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诞辰为何定在7月1日

201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迎来自己的90岁生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以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材料为根据，对中共一大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和考证，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中共一大会期曾几经更改和推迟】

对于中共一大究竟是何时开幕的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在经过长时间的探讨和争论后，终于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200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册中得到了体现和确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然而，此前中共一大会期曾几经更改和推迟的经过与史实，却很少有人了解和知晓，俄罗斯解密档案使了解这一史实有了可能。

1.曾确定于1921年3月下旬举行中国各地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

早在1920年6月，经共产国际批准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在经过两个月的考察后，在一封写给上级部门的密信中汇报道：“目前……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显然，这里所说的会议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而是一次中国华北地区各革命力量的整合会议。

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应当说，上述两次会议的筹备和召开，都对后来中共的诞生起到了探索和推动的作用。

1920年7月4日，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抵达北京。7月5日至7日，他主持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共（布）党员代表会议，中心议题之一是“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1920年9月1日，他在一份呈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展望道：“最近要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我们已经奠定了组织建设的初步基础，需要利用现有组织已经积累的经验把组织建设工作继续下去”。（《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这一档案材料表明：在1920年7月，在华开展革命活动的俄共（布）党员们已经在认真探讨“举行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此次会议推动了俄共（布）党员在中国各地发展并联合革命组织和革命力量的工作。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上海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写密信汇报在华工作成果：“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东方民族处在接到密信之后，在同年12月一份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翔实地转述了维经斯基在来信中所汇报的在华工作成果：“据来自上海的8月17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报告说，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是：在上海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革命局”，“类似的革命局在中国各大工业城市如北京、天津、广州等地都要建立（或现已建立）”，“为了把工作集中管起来，上海革命局打算召开联合代表会议”。

据档案材料看，中共曾确定于1921年3月下旬举行中国各地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俄学术杂志《远东问题》2001年第4期刊登了一组原先未曾公开的档案材料，其中一份材料《1921年2月26日Б.З.舒米亚茨基致М.В.科别茨基的一封信》指出：“关于中国工作情况，我再补充一点，中国定于3月下旬举行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我将派专人前去指导。”这次会议不是中共成立大会，一份档案文件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写于1921年4月21日的关于广州革命政府情况的报告指出：“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这份档案文件证明：舒米亚茨基在密信中所说的会议，显然不是中共成立大会，因为截至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1921年4月“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仍“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2.预定“1921年6月20日”召开中共成立代表大会

有一份标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档案文件，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标注行文时间，不过根据内容判断，其作者应是中共一大的某位参加者，成文时间也应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文件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中共一大参加者的回忆证实了这一说法：“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个良好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3.再定中共成立代表大会于“7月底”召开

俄文杂志《远东问题》2001年第4期刊登了一组原先未曾公布的档案材料，其中有1921年7月9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科别茨基的一封密信：“希望7月底我们要召开的代表会议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这封密信证明：在1921年7月9日或者此前的某一个时刻，马林已经同中国的同志商量好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将于“7月底”召开，否则他是不会随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如此写信汇报的。这充分说明：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在1921年7月9日当天或者此前的某一个时刻，经过商量之后被确定改为“（1921年）7月底”召开。

【中共诞生纪念日是怎样定为“七月一日”的？】

既然中共于1921年7月23日诞生，为什么中共诞生纪念日被确定为“7月1日”呢？对此，中共一大参加者董必武同志在1971年8月中共诞生50周年之际，回忆中共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相关情况时曾作出这样的界说：“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个说得清的。” （转引自《党史研究资料》（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董老这里所说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是指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具体时间。在董老作上述界说的时候，即1971年8月，确实是“没有那个说得清的”。董老说“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问题在于：究竟是后来什么时候定的、谁定的，又是怎样定的呢？

早在1980年，学者邵维正就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初步考证》一文中指出：“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纪念党的生日，早在一九三八年就有地区性的活动，而在全党范围大规模纪念‘七一’，则在一九四一年――党成立二十周年以后。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外有日寇侵略，内有反动派封锁，没有条件弄清‘一大’召开的日期。因此，中央确定把召开‘一大’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份的月首，即七月一日作为党的生日。从此，纪念‘七一’成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例行活动。”（《党史研究资料》（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遗憾的是，邵维正先生并没有将相关中央文献等文字材料具体地介绍给读者。

2011年5月20日《报刊文摘》第7版转摘了何俊华在《文史杂志》第3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时间的艰难求证》一文，文中指出：“1938年5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共‘一大’代表――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跟董必武商量之后，表示‘这样吧，就用七月的头一天作为纪念日’，于是定下了以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遗憾的是，何俊华先生在这段文字中也没有将其用单引号标注的直接引文的文献出处介绍给读者。

既然上述两段文字都没有介绍和标明其内容赖以成立的文献出处，因而笔者无法对其真实性和可信度作出评判。根据手头掌握的材料，笔者对这一史实作出自己的分析：

1.解密档案表明：共产国际首倡中共建党纪念活动

1936年3月5日，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信中，提出了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系列活动计划，计划包括“6月中，要在中国境内外开展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在莫斯科，除了“出版中共人物文集（烈士和党的杰出领导人的传记）”等小册子之外，要“组织一系列的会议和报告”等。同年6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决定》，规定“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庆祝活动推迟到8月7日举行，以使该活动不与8月1日（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红色日――笔者注）的运动重合”；“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筹备并用中文、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安南文和乌尔都文在8月1日前出版：（1）小册子《中共党史概述》；（2）为中国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传略文集；（3）党和红军著名领导人的传略文集（注意保密）”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应当说，上述《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比如，《烈士传》第一辑、《中国人民的三位英雄》等小册子，于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共产国际》月刊中文版1936年第4―5期合刊中开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专栏，发表了诸多纪念文章，其中有季米特洛夫撰写的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的文章，王明撰写的《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一文，还有陈潭秋撰写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以及陈云以“施平”的化名写的《中共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等文章。此外，《救国时报》于1936年7月25日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的社论：“据本报上海通讯，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于八月七日举行该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

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是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发起的，活动的时间集中在1936年七八月，地点主要在莫斯科。虽然这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纪念会和宴会，《救国时报》社论中也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于八月七日举行该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但当时并没有确定“七月一日”或“八月七日”就是中共诞生纪念日。

2.1938年5月，提议将7月1日作为中共建党纪念日

当1936年七八月份莫斯科热烈举行中共诞生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时，在中国境内的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红军还没有最终完成长征，三大主力红军还没有实现会师，因而中共中央对于中共诞生十五周年并没有举行或者组织什么重要的纪念活动。

花落花开，转眼又一年。1937年7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内有“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十六周年”等语句。而此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共诞生十六周年纪念活动的关注和热情则大为降低，原因是1936年底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苏联领导人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得以获释，最终促成了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苏联领导人之所以如此应对西安事变，一个利己动机在起着主要作用：中国各党派、各武装力量团结一致抗日，就能有效地将日本侵略军牢牢地羁绊于中国境内，使其无暇、无力在苏联国境线的东部发动侵苏战争，从而就使苏联避免可能发生的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战争的威胁和危险。正因为如此，莫斯科才会比较“冷漠”、“简约”地对待中共诞生十六周年，以避免刺激当局。

这里需要考证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于1937年7月1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是否意味着中共高层领导人当时已经确定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呢？比如，有学者认为：“的报告会选定于1937年7月1日举办，表明这时党中央领导核心已经商定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日来进行纪念。”在笔者看来，这一判断尚需更为准确、翔实的文献或证据支撑。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演讲，他在演讲中明确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建党纪念日。在这一提法的影响下，1938年6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了《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提出“七月七日为我们抗战周年纪念日，同时这一个月又是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决定“今年七月一日到七日为‘抗战周年纪念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周’。”大纲中“这一个月又是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的文字表明当时边区党委还没有明确把七月一日定为建党纪念日。6月14日，“边委宣传部与边区抗敌后援会召开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抗战周年纪念与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筹备事宜”，从此纪念活动拉开了帷幕。

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但是纲要并没有明确地将7月1日确定为中共建党纪念日。1938年6月25日，《新中华报》上登载了题为《从“七一”到“七七”纪念周，抗大是怎样筹备的》的报道：“今年纪念抗战周年与中共成立十七周年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边区各界会经筹备决定自七月一日起至七月七日止为纪念周，举行盛大的宣传动员。”《新中华报》将这次宣传周概括为“从‘七一’到‘七七’”，又比较早地将“七月一日”精炼地概括为“七一”。1938年7月1日晚，“延安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纪念大会之后还举行了“庆祝中共十七周年提灯大会”。1938年7月20日，来自洛川的报道这样写道：“在伟大的抗战周年纪念日‘七七’降临之前，中共的诞辰――‘七一’来到了。”《新中华报》明确表述“七一”就是中共建党纪念日，这种说法影响了其他报刊。

3.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文明确规定7月1日为中共建党纪念日

当三大红军主力于1936年10月胜利会师，并且随后成功地将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西北之后，对中共建党日的考证以及相应的建党纪念活动便相应地提上了日程。一个合乎常理和逻辑的考证办法，无疑是征询当时正在延安的中共一大参加者的意见或者回忆，而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一大参加者除了、董必武之外，还有。那么，当时，他们对于中共一大会期的记忆是怎样的呢？早在1929年的时候，董必武就已经记不清中共一大会期的具体时间了，1929年12月31日他写给何叔衡的信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开会。”（《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董老之所以在这里打上了一个问号，是因为他记不清具体日期了。中共一大召开后仅过去了8年时间，董老就已经记不清楚了，更何况又过了若干年之后呢！当时，也说不清楚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因为1936年他在跟埃德加•斯诺会谈的时候这样回忆中共一大：“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无论这里说的“五月”是阳历五月，还是阴历五月，都没有指出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而当时也在延安的的记忆又是怎样的呢？他在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叛党，几十年后所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还言之凿凿地断言“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可以判断他在延安时期对于中共一大会期的记忆只会更加清楚。如此，一方面是董老和记不清楚了，另一方面是能精确到“下午三时”的言之凿凿的断言，因而，很有可能张的记忆和说法对于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建党纪念日定为“七月一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分析，还需要更翔实的文献资料作支撑和进一步论证。

不过，上述周、毛在报告中的提法以及媒体的相关报道，无疑对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将“七一”明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重要影响。

1939年6月30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的“社论”，明确指出：“‘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1940年7月5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本市各界热烈庆祝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纪念》的报道，文中说“‘七一’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1940年7月7日《群众》杂志在题为《庆祝中共十九周年纪念》的社论中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的纪念日。”这些年的媒体报道宣传进一步促使广大民众对“‘七一’是中共建党纪念日”的接受和认同。

在这种背景下，1941年6月，中共中央《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规定“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以此文件正式确定“七一”为中共诞生纪念日。中共建党纪念也自此成为一个周期性、常态化的活动。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