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理论及其启示

2002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凯尼曼与经济学教授弗农・史密斯分享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数意见都认为这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对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认可，甚至有人预言当代经济学正在开始一次“行为学转向”。举世公认，凯尼曼最为卓著的贡献是与特维斯基一起创立了期望理论。

一、期望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基本的假设是经济人是完全理性和自私的，他们会合理利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估计将来各种结果的可能性，然后最大化其期望效用，因此，传统经济学假设人在不确定状况下进行决策时重视理性，其典型代表是Von Neumann和Morgenstem在1947年提出的预期效用理论（以下简称为VMUT）。该理论表明，如果偏好可以满足一系列的原理，如反身性、完备性、传递性等，那么偏好便可以作为预期效用的象征，一种不确定的结果x（其概率为p）对于决策者的预期效用为pu(x)，其中u(x)是结果x的效用。事实上，这种假设与人们的实际经济行为相去甚远。单从理论上分析，由于经济个体本身的禀赋、接受教育程度以及情商（EQ）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这就导致了经济人不可能在任何状态下都是完全理性的。同时，实验经济学的一系列的选择试验也向预期效用理论提出了挑战，即通常所说的“悖论”，或表现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异象”。凯尼曼与特维斯基对这些行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实验，他们的试验与调查说明了为何人们会从理论上是理性的，实际上却非理性，但这样的非理性同样是需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他们的研究，凯尼曼与特维斯基认为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情况时的决策，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表现的与VMUT不一致：

首先，决策者一般比较重视确定性结果，而不太重视可能性结果。他们将此现象归纳为“确定效应”。其次，即使是面临同样结果的选择，决策者也会认为是面临不同结果的选择，这就是“隔离效应”。该效应表明，同样结果的不同表现形式将会改变决策者的选择，也就是所谓的框架依赖现象。最后，他们还发现了“反射效应”,即对于决策者来说，涉及到负面结果的选择与正面结果的选择是对称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镜像。

基于上述的决策者行为是传统的VMUT理论无法解释的，凯尼曼与特维斯基创立了一种新的有关人们在不确定情况下决策的理论――期望理论。与VMUT理论认为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依赖于人们的最终财富和概率不同，期望理论认为决策者在决策时有一个“参照点”，相对于参照点的盈利和损失的价值与决策权重一起决定了决策者行为。除了在极小概率下，这里的决策权重一般小于VMUT中对应的概率。凯尼曼与特维斯基的模型将决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编辑阶段，包括编码、合成、隔离、冲消四项基本操作。编码是指设立用来衡量盈利和损失的参照点；合成是指把具有同样结果的概率加总；隔离则是将一种某结果的风险部分与无风险部分分开；冲消操作是不考虑那些无论作何选择，其结果都一样的部分。在编辑阶段完成后，决策者开始了第二阶段――评价阶段，评价各种可能的选择，目的是确定具有最高价值的选择项。凯尼曼与特维斯基用V来表示一个经过编辑的选择项的综合值。V由π和v决定，π是对应每一个概率p的决策权重π(p)，反映了概率对综合值的影响；v给每一种结果赋值v(x)，反映了该种结果的主观价值。这两项合起来，构成期望理论的基本方程。该方程确定了一个通常的供决策的选择项的综合值。

期望理论被广泛应用的部分是其价值函数。该函数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由偏离参照点的程度决定；第二，通常情况下，对于盈利是凹的，对于损失是凸的；第三，损失部分比盈利部分更陡峭。比较起期望理论的价值函数，VMUT的预期效用函数在参照点附近坡度要平缓些。

期望理论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权重函数。由凯尼曼与特维斯基设立的权重函数是非线性的，在（客观）状态概率很低的区域权重函数很小，即权重π(p)对概率p变化不敏感；反过来，权重函数在（客观）状态概率很高的区域斜率很大，即权重π(p)对概率p变化十分敏感；在其他区域则比较平稳，斜率略小于1。这实际上反映了心理学上

的“确定性效应”。

二、简评与启示

1、简评。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有心理学的参与，预期期望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但该理论的探讨内容恰恰是关于经典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风险决策的预期效用，提出了和经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人”假设并不一致的观点。凯尼曼与特维斯基较为成功地把预期期望理论运用于经济学。他们发展了一套形式化（数学化）的方法将心理学理论结合进来，以描述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偏好选择问题，而且，预期期望理论中的权重函数和价值函数由于具有显著的特点，能用于解释诸如股本溢价、股票市场波动性谜团等许多金融领域中的“异象”，从而显示了其经济学上的巨大意义。但是否就可以据此认为凯尼曼与特维斯基的研究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的根本否定呢？也不尽然，凯尼曼与特维斯基认为人在决策时往往首先倾向于依赖自己的直觉，但是受到心理唤醒水平、个体期望、人物重要性等内外因素的影响，人们可能会接着运用大量心理资源进行高级的心理加工，综合的分析外部信息而进行例行的手段，这实际上仍是秉承了人出于最大化原则去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一思想，因此，凯尼曼与特维斯基的“非理性决策者”的结论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并不矛盾。如果说传统经济学更多的是思考“人们应该怎样决策”，而凯尼曼与特维斯基等人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则更多地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人们实际上是怎样做决策的”。或者说，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只是“非理性决策者”中的一种特例，当经济行为主体能够通过各种手段使其完全的理性，“非理性决策者”也就成为了“理性经济人”。这样看来，凯尼曼与特维斯基的研究实际是对传统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对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拓展，并且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在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

2、反思

反思之一 一个古老的问题：问题取向？还是其他？经济学与心理学两个在传统意义上似乎牛马不相及的研究领域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带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效力。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这两个学科的基本内涵。经济学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外显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了最优化资源配置而运用了一系列简单化、模式化的模型来界定人们的偏好，感知个体差异，从而忽略了大部分人的心理内容。这种思想固然有其优势，但是若一味追求规范化，以至于最终迷失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再为它真正的研究对象――人类而服务，那么经济学势必陷入泥潭。同样，心理学如果始终对人的内部心理活动和外显行为停留在描述性的解释阶段，而不能够对未来进行有效的预测和控制，同样也会发生心理学危机。因此，凯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带来的意义是深远的，正如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评论的一样，认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意味着人性化的经济学时代的来临。

反思之二 中国人经济心理学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不断呼唤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研究的出现。我们不仅需要研究消费、投资、税收、保险、储蓄等经济活动的心理规律，而且特别需要研究中国人特有的、影响上述经济心理活动的深层心理结构，例如，财富的心理意义、从熟人社会的人际信任到商品社会的制度信任机制的转变、风险的承受力与成败归因倾向、公平概念、个人与政府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概念、幸福观念、慈善观念、命运观念等等。因此，经济心理学是亟须开发和建设的一个研究领域，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最近的一次实证研究，以南方证券公司全国70多家营业部门为对象，随机抽取了50家营业部门，对2000名股票个体投资者进行问卷调查，着重探讨影响投资者股票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其中的结构模型表明，由于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政策性因素是影响个体投资者投资的首要因素；影响投资者风险认知的个体内部因素包括股龄、操作水平、资金量、股市投资环境。该研究对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个体投资者心理行为这一重要领域做出了积极探索，为国家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实证研究依据。希望更多的研究者重视中国人经济心理学的研究，进一步促进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