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的文化表征

摘要：作为一部网络电影，《老男孩》的热度已经逐渐消退，但它背后所折射的文化心态却很值得深思。这部电影却无论是在电影的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极为准确的触到了当下大众的娱乐心理，既以一种“怀旧”的策略安慰和激励着观众。本文试图以网络电影《老男孩》为中心，对影片中出现的诸如《小芳》、迈克・杰克逊、“欢乐男生”选秀节目等几个元素进行解析，探究在这部电影如此受欢迎的背后，隐含了大众怎样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品位。

关键词：青春；商业；怀旧

“青春”与《小芳》

首先是电影本身，这一个电影系列的名字就直白地涵盖着一种历史的印记：“青春”。青春总是联系到记忆、从前、历史等过去式的想象，而这部电影的时代背景也被一些小细节定格在了一个较为模糊的“从前”：男主角向心爱的校花表达爱意的方式是用吉他弹唱《小芳》，在这里，吉他与《小芳》成为关于“青春”记忆的最好的隐喻。然而这个“从前”是不确定的，因为除了《小芳》之外，还有女主角出场时的背景音乐《花仙子》《走过花季》、卓依婷的《粉红的回忆》、郑智化的《星星点灯》以及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等等，这几首歌在真实出现的时间上其实是错开的，然而今天已经能够非常完美甚至是顺理成章地被并置入一部电影的一个时代叙述中，这是因为时间本身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歌曲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从前”的象征性的含义。因为“从前”顺带着包含了关于“青春”的种种解释和一种激发“怀旧”欲望的可能性。

《老男孩》的成功之一就在于它准确地把握住了对于“青春”的解释的同时又不那么商业气，原本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秩序之下的电影生产机制中的商业宣传明星效应等重要步骤，在《老男孩》这里反而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最先出现于网络，而这恰恰成为它成功的一个条件。《老男孩》以网络为平台，没有过多的商业捆绑，无论作为“11度青春系列电影”的最初策划的目的是否具有商业目的，但至少它在表现形式上采取了非功利的策略。

因此，《老男孩》在这一点上的成功恰恰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巧妙地回避了一些商业运作中的桎梏，使得电影能够作为一种文化以通过“青春”的方式把握住了观众的“怀旧”欲望，这种欲望并不是要回到“从前”，而将“从前”收藏到我们各自的记忆中来重新对比今天的生活。

迈克・杰克逊

恰如《老男孩》中的男主角说的那样：“迈克・杰克逊的去世，是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青春时代的终结。”“迈克・杰克逊”以一种符号的方式成为贯穿这部电影的核心元素，无论这部电影的拍摄者对于迈克・杰克逊本身是持什么样的态度，但是事实上这部电影却毫无疑问地巧妙利用了迈克・杰克逊去世这样一个事件，以此作为电影情节发展的动力。

被誉为流行音乐天王的迈克・杰克逊的去世，在某种程度上或许的确象征了西方流行音乐一个时代的终结，这种终结的后果就是不再会有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公认的真正的文化英雄，明星不再具有经典性。这种“去经典化”既是今天娱乐文化本身的实质，也是今天文化生产的实质。那就是当大众回望过去的时候，类似于甲壳虫乐队、猫王、迈克・杰克逊这样的足以凭借一个人的成就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成果的可能性不再具有意义了。在经济飞速发展，传媒迅速膨胀的今天，当一批一批的偶像明星被夜以继日地打造出来的时候，我们再难从他们身上读到类似于迈克・杰克逊等被经典化了的明星所具有的某种象征性品质，以至于今天的明星在被迅速接受的同时，也在被迅速遗忘。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迅速喜欢上一个新出来的歌手，而过不久这个歌手可能就被我们给遗忘了，并非作为受众的我们愿意将他们遗忘，而是作为娱乐文化生产出来的一个“商品”他们迅速地消失了，这其中所隐含着的我们无意识中类似于“快餐文化”的心理，其实早已经弥漫在整个文化生产之中并影响着受众。

这种躁动不安的尴尬虽然在文化表面上营造出了某种繁华的幻象，但是其实同时它却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怀念过去，因为迅速更替的现实和当下使得大众常常容易迷失自己的位置，如何将自己从中拯救出来？那就是回溯可以把握的“从前”。因此“怀旧”越来越频繁，甚至“怀旧”本身也成为了时尚而被商业出卖。

《老男孩》中的“迈克・杰克逊”作为一个符号的生产性和可解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建构出来。两位男主角在成年后各自成为普通的婚庆司仪和平凡的理发师，正是迈克・杰克逊的去世成为了他们最后参加选秀的铺垫，而他们各自的心理则都是怀着对于“青春”的某种“怀旧”，把电影中的男主角从平庸无奇的生活中拯救了出来。

“欢乐男生”选秀节目

《老男孩》中复制了一个叫做“欢乐男生”的选秀节目，两位主角因为杰克逊的去世而萌发参加选秀的想法并付诸实践。正如电影中选秀节目的评委因为两位主角的年龄而质疑“你们觉得你们能红吗？”它暗示了今天作为明星生产机器的选秀节目的实质：出名才是目的，年龄才是条件，而与艺术相关的质量不再具有重要性。因此，电影的结尾，两位主角虽然能够凭借一首充满怀旧气氛和伤感情调的歌曲晋级并短暂出名，但是最后仍然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这不仅仅是电影结局的随意安排或者偶然选择，更多的是暗含了对于选秀节目本身的批判性理解。

选秀节目作为商业文化中一支崛起的力量，披着草根的外衣迅速成为大众关注并参与的活动。它的目的是制造明星，策略上是选择一种动员大众的方式，但是实质上仍然是商业利益在背后的驱动。正如“超女”所采用的投票方式，似乎每一个发短信的人都是制造明星的参与者，这样的方式看似让“大众”的力量得到发挥，但是实质上，这个“大众”是商业文化所构建出来的一个“大众”，就像作家韩少功所指出的那样：“‘市场’并不是指全民，而是指具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及其小资化群体。”因为像“超女”这样的参与至少需要一部手机和固定数额的手机费做前提，而那些没有手机或者用不起手机的人就自动被过滤出了所谓的“大众”，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超女’闹得再火爆也不是一个全民事件，充其量只是一个中产阶级及其影子化的事件，但它已经在媒体上冒用了‘全民’的名义。”①选秀节目一方面在制造明星，给每一个草根年轻人制造一个可以完成明星梦的幻象，另一方面，它利用“明星梦”所具有的轰动效应而将其转化为商业利益。李宇春的产生不只是结束，它更是一种开始，它预示着一个明星的商业化运作开始启动并获得之前制造明星的经济回报。

所以，《老男孩》中两位男主角的淘汰是一种必然。因为围绕着选秀节目的中产阶级“大众”主体需要的是更具有活力和生产性的年轻人，“大众”所共同制造出来的明星所内含的艺术性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明星本身是否具有商业性和偶像性。《老男孩》中男主角的淘汰恰恰证明了对于“青春”的“怀旧”情绪如何在今天失效。然而作为一部电影，这种对于选秀节目的复制恰恰又在重新描绘当下文化生产图景的同时反证了与“从前”相较而言的缺失：文化不再仅仅是文化，更是商业，是一种“文化生活的商品化”。

结语

作为一部网络电影，《老男孩》在商业电影和文化生产的意义上不会是个案，它更具有某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就在于，我们无须怀疑，现在的“热门”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烟消云散，被另一个他者所替代。但同时以“怀旧”的策略触摸到了当下大众的文化心理，并凭借这种方式，成为当下的话题和关注的焦点。

注释：

①韩少功《大题小作》第73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5月

参考文献：

[1]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2]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月

[3]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年9月

[4]韩少功.《大题小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