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明爱电影,电影盼天明

回顾展现场被用心地布置了一颗红心，它由1000支蜡烛组成的，摇曳的烛光将大屏幕上吴天明的影像映衬得格外温暖。吴天明的一生在一张张照片中翻过，仿佛他从未离开。台下，张艺谋早早到达会场，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舞台上播放的吴天明旧照。在随后的追思会上，张艺谋一度热泪盈眶。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作为支持人，深情怀念过往、感怀故人——2005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将第一个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吴天明。

2014年3月10日，“光荣永不落幕——吴天明导演电影回顾展”与“为有天明多壮志——吴天明导演追思会”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等电影导演齐聚北京电影学院，共同缅怀“第五代导演”的伯乐。

2014年3月4日上午，吴天明因心肌梗塞在北京离世，享年75岁。

在中国电影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开吴天明这个名字。这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吴天明自己的作品，二是因为他扶持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品、成名作，给了他们扬名立万的机会。

吴天明不是一位高产导演，但他的每一部电影都蕴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他的代表作《人生》、《老井》、《变脸》……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记忆。

他更是慧眼识珠，识才爱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西影厂办成了年轻导演培养基地，张艺谋、陈凯歌、何平、田壮壮等都被请到西影拍戏。在吴天明的带领下，西影厂迅速崛起，相继出品了《红高粱》（导演张艺谋）、《黑炮事件》（导演黄建新）、《盗马贼》（导演田壮壮）、《双旗镇刀客》（导演何平）、《野山》（导演颜学恕）、《疯狂的代价》（导演周晓文）、《棋王》（导演滕文骥）等一系列杰作，在海外频频拿奖。中国电影出现了“西部电影”神话，“第五代”导演的崛起正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开始的。

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张艺谋坦言，“没有他就没有《红高粱》，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而对于这些评价，吴天明总是谦虚地表示：“别人总说我是第五代导演的什么‘教父’、‘恩师’，对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来说，当时我只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支持了这些年轻人一把，仅此而已。他们后面取得的成就与我无关，反倒我现在沾了人家的光，顶着人家的光环，我应该感谢他们！”

2005年底，中国电影百年盛会在北京举行。吴天明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所颁的“终身成就奖”。他拿到“终身成就奖”的10万元奖金后，捐给了老井村。天明爱电影，电影盼天明。正如此次吴天明电影回顾展暨追思会活动现场的背景板上所写的那样：你给中国电影导演树立了坚韧、坚毅、坚定的好榜样，你就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张艺谋：

这些天一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吴天明作为第四代导演，我们第五代导演对他的感恩是发自内心的。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电影厂厂长就决定了电影的命运，所以电影厂的厂长有权力做一些事情，要走一些钢丝，在那个时代下，吴天明导演当上了西影厂厂长，然后我们这几位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分头儿都在西影厂完成第一部电影梦，而且成功了。比如说我就很走运，第一部《红高粱》成功了，改变了我的命运。人就是这样，永远会记得第一次，我永远记得我的第一次。

陈凯歌：

吴天明自己的人生是传奇的人生，当时代允许他做一个正直人的时候，他可以大放光彩，不允许他做正直人的时候，繁华尽去，平淡一顿。他说对今天电影的现状不满意，今天的中国电影因为资本市场的兴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绝对有不适应，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吴天明一个人无力改变或改善今天这样的情形，他只能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其实人总是要走的，吴天明最成功的影片之一叫做《人生》，我想起坡的诗，“人生到处何相思”，愿吴天明仍然能够活在天堂的梦中，用他自己的魅力，用他自己的才能，用他自己坚定的人格影响这一切。

谢飞：

《人生》公映后，很快成为票房最高的影片，获得百花奖、金鸡奖，在四川成都的时候，当《人生》剧组站到主席台上的时候，整个操场响起海潮般的欢呼，我顿时就掉下了眼泪，一个导演最大的欣慰就是观众认同。吴导演还是承前启后，所以我作为电影学院的老师非常感激他，有这样一个伯乐，在学校老师只能传授一些基础的知识，二十多岁的孩子，毕业之后，在五到七年中成为导演是需要有人帮，有人指导，他是接了学校老师的棒，让更多的导演出来。吴导演是一个西北汉子。

顾长卫：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毕业分到西影，二十多岁，有一天，我听说黄建新已经拍了好几部很好的电影，从一个一尺半的单元房，换到一个更大的房，他已经是厂里的重要的创作干部了。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悄悄地走到了厂长的办公室，我还怕厂长不太记得我是谁，进门做了自我介绍，我是顾长卫，其实他知道我是谁，然后他就特别热情的让我坐，问我有什么事，我就很不好意思地说了，我说能不能把那个房分给我，他说没问题，那房就是你的了。你知道分房其实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但是这个事这么简单，我当时就觉得要好好拍电影。

吴妍妍：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经常问我父亲的一句话，你这么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我父亲这些年来，心里头其实一直是很压抑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个表露给任何人，永远都是很乐观的，但是我看到他的踌躇。当时在美国生活的非常艰难，包饺子卖，开录像带店，就在这种非常压抑的情况下，他永远都不把他的不快乐告诉我，每年看奥斯卡的时候，他一句话不说。这些年他一直跟我说，你不要靠我，你自己自己的事，你任何时候不要靠任何人，凭你自己的力量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