，黼黻太平，不为无补于世。……

三台山人题于三台山之欲静楼” [11]（163）

这篇“序”点到的李贽几部名著，都是在李贽寓居麻城时完成的。“序”别点出，一方面体现了作者与“笑笑先生”对李贽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仰慕，一方面又表现出笑笑先生与“三台山人”同李贽具有相同的叛逆精神和追求，或说与李贽有深厚的故旧情谊。《开卷一笑》卷一题有“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人校阅”。因原刻于明末，所以，卷一中所载信息应该是可靠的。那么，这个“笑笑先生”与李卓吾真有关系吗？

关于李贽与邱长孺的关系，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二大教主》中载：

“温陵李卓吾，聪明盖代，议论间有过奇，然快谈雄辨，益人意智不少，秣陵焦弱侯、泌水刘晋川皆推尊为圣人。流寓麻城，与余友邱长孺一见莫逆，因共彼中士女谈道，刻有《观音问》等书，忌者遂以帏箔疑之，然此老狷性如铁，不足污也。独与黄陂（黄安）耿楚侗（定向）深仇，至詈为奸逆，则似稍过。” [12]（2626）

若将《金瓶梅》所表达的思想倾向与《焚书》和《续焚书》、《藏书》作一对照，再联系“廿公”的《金瓶梅传跋》，就不难看出，李贽正是《金瓶梅传跋》所提到的“一讵公”。试想：在万历年间，官至四品，其思想又与《金瓶梅》主旨相契的“讵公”，除了李贽，还能有谁？

因此，初刻本《开卷一笑》确为李贽“编次”，而《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则均出自“兰陵笑笑生”邱长孺之手。那么，邱长孺、李贽与“大头巾”又到底有何深仇大恨呢？

李贽在《焚书》里点到“大头巾吴少虞”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在《焚书・卷四・因记往事》里，一处在《焚书・卷一・答耿司寇》里。万历九年，五十五岁的李贽辞去云南姚安知府，应耿定理（字子庸，号楚倥）之邀来黄安天窝书院讲学，兼任耿家子弟的家庭教师。到黄安后，李贽终日“与僧无念、周友山、邱坦之（长孺）、杨定见聚，闭门下楗，日以读书为事。”[13]（629）潜心研究王（阳明）学泰州学派的王龙溪、罗近溪二先生之学，收视返听，直求本心，即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原初真心真性，无须穷究善恶，只要凭纯真明净的初衷处世即为至善境界。这一观点与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福建巡抚推崇名教的耿定向（字在伦，号天台，又号楚侗，定理家兄）相左。耿定向以监察御史督学南直隶时，创办“崇正书院”而闻名海内，已俨然道德学术界领袖人物。黄安城里吴少虞就是拜在其下的得意门生。吴少虞好戴一幅大头巾，人称“吴大头巾”。他虽精明，可中秀才后，同“水秀才”一样，多次应试却未得中，又像“西门庆”一样，有个好使的商业头脑，成为黄安城里数一数二的富豪。

万历十三年春，耿定向指使大头巾吴少虞借攻击邓豁渠攻击李贽，扬言是他来黄安后带坏了耿定理，教坏了耿家子弟。吴大头巾知道李贽狷性如铁、伶牙俐齿，论辩不过他，于是出了个损招，想当面羞辱李贽以泄忿。这件事后来被李贽记载在《焚书・卷四・因记往事》里：“向在黄安时，吴少虞大头巾曾戏余曰：‘公可识林道乾否？’”――谁都知道林道乾是横行闽广的大海盗。吴大头巾把李卓吾与大海盗相提并论，并明知故问他“识否”，笑谑之中恶意跃然。机警的李卓吾应声问道：“你这话是骂我呢，还是赞我？若说是赞，则他是飞盗，我是清官，我知道你这‘大头巾’决不会如此称赞人的。若说是骂呢，则我算老几，岂敢自望抵得上林道乾的万分之一？”在滔滔不绝地赞美^林道乾后，李贽又直斥起以耿定向、吴少虞为代表的假道学来：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

“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余方以为痛恨，而大头巾乃以为戏；余方以为惭愧，而大头巾乃以为讥：天下何时太平乎？故因论及才识胆，遂复记忆前十余年之语。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14]（156）

文中几次直点“大头巾”之名，将他阳里道貌岸然，阴里奸诈丑陋的行径暴露了出来，说明李贽对帮闲小人吴大头巾的切齿之恨。

第二处点到“大头巾”是在《焚书・卷一・答耿司寇》里。其背景是，吴少虞见偷鸡着反蚀把米，却不甘失败，便添油加醋地致书耿师，说李贽如何肆行不简，如何狂诞悖戾，如何c无良辈游于庵院，挟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还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不足据。耿定向从来以大教主自任，好为人师。他感到如果不使李贽悬崖勒马，不但平生所学无用，而且在理学界也颜面扫地。于是，他连连给李贽写信，与他谈道论学。李贽厌恶耿定向鼠首两端的为人与居高临下地训导，冥顽不灵之火顿时被点燃，他愤怒地写道：

“吴少虞曾对我言曰：’楚倥（定理）放肆无忌惮，皆尔教之。’我曰：’安得此无天理之谈乎？’吴曰：‘虽然，非尔亦由尔，故放肆方稳妥也。’吁吁！楚倥何曾放肆乎？且彼吾师，且彼乃吾师，吾惟知师之而已。渠眼空四海，而又肯随人脚跟定乎？苟如此，亦不得谓之楚倥矣。大抵吴之一言一动，皆自公来，若出自公意，公亦太乖张矣。纵不具只眼，独可无眼乎！吾谓公且虚心以听贱子一言，勿蹉跎误了一生也。如欲专为光前裕后事，吾知公必不甘，吾知公决兼为继往（圣）开来（学）之事者也。一身而二任，虽孔圣必不能。故（其子孔）鲤死则死矣，颜（回）死则恸焉，妻出更不复再娶，鲤死更不闻再买妾以求复生子。无他，为重道也；为道既重，则其他自不入念矣。公于此亦可遽以超脱病之乎！” [15]（29）

在信中，李贽将耿定向后台指挥，吴大头巾前台傍虎帮闲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这一箭既出，便拉开了十年论战的序幕。高举理学大旗的耿定向及其门头大头巾吴少虞等与名教的敌人李贽、邱长孺等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斗争的焦点本质上触及了封建秩序的核心。儒学名教所建立的“三纲五常”向来被道学们奉为“天理”， 而他们标榜的所谓“仁政”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在扭曲人格分裂的伪道者眼里，任何主张个体权利、个体自由、个体幸福则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人欲”。“天理”的关系准则完全建立在不平等的原则上。这种关系的社会秩序，只能靠牺牲个人自由与幸福来维护。而实际上只是牺牲处于卑下地位的子、臣、妻、弟、民，让他们顺从地接受君、父、夫、兄、官的压迫。而掌握着“名教”教权的假道学们，人狗两面，满口仁义道德，暗地里却干着最卑鄙的谋取私利的勾当。李贽以犀利的目光看穿了“天理”的伪善，提出“士贵为己，务自适”论断，宣告“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他说：

“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唯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16]

李贽公然提出了近似后来欧洲康德“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利己主义。李贽的“为己”说，与道学所标榜的“克己复礼”相对抗，是对现存虚伪而残酷伦理秩序的抗议，是千百万被压抑的生命渴望自由的呐喊！确实点到了伪道学的“死穴”，因为他对道学奉为“天理”的秩序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伪善一旦暴露，蒙昧一旦觉醒，支撑封建秩序的纲常就会轰然垮塌。这就是为何耿定向之流把李贽视为“异端”，并一定要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原因。

耿、李论战以及与“大头巾”的纠葛，一般人难与《金瓶梅》相联系，然而，这正是《金瓶梅》创作的缘起和背景。邱长孺是李贽的追随者，也是论战的亲历者，在李贽与恶势力的决斗中可以看见邱长孺身影。这场论战是刀枪的磨砺，思想的洗礼，发愤而作的原动力。据历史学家吴晗考证：“《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正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间。这正是李、耿激烈论战的岁月，也是邱长孺与李贽密切交往的时期。“金学”专家王汝梅先生说：“兰陵笑笑生绝不是闲暇无事而著书，而是发愤著书，有为著书，藏大悲于心，‘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因此，前人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作者必遭司马迁之厄而著书。”《王汝梅解读金瓶梅》时代文艺出版社135页 。其推断何其准确。

如果说李、耿论战为邱长孺的《金瓶梅》创作开掘了思想源泉，激活了发奋的力量，那么，李贽评点《水浒传》、《拜月》、《西厢》、《琵琶》等则为《金瓶梅》创作指明了艺术发展方向，激发了艺术的灵感。

李贽评点《水浒传》是在万历二十年，也正是移居麻城与邱长孺等下楗读书之时。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写道：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17]（109）

将这段话与晚明社会和《金瓶梅》以及耿、李论战相联系，就不难看出《金瓶梅》的批判的矛头直指“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18]（75）的假道学。“廿公”在《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讵公寓言，盖有所剌也。”这句话正是《金瓶梅》“指斥时事”、“发愤而作”的最好注脚。

李贽认为文学创作有“画工”与“化工”之别。李贽说：“《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如何达到“化工”的境界呢？李贽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以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19]（96）

以上两段文字，李贽道出了文学创作必内发愤而外震撼进而到达“化工”境界的要领。与其说是评价《水浒传》、《西厢》和《拜月》，不如说是评《金瓶梅》更为贴切，因为他十分精准地描述出了邱长孺著《金瓶梅》的心路历程。邱长孺胸中的心灯是李贽点燃的，而李贽最欣赏这位年轻人心中的这盏明灯。邱长孺可谓得李贽真传第一人！

邱长孺由《水浒传》切入，选西门庆作主人公，是极具针对性的，因为耿定向及其大头巾吴少虞等暴发户就生活在身边。他太熟悉疮疤上的这些条蛆虫爬行的轨迹，以及他们上下相联的皇帝、权臣、官商、帮闲们龌龊不堪的丑行。他要掀掉既得利益者们“存天理”紊泼嫔聪碌闹刂刈锒瘢“曲尽人间丑态”。《金瓶梅》的问世决非偶然。

四

邱长孺以“兰陵笑笑生”为笔名是有缘由的。李贽曾说：“若邱长孺虽无益于世，然不可不谓之麒麟凤凰、瑞兰芝草也……故余每以麟凤芝兰拟之，非过也。”[20]（59）万历十八年九月在邱长孺二十六岁生日之际，李贽赠诗一首云：

“似君初度日，不敢少年看。百岁人间易，逢君世上难。

三杯生瑞气，一雨送春寒。对客犹辞醉，尊前有老聃。”[21]（245）

若将“麟凤芝兰”颠倒反读，读音刚好是“兰陵”（陵与麟谐音），而麻城古称西陵郡；邱长孺喜欢美酒，“有李太白之风”。李白诗中常以“兰陵”代美酒，邱长孺综合几种元素就借美酒代“兰陵”了。那种以为“兰陵”实指山东峄县的说法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它至少不符合隐蔽性原则。

至于“笑笑生”的由来，麻城《邱氏宗谱》也提供了答案。《金瓶梅》卷首有四首“行香子”，可见“兰陵笑笑生”对“行香子”词牌的钟爱。现存于《邱氏宗谱・渡辽集》的十五首诗词中，竟有七首是“行香子”。限于篇幅，且抄两首如下：

行过前山，邱壑勾连。见数间、茅屋溪边。檐深茅厚，冬不知寒。更雪难摧，风难入，雀难穿。 杖藜再至，知是何年，仙境人生几笑喧？莫嫌孤寂，莫慕肥甘。似隙中驹，石中火，镜中天。

万叠深山，曲径云连。纸灯儿、高挂楼边。解鞍沽酒，且避严寒。叹敝乡遥，敝帚敝、敝裘穿。 穷边久戍，屈指三年，得笑喧时且笑喧。梅花清，楚竹叶香甘。是那生事，那年梦，那重天。麻城《邱氏宗谱》民国三十六年岁次丁亥续修忠实堂刊卷之一《度辽诗》。

其中就有“仙境人生几笑喧”、“得笑喧时且笑喧”句子。前面谈过，《麻城县志》载他“至挥洒少年场，千金立尽，有李太白之风。”其“仰天大笑”当是常态。而他耽情诗酒妓乐，特别是其祖父、父亲罢官后更加放浪，乡人无不侧目。他在《寄梅中丞》中表达出他这时的心境：

“故乡俗薄不堪留，腊月翻为蓟北游。

风雪不寒人世恶，吾今何处寄蜉蝣？” [22]（255）

于是，他蜕变为遗世独立的“笑笑生”。其祖父、父亲双双遭罢，自然会使邱长孺产生焦虑、耻辱和愤恨，但更使他无法忍受的是，耿定向为代表的恶势力居然烧毁李贽的寺院，将他赶出麻城，最后，自刎于诏狱。邱长孺所“愤”所“怒”的不仅是“己厄”，更是“国殇”！他像一只蹲在黑暗里的猫头鹰，洞见了制造黑暗的源头，看见了豺狼虎豹的出没，更看见了无数善良小生灵被伪善吞噬，虽痛心疾首，却“呼天莫诉”，只能笑对魑魅魍魉，记录下伪道们的丑恶。这笑中虽有无奈、冷峻、痛苦、蔑视、绝望和死亡，但当他遗世独立“愤”而前行时，仍有心灵的叩问与坚守，有童真与慈悲的情怀。这，就是“笑笑生”“笑喧”的深刻内涵。

《金瓶梅》中的方言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作者之所以写进一些山东话，是因为《金瓶梅》是以《水浒传》为逸典，故事从《水浒传》中生发出来的，这是艺术上衔接的基本要求，却不能由此武断地说，《金瓶梅》就一定出自山东的某作家之手，例如《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杭州人而不是山东人。方言与人都是在不断流动变化着的，往往甲地的人到乙地住长了，也可以学会乙地方言，却忘了或说不好本来甲地的方言了，况且文学家为了贴近生活，真实地反映生活，必须学会采集当地方言写作，这是文学家基本功之一。因此，采用方言写作并非难事，是短期内就可以学会的。关于这一点《金瓶梅》作者已在第六十四回中点明：“温秀才在旁边笑说道：‘老公公说话，太不近情了。居之齐则齐声，居之楚则楚声。老公公处于高堂广厦，岂无一动其心哉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特别点到“齐声”和“楚声”。

至于采用些吴语，这也很好解释，邱长孺不但十二岁随其父“守潮州”，而且在吴地及镇江生活过多年，而江、浙是商旅杂处之地，给邱长孺提供了学习“吴音”的机会，所以虽“楚人不操吴音”而“惟长孺能（冯梦龙语）”。再说，楚地的方言本来属南方语系，更何况麻城地处楚东南，与吴地接壤，自古就有“吴头楚尾”之称，语言相互交流、融合是很自然的事。再例如，还有人发现《金瓶梅》里有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方言，特别是翼北一带的方言。这是因为邱长孺曾有三年辽东军旅生活产生的。而军中各方人士都有，是一所“方言大学”，这“大学”给邱长孺提供了学习各地语言的极好机会。写作《金瓶梅》时，根据需要，借用一两句感兴趣的“方言”有何奇怪？有学者还以书中出现北京风俗食品和北京俗谚为据，说作者就是北方人，这就更有点“盲人摸象”了。看来，那种没有充分史料证据作支撑，而忽视对作者（们）素质的全面考察，忽视商业经济中语言、文化的流动与交汇融合，而单凭某地方言作推断的思维方法是十分狭隘的。所以，《金瓶梅》中出现山东、吴中、湖广、北京等地方言“杂”的现象，反倒进一步证明《金瓶梅》非邱长孺莫属的历史事实。

当然，方言是语言研究的活化石，作者方言难改也是常理。笔者是麻城人，对邱长孺这位老乡说的“麻城方言俚语”特别敏感，外地人虽“听”不大懂，麻城人却听来顺耳，如刊于1606年《风流艳畅图》中的第二十二幅图配有笑笑生《鱼游春水》词：

风流原无底，醉逞欢情情更美。弱体难拘，一任东风摇曳。翠攒眉黛远山颦，红褪鞋帮蓬瓣卸。好似江心，鱼游春水。[23]（162）

表面看不押，但用麻城方言读，却是押韵的。如“美”，麻城人念“mi”而不念“mei”，“曳”，念“yi”，而不念“ye”。又如：

第3回：婆子道 ：“耶，耶 ！若有似大娘子这般中官人意的，来宅上说，不妨事么？ ”

第27回：金莲不肯，说道：“我儿，谁养的你恁乖，俺每唱你两个是会受用快活……”

这里的“耶”、“我儿”两词，就是麻城人至今使用频率很高的典型方言。“耶，耶”意及罢了罢了，表示事情过去了，或事过而不太在意；“我儿”并不是称对方为“儿子”，“儿”无实义，戏谑之语，也并非儿化音，发音一般较长，只是麻城人用在“我，你，他”人称代词词尾。《金瓶梅》中存有大量至今还“活”在麻城人口头上的方言，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下面只说说《金瓶梅》中屡屡提到的“金华酒”。“金华酒”是麻城特产，明代品牌，又名“老米酒”，属黄酒类，味甜，色黄，故称“金华酒”或简称“金酒”。该酒老少咸宜，男女皆爱，妇女尤好，所以，西门大宅院中的女人们宴宴不离“金华酒”。

说到“金华酒”，不能不联系到冯梦龙。冯梦龙曾于万历四十年（1612）和万历四十八年（1620）两次邀赴黄安、麻城讲授《春秋》，反响极广，又在麻城他完成了《古今笑话》三十六卷的写作。他在《古今谭概》中《不韵部・宣水》条中记叙了一则笑话：“余寓麻城时，或呼金华酒为‘金酒’。余笑曰：‘然则贵县之狗，当呼麻狗矣！’坐客有脸麻者，相视一笑。” [24]（108）这则笑话充分说明“金华酒”产地在麻城；同时证明“兰陵笑笑生”就是邱长孺。

〔参考文献〕

[1] 《金瓶梅研究史》[M].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2] 《麻城县志・（清）・康熙九年版》[M]. 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搜集再版本.

[3] 《邱氏宗谱・荐夫长孺先生文》[M]. 民国三十六年岁次丁亥续修忠实堂刊卷之一.

[4] 冯梦龙《情史・卷六・情爱类・邱长孺》[M]. 长春出版社，2009.

[5] 《明记小说大观・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 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十・北游稿小序》[M]. 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2000.

[7] 《公安三袁选集》[M]. 武汉：湖北人民出社，1988.

[8] 《程氏墨苑・卷八・侍御羲阳彭公书》[M]. 中国国家图书馆.甲库善本业书.

[9] 《程氏墨苑・卷一・彭好古・墨苑序》[M]. 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甲库善本业书.

[10] 《太函副墨・卷之十七》之《明二千石麻城丘谦之墓之铭》[M]. 中国国家图书馆.甲库善本业书

[11] 《金瓶梅研究・第十二辑》[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12] 《明记小说大观・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二大教主》[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3] 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七・李温陵传》[M]. 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2000.

[14] 李贽《焚书・卷四・因记往事》[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 李贽《焚书・卷一・答耿司寇》[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 李贽《焚书・增补一・答周二鲁》[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 李贽《焚书・卷三・忠义水浒传序》[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 《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 李贽在《焚书・卷三・杂述・杂说》[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 李贽《焚书・卷四・八物》[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 李贽《焚书・卷六・邱长孺生日》[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2] 《梅国桢集》[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23] 《金瓶梅研究・十二辑》[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24] 冯梦龙《古今谭概・不韵部・宣水》[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On the Author of The Plum in a Golden Vase

LIU H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Board of Education of Macheng， Macheng 438300， China ）

Abstract： Yuan Zhongdao in Ming Dynasty once said， “Changru is not a playboy. He appears to be idle all days， but has a passionate flame in his heart.” Yuan Hongdao said， “If Changru is dead， there will be no poet in Southeast China.” Changrus wife said， “My husband was a genious. He left a masterpiece behind him that can stand for ages， and deserved a reputation same as Zhu Zhishan and Wen Zhengming.” Li Zhi also thought highly of him， and referred him a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authors. Changru was diligent in writing， but he didnt put his name on his works. He was named Twenty Man and Smiling Man. He is Qiu Changru， a fighter against fake Taoism.

Key words： Smiling Man in Lanling； Twenty Man； Chu Qiu； Peng Haogu； Li Zhi； big scarf； fake Tao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