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与困境

摘 要：“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种在保持社会稳定有序中的比较成功有效的改革，也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渐进式改革”模式在今天遇到一定的困境与难题。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中国模式；特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216-02

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找到自己的路径。而寻找这个路径的主动性越强，折腾与反复就会越少。中国的改革已经持续进行了三十多年，理论界将中国的改革称之为“渐进式改革”，并已成为共识。“渐进式改革”既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采取循序渐进的、有步骤、分阶段的方式推进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方式集中表现为从“易”到“难”，从传统体制外到传统体制内，从传统体制内易于突破的到需要攻坚的内核的改革顺序。这条道路具有先农村后城市、先试点后推广、先易后难、先增量后存量等特点。渐进式改革既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又强调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目标。尽管目标与现实仍然有着很大的距离，但为之进行的改革举措都在付诸行动。

一、“中国模式”是一种在保持社会稳定有序中的“渐进式改革”模式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 亨廷顿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按照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在持续保持社会秩序前提下的渐进式改革发展模式，保持社会稳定有序是改革的重要前提条件。改革是对社会利益的重大调整，其复杂性、艰巨性都对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压力。因此，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须考虑如何把对社会稳定的压力，尽可能降低到社会和公众可承受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平稳转轨。如果采取过于激烈的方式，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恶化改革的社会环境。中国模式不同于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也不同于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之后的“激进改革”，是一种稳健的在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的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充分考虑到社会和人民可以承受的程度。特别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和社会发展的活力与效率。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坚持在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中国从实际出发，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把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循序渐进改革的特点是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从点到面、由浅入深，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的改革没有触及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基本制度，而是以现有体制中薄弱的环节或不适应的地方作为切入点，从局部到整体，以一种试验的方式和逐步过渡的策略推进改革。循序渐进改革的改革措施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可以把改革的风险掌控在改革的过程之中、化解在成效之内。在循序渐进改革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可以比较容易地监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方针政策，坚持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二、“渐进式改革”：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具体表现在：在改革开放顺序上，改革采取了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政治文化社会其他领域，开放采取了先东部沿海后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的策略；在改革开放路径上，采取了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路径；在改革开放进程上，采取了先点后面推广的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利益分享结构上，采取了先改革增量，然后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激励办法。渐进式改革的优点表现在：群众比较能够承受，也有利于锻炼广大群众的承受能力；引起的震荡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改革的领导者积累和总结经验，探索和开拓改革的新途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激发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初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渐进式改革大大降低了由改革带来的风险成本，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实现平稳整体推进。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先改先行和后改后行带来了团体或个人在占有资本、资源、市场等方面的机会不均等，无形中就形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这些既得利益集团（部门或个人）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金融资本等关键要素，获得了比别人要多得多的“好处”，并借助自身在体制和决策上的优势地位，垄断资源、扭曲市场、忽视社会公共福利，刻意强化集团和个人的既得利益而阻碍改革。因此，要想消除市场扭曲，促进公平竞争，创造均等的机会，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所遵循的是“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路线，这种“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区别于“民意主导型”的、由体制外力量所推动的权利驱动或利益集团驱动的民主变革模式，其改革政策主要由来自执政党和官僚精英等体制内的力量所推动，以改善治理效果为目的。依照这种观察，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决策模式的变革”。因此，有学者关注中国决策模式的变化，指出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这表明中国党政决策方式开始走向多样化[2]。类似的观察和评论也支持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决策结构上已经从个人专断转向多元参与，在决策能力上已经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在决策机制上已经从非制度化决策转向制度化决策，这些变化不仅表明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重要发展，而且产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果[3]。

三、“渐进式改革”在当下的困境与难题

有学者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提出了质疑，如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撰文认为，“很多人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下了一个大的结论，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东欧休克疗法的改革远远要好。但是我觉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当时的结论很显然是为时过早。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下的结论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话，也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局面呢?你通过渐进式改革，先改经济然后再考虑改政治。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觉得当时很多人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4] 陈志武指出，先通过经济改革获得效益与财富后，改革的动力就会逐渐弱化，其他改革如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就越来越大了，使得改革难以为继；做出判断渐进式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更好的结论的人，他们的逻辑上欠缺的地方就在这儿，因为没有考虑进去人的本性。针对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改革模式或方式都有其利弊，既不能认为激进式改革就一定是不好的，也不能以为渐进式改革就百好而无一弊，在这点上，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或好处，这是我们衡量改革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从实际来看，中国独特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有效防止了激进式改革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J型曲线”效应或更为糟糕的“L型曲线”效应，也得到了社会普遍的理解和支持，保持了社会的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渐进式改革可以是一个大国在“稳定优先”的前提约束下，规避改革风险的有效办法，它实际上是对改革的代价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分散风险。

回首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渐进式改革战略，在保证原有利益格局不受到急剧性冲击的前提下，使市场制度能够以“边际演进”的方式获得生长。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的力量和益处通过“涓滴”效应和“墨渍”效应，逐渐在传统体制内渗透和扩散，从而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创造了水到渠成的条件 [5]。当然，渐进式改革方式也导致新旧两种体制相持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首先，由于改革是渐次推进的，这就给旧体制以足够的时间来与新体制抗衡，双方在摩擦和较量的过程中，旧体制仍旧会在一些方面起作用，而且有可能会牵制或者侵蚀新体制，从而增大改革的难度。其次，由于采取边际演进的累积性的步骤，两种体制并存和僵持的时间比较长，这就为在两种体制之间“套利”提供了可能。那些可以从套利中得到好处的既得利益者，可能会与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一道，成为抵制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的力量，这也将增大改革的难度。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中国需要由上向下推进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多，基本都涉及到上层建筑和深层次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的范围广，利益关联群体多，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高、难度大。比如进一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财税体制，限制行业和部门垄断，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平，完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教育、医疗、养老、救济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还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等等，所有这些继续采取以往从下到上、先易后难、先点后面的改革路线和方式，显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另外，当前中国面临的改革开放环境与一二十年前已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标也与以前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在新的发展时期，必须选择新的改革开放路线。从当前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能改变，但在改革上应该采取“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的路线 [5]。实行这种改革路线，就是要破解改革难题，找准影响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和重点领域，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创新发展思路，集中力量统筹经济与社会及政治改革，统筹城乡、区域改革，统筹对内对外改革开放联动，为中国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创造好的制度条件。

参考文献：

[1] 塞缪尔・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8-41.

[2]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3] 王磊，胡鞍钢.结构、能力与机制：中国决策模式变化的实证分析[J].探索与争鸣，2010，(6).

[4] 陈志武.中国渐进式改革并不比休克疗法好[N].东方早报，2010-12-23.

[5] 马晓河.渐进式改革三十年：经验与未来[J].中国改革杂志，2008-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