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人”

执政党十顺利结束之后，人们对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充满期待，希望出现一番新气象。有不少论者开始憧憬着“新时代”或“新政”的到来。客观而言，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短期内看到一个一揽子的方案并不现实。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最近的一些公开言论，的确给了人们充满信心的理由。

此时此刻，对于“权为民所赋”的各级执政者而言，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大干快上”，而是对于执政理念温润但有力的伸张。古人说过一段很好的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说的“知止”，说的是人的私恶心。具体到现在的情境，“知止”应当是指克服权力的私恶心，回归到执政力量的真正源头—人身上，即十报告说的“人民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功夫用足了，才可能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前面保持定力，找准发展和改革的定位。

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把科学发展观列入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之列，实际上就是要求执政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人为本。如果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重大转变的话，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就是第二次重大转变。我们常说过去的经济增长是见物不见人的，就是说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等没有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与权力的单向度的强力运作相伴随的，不只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有为政府”的体制优势，也有权力私恶心的滋长。

就以最近引人关注的“进京探子被劳教”事件为例。《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记者的报道引用专家的话，直言不讳地指出，劳教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口袋罪”，成为了一些政府部门掩盖社会矛盾的工具，什么人都可以往里面装。“可以说，有关部门认为谁破坏社会安定、谁是不稳定分子，谁就有可能被劳教。而人员尤其是持续不断的上访人员被装进这个口袋的几率非常高。”由此可见，在权力的私恶心作祟之下，维稳有时候竟然变成了掩盖矛盾而非解决矛盾的手段，并且给人留下了破坏母子团聚之伦理的恶感。过度的市场化会毁坏社会资本，摧毁社会伦理，权力的私恶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在一些地方的发展中，政府支持的重点项目的进度和投资往往能获得优先的保证，相较之下，与弱势群体相关、与普通民众身边利益相关的民生项目则往往被挤到一边去。政府工作主要精力和资源用在所谓重点项目上，固然与少数利益群体强大的游说能力有关系，也与权力并不把民瘼放在心上密不可分。

更有甚者，打着为群众的幌子，行圈占利益之实。比如，《经济参考报》最近报道，湖南省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华天酒店以建设群众体育绿地公园、温泉住宅的名义，违规建设两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以及约800栋独栋别墅。镇、县、市、省四级相关执法部门官员纷纷替其开脱，宁乡县国土局局长更是称：“这个项目是领导定的，我们也没办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在《论中国共产党反对的斗争》一文中曾经提到，有关调研材料表明，在一些地方，由个别人拍板定案几乎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决策规定。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唯上论”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围绕领导批示开展决策，围绕“政绩工程”或者“形象工程”开展决策，其中个别人决策的作用占了很大比例，有的地方或部门个人决策的比例大约占了50%～70%左右。不少腐败分子正是这种决策模式下私恶心膨胀的产物。

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本，以罔顾人的权利、漠视民生疾苦、蔑视国法党纪而积累的财富，都是有“原罪”的，结出的都将是撕裂社会的恶果。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如果再以异化的维稳手段进行掩盖，更是制造了新的罪恶。社会的怨气不断郁结，戾气不断滋长，反过来又加重了权力和资本的不安全感，整个社会就会形成难以解开的死结。难以想象，一个伟大国家的崛起会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这样的现实不改变，任何人为构思的宏大的伟业，终将是建筑在泥沙上的危楼。

在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表示要下大力气解决问题，深得社会各界之心。事实也证明，以官本位为底色的越是横行，人的尊严、权利等也越是受到伤害。形形的，正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天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