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改革分析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这条道路具有先农村后城市、先试点后推广、先易后难、先做后说的四个特点，渐进式改革既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又使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不致崩溃。但这种改革也有不可忽视的阻力和潜在风险。因而中国改革的前景取决于改革动力和阻力之间的拉力，改革之路迂回曲折，但前景依旧灿烂辉煌。

[关键词]中国渐进发展潜在风险改革前景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壮丽史诗。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一、“有先有后”的渐进式改革助推中国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条：“1、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合适的循序渐进的转型过程能够保持前一个发展阶段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并且能够将这些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转移到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的一些领域。2、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在任何一项改革进程的初始阶段，不管采取何种方法，人们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各个阶段中将会显现出来的所有问题。因此，改革一定是一个边探索边改革的适时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按照既定蓝图进行临摹的过程。”无独有偶，2008年2月4日新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认为：中国最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就是“务实主义”，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通过一种渐进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现代的市场经济。转型经济体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怎样过渡到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重要的经验。

由此可见，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人们大都认同中国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因为，市场化导向的中国改革，不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改造”，不是否定、抛弃社会主义的“改向”，而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创造性破坏”——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大力培育和发展起一块“新体制经济”，推行“渐进式增量改革”，然后，再以“改革的增量”激活“存量”，从而实现整个体制的转轨。

那么，“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学术界大多语焉不详。我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具有以下四个“有先有后”的特征：

1、先农村后城市

新时期中国改革进程实际上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1978－1985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归功于农民的创造精神。1979年后迅速推广也得益于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农民获得了生产自，又得到了提高粮价等政策的好处，农村经济形势空前好转。这是农民受益最多的时期。(2)农村工业化发展时期(1986－1992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进厂进城、务工经商，带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发展。1984年乡镇企业产值1709.9亿元，1991年11621.7亿元。(3)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时期(1993－2003年)。前两阶段的改革成本较低且有明显的收益，既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的非农化又主要是就地进行，剩余劳动力主要由乡镇企业吸纳。1991年后，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1996年后，农民收入增幅下降。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农村城镇化和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加快。1991－1995年，中国的市镇总人口从3.1亿增加到3.5亿，农业劳动力从3.5亿下降到3.3亿。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02年的39.1％。(4)农村综合改革时期(2004至今)。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1号文件，2005年28个省、市、区不再征收农业税，同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废止征收农业税的法令。目前我们处于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阶段，尽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保障。

农村改革成功后再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是在农村改革的启示和推动下起步的”，1979年后以“简政放权”和“减税让利”为基本思路，“以形成产品市场和搞活企业为战略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中国改革的进程和特点进行了高度概括：“改革从农村开始……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

2、先试点后推广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改革是有风险的，邓小平认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因此，中国的改革大都经过试点、扩大试点、全面推广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从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开始，成功后向全国推进；价格改革首先从基本消费品以外的消费品开始突破，然后逐步向生活消费品和生产领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开始，安徽进行全省范围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5年28省市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国免除农业税；对外开放先是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启动，然后分阶段地向内陆和边远地区推进。

3、先易后难

中国经济改革首先采取体制外突破，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因为非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其存在和发展都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存在政企不分、大锅饭的问题。以此人手进行改革成本小、收益大。

“放权让利”是中国改革前期的鲜明特点，1978－1993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政策是中央向地方、企业、个人“放权让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在城市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这种实行“松绑放权”和“给好处”的做法，使微观主体拥有一定的自，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企业、地方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实行“双轨制”，也就是在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

在；允许集体、私营、合资企业进入原先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等，“双轨制”对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加大，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1980－1995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从76％下降到34％，集体工业的比重从23.5％上升到36.6％，城乡个体工业的比重从0.02％上升到16.5％。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逐步由体制外的“增量改革”转入“存量改革”。2003年，我国市场化指数接近74％，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接近70％，价格完全由市场确定的产品比重达90％，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济改革完成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置换和替代，现已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4、先做后说

“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深一脚浅一脚，有时甚至会摔一跤，自然存在不少错误。改革可能存在最优路径。路径选择错误，沿着错误的路径走得越远，回到最优路径的难度越大。在试和闯的过程中，哪是“异端”哪是正途?哪条路径最优?在改革的各种主张中哪套方案最佳?哪个方案可行?判断优劣的标准是什么?

首先，“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要勇于开拓创新。一条思路、一个观点、一种政策，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来检验。邓小平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其次，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差异，观念转变有先后，改革积极性有高低，我们的做法是“允许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农村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些地区根本不予理睬，有的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中国改革的经验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

最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实践过程中改革难免犯错误，试验难免失败。对此，邓小平强调两方面：一是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的试，大胆的闯。”二是要总结经验。“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紧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正是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边走边看，边实践边总结，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改革和发展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渐进式改革的阻力和潜在风险可能断送中国的前程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显著特点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和部类的流转而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又使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不致崩溃。但是，渐进式改革也存在一些阻力和缺陷，甚至有学者警示：久拖不决也可能窒息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可能滑向发展的“中国陷阱”。

1、改革理论准备不充分易导致实践上的盲目

改革不可设计也不需设计的想法是幼稚的、错误的。改革需要理论指导，但到底如何改革，改什么?怎么改?30年来各种争论从未停止。大的争论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争论在1982－1984年，围绕着要不要改革、能不能改革的问题展开，集中体现在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上。针对改革所催生的包产到户、商品经济、深圳特区等，一些人思想上怀疑、动摇、否定。诸如“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水田旱田责任田其实不甜”。当时，以薛暮桥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以建立商品经济为改革取向，而坚守极左立场的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搞商品经济则是复辟资本主义。1984年10月“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这次争论才划上句号。

第二次争论在90年代初前后。1989年剧变后，一些人对改革产生怀疑，发表了一系列评论表明对改革的态度。例如，改革必须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不能不问姓“社”姓“资”问题；发展生产力必须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对改革的后果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不能夸大改革的作用；市场化把改革引向了资本主义道路等。1991年2月15日至4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文章，认为改革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改革必须以发展市场经济作为导向；计划和市场只是配置资源的两种手段，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把改革推向深入需要有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文章发表后，北京理论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争论才尘埃落定。

第三次是近年来对改革的种种批评。2004年的“郎顾之争”实际上并未随着2005年的顾雏军锒铛入狱而结束，“郎咸平的刺激性言论拨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引起他们对10年来国企改革、腐败和贫富分化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强烈共鸣”。。近年来对改革的议论甚嚣尘上，表明对改革的争论仍未成为过去式，尽管争论的主题参与者各执一词。如林毅夫觉得，“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张维迎认为，“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孙立平则断言：“改革的过程已经基本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左右和扭曲。”皇甫平坚信“改革不可动摇”，但改革的根本点在于解决“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所产生的不公平问题”。

知名学者莫衷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改革共识”的消解，又表明我们的理论研究滞后，不能很好地指导改革。实际上，我们误解了邓小平的“不争论”，邓小平讲的“不争论”，实际上指的是尊重实践，不能纸上谈兵，并不是说不去思考理论问题。改革“边设计边施工”，短期内可能干得轰轰烈烈，但是由于改革没有整体设计，各项改革措施之间不相衔接和协调，难免产生摩擦和漏洞，增大改革阻力。改革不仅涉及人们的利益调整，而且触及人们的理念。改革理论准备不足，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可能思想不清醒、政治不坚定，容易导致实践中的盲目性。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改革没有出路，乱改革则是死路。改革不能改改停停，要在理论的指导下不断推进。中国改革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正如郑永年所说的“知道‘河’的彼岸是什么，那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有一张路线图的”，“改革大体可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可以是不同的”。实际上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明确的，改革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分阶段有步骤实施的。邓小平理论为我们的改革做好必要的思想、心理和舆论准备，而实行私有化、自由化的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休克疗法”被我们所屏弃，主张改革为“改向”的思想障碍被我们清除。改革过程中的争论是正常的，真理越辩越明，通过争论凝聚共识，使人们对改革有更全面的认识，政策调整更加科学，从而避免、减少改革中的失误，使我们坚定地沿着改革的理想目标迈进。2、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容易使改革误入歧途

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在1978－1984年的改革早期阶段，政府对农民为主的自发改革实行“默认”态度，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各种利益主体采取观望立场，改革处于“市场诱致推动”阶段，可能带来的利益调整还没有完全显现，因而改革的早期获益者主要有两类人：一是被中国传统就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富家庭者或本人是劳改释放犯等；二是凭借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竞争的科技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分别把二者称之为“半人半鬼”的人和“凡夫俗子”。1985年推行价格双轨制以后的“下海”者迅速发财，尤其是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不仅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发展的新兴资本集团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坐实了改革中的地位，而且部分身居要职的官员也开始以个人利益为导向、以其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为资本、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获取收益。他们通过企业承包、价格双轨制、炒原始股、炒地皮、国有资产股份制改造等方式获取巨额财富。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借用的话，改革的获益者是一些“半人半神”，所谓“神”，既表明了他们的活动能量，弄钱不花力气且数量巨大，又表明对前两代获益者的鄙视和边缘化。因为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各社会群体间的流动频繁，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明显，前两代富人变换的概率较大。90年代后至今，阶层结构出现定型化的倾向，富人阶层的门槛越来越高，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大。

既得利益集团是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权的一部分人或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当下既得利益集团已成为一股可以与国家公共利益进行博弈的势力，一定程度上具有干预和把持改革的能量。社会上流行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个人化”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改革以后集团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扭曲、侵蚀和对改革道路的干扰。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移动通信业职工的年薪均值达到5.577万元，居各行业之首。根据美林集团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尤为严重的是，既得利益集团获得利益靠的不是正当竞争。他们或者以行政垄断获取超额利润；或者一些国家公职人员靠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不合法或灰色收入)，形成部门、地方和利益集团的利益非正式同盟；或者一些群体通过偷税漏税、制假售假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200余名官员和学者的调查表明，有五成专家认为，制约中国改革攻坚的主要因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只要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强大，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发展，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养老保险等领域的改革就很难突破，破除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第一难题。吴敬琏先生认为，的控制已使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

3、渐进式改革导致劳动和资本等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时性转变中，存在一个“双轨并存”的共时性过渡形态。这种渐进式改革的最大好处是能够避免激进改革使问题聚集突然爆发而带来的社会震动过大的通病，但渐进式改革并不是没有弊端。中国市场化程度进展不一，尽管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均在提高，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滞后于一般商品的市场化程度，东部、中部、西部的市场化程度存在依次递减情形。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在市场机制下形成流转和对接的通道，导致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的格局。资本是否过剩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但大家普遍承认：我们已经度过了资本相对稀缺的时期，流动性过剩已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

渐进式改革加大了工业化中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经济、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难度。近几年来，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劳资之间的矛盾加剧，贫富分化更为明显，社会结构紧张的局面比较严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变化是市场化发展规律，但中国就业结构不合理，不仅农业劳动力应随着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还存在许多制度，而且总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尽管统计上的城镇失业率从未超过4.5％，但据冯兰瑞的估计，2000年失业率高达21.4％，全国失业总人数达1.53亿人。失业率不断攀升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57:1，1985年缩小到1.8:1，2000年扩大为2.79:1，2004年扩大为3.21:1。中国统计局的统计表明，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785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479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786－1067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2841万人。

社会分化严重，甚至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可能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社会底层对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协调稳定的，但一些职工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屡有发生。2005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31.4万件，是1995年的9.5倍。社会冲突愈益激烈，2004年全国发生各类突发事件561万起，造成21万人死亡、175万人受伤。呈持续增长态势，1993－2003年间，中国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步履维艰，曲折多变，处理不慎，甚至会断送改革的前程。

4、非平衡推进易衰竭改革动力

中国要改革的体制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全能型体制，任何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在发挥本组织特殊功能的同时，又不得不负担几乎是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其他职能。社会呈现下级服从上级的层层管理层层依附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改革在总体上表现为一个从经济体制到整个社会制度全面变迁的历史过程。因此，中国改革到底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学术界存在争议。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内容是激进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改革的形式是渐进的。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改革的主客观条件存在差异，因此中国改革一开始采取先易后难、单项突进方式，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从体制外和微观层面进行改革。绕开一些改革难点，用“撞击反射”方式，较容易的在农业、轻工业、加工工业获得成功。然后，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由局部改革向整体改革推进。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成为“改革的攻坚”课题。至此以后，对金融、财税等其他方面经济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依次展开。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服从于经济体制改革，以经济改革为先导，同时，改革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改革又“寓于”经济改革之中。中国的改革是在市场化、民主化的总体导向下，经济改革先是在计划经济边界上鼓励商品经济成长修补旧体制，待体制外力量不断增强之后，政府强制推进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贸易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体制内的改革，以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或置换旧的制度结构，实现了由“市场诱致推动”向“政府强制推动”、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两个转变。经济改革任务也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形成了“单位”化的政治组织和动员体制，政治改革首要的是改革高度集权的传统体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运行机制。政治改革选择了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道路，渐进地增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进行了深刻反思，1980年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念确立后，对政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1986年，邓小平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因此，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整体规划后，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民主是党的生命”，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及其内容概括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三，改革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支撑，而且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意识形态和道德习俗等方面的变化。中国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按照邓小平的话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改革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其次，改革表现为政治演变过程，最终则体现为社会变革过程。也就是说，改革是在政治过程的控制下进行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化过程的统一，是市场化、民主化、社会化的统一。其中，政治过程的进退、民主化水平的高低对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先行进行的，但就整体而言则不能单独进行；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滞后，但长期无视或忽视人民的民主化要求则可能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一味非平衡地推进改革，长期不能解决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长期不能打破许多体制性、机制性羁绊，则容易患上“改革疲劳症”，使改革因缺乏内在动力而夭折。

三、中国改革的前景取决于改革动力和阻力之间的拉力

收入分配的扭曲、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竞争秩序的混乱、腐败现象的蔓延、价值标准的缺失、社会矛盾的激化等使中国改革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等互相交织，改革逐渐由经济体制向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层面拓展。

中国改革目前进入全面改革的深化阶段，如何解决我们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减少改革的风险，进一步深化改革?学术界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存在张力。张力是指物体所承受的拉拽力，所谓改革的张力，实际上取决于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之间的拉力。中国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风险。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改革的经验一直被一些人低估，对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又被某些人夸大。改革的前途既取决于主导改革的领导力、执政力，又取决于国家的自主能力、制度创新能力。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也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无论理论界分歧多么大，我们仍有改革共识，这就是强烈要求中国改革“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发展更加明确“以人为本”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无论改革多么艰难，但我们的信念并未动摇，这就是改革是一场革命，只有改革才能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无论改革有多少失误，但从来没有所谓的“中国陷阱”。无论改革有多少挫折，中国从来不会以后也不会“崩溃”。无论改革取得多少成就，中国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威胁”。中华民族有直面缺点的勇气，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道路，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日益成熟的今天，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中国已经趟过河流”，今后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道路纵然如黄河般迂回曲折，但改革前景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