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北京城都堵成这样，还鼓励买车。”7月上旬的一个雨天，北京北四环主路行车十分困难，出租车司机无奈地对记者抱怨着。望着车外水流湍急的路面、焦急的行人和雨中缓慢爬行的车队，一个问题出现在记者脑中：“中国人真的富了吗？我们到底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2008年7月3日至7月10日，本刊与网易财经联合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以下哪种描述更接近你心目中理想的生活”选项中，选择“有普通车代步，有较大的房子可以安居，衣食无忧”的共2253人，占得票数3212票的70.1%。而选择“出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房子够住就行，衣食节俭”的仅348人。

朴实追求与资源紧张

美国著名电视记者泰德•科裴尔(Ted Koppel)历时一年在中国拍摄的四集电视节目“中华人民资本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apitalism)，于7月9-12日美国东部时间晚10时在探索频道播放，为美国观众了解鲜为人知的中国生活，提供了一个独特窗口。

第三集“快速道路”(The Fast Lane)讨论急速发展的汽车文化。中国人每天购买2500辆汽车，每年增加900万辆，往日的脚踏车被汽车所冲击，几万里的新公路正在新建，汽车制造业蓬勃发展。。但这些新增汽车，带来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也带来了更多的交通事故和污染。 有车，有房，已经成为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生活目标。

生产汽车要消耗钢材，驱动汽车需要石油，建房要水泥、钢材，还要消耗能源。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对钢铁的进口依赖越来越明显。不久前，澳大利亚钢铁巨头力拓强迫中国钢铁企业接受铁矿石涨价９６.５%，并发出威胁，不接受涨幅就断货。从这个表象看，仿佛是中国的需求造成国际原材料价格大涨。

2008年年初，全球粮价飙升，至今余波未平。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布什6月2日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印度中产阶级人口多达3.5亿，“这比美国还多……当你开始变得富裕,就开始要求更好的营养和食品。这样一来，需求增加，导致价格上涨。”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印度对布什的“草率”发言表示愤怒，中国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次日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为印度“主持公道”：“当前粮价上涨不应简单地归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增长，一些发达国家将全球粮食需求增加和价格上涨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或归咎于某个国家的某项政策，这既不是事实，也不是建设性的态度。”

稀缺下的占有不公

针对原材料和粮价上涨的问题，天则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茅于轼从经济学层面，回答了《财经文摘》记者的提问：“如果货币控制住的话，物价水平不会变，粮食涨价，是不是消费粮食的人吃亏，生产粮食的人占便宜呢？从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从长期看，价格反映稀缺性，如果一个商品稀缺，就必须得涨价，不涨价就糟了。涨价是让大家谨慎地使用，节约它，用别的不稀缺的东西来代替它。”

茅先生的话其实道出了一个重要真相：全球性涨价并非只冲着某一个国家，它针对的是所有消费国。当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面对全球性通胀，但涨价也有长期性的有利一面，这就是茅先生所指的节约与替代。至于谁来节约，如何节约，用什么替代，恐怕也不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独力能支的。

西方朋友针对中国人日益提高的生活质量，表现出特别的“关怀”和“忧虑”。“你们不应该过我们这样的生活”，西方人的这种担忧，似乎是出于对全球的“关爱”。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总人口超过20亿，从西方人的简单化逻辑推理来看，假如这两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崛起，而且都过上他们那样的生活，这个地球岂不是会不堪重负？归根到底，就是地球资源有限，无法满足这两个大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要求。

初一听，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只是它掩盖了一个问题：中国和西方在人均资源占有上存在极大的差距。美国人口占全世界的5%，而这5%的人口消耗了全世界25%的能源，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2倍，人均能耗却只有美国大约十分之一。只需从数据就可以得出结论，与美国相比，每个中国人的能源消耗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其实，发出“你们不能和我们过同样生活”的言下之意是：我占有的资源不能少，价格不能高，你的生活水平低一些甚至对我有利。这种心理，实际上忘记了美国《独立宣言》的主张：“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一种有此无彼的一元论和机械的直线论反应，没有考虑到竞争下的共赢和人类科技进步带来的巨大效益。

直线论下无进步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曾引起学者对人口暴涨的恐惧，全世界也对“谁能养活中国”提出质疑。不过，中国有幸出现了袁隆平这样的农业大家，联合国认定他以杂交水稻技术多养活了中国的一亿人口。2006年，袁隆平提出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的设想和建议，用5年时间，到2010年，全国推广“种三产四”丰产工程6000万亩，产出现有8000万亩的粮食，等于增加了2000万亩粮食耕地，又可多养活3000多万人。

就在中国奋力增产粮食的时候，美国却将大量谷物用于生产替代能源，造成全球粮食供应减少，美国的这种利己行为成为全球粮价上涨的一大动因。如果说，美国此举是为了减轻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革新”措施，那么，在全球尚未完全告别饥饿的背景下，以一种“稀缺”资源代替另一种“稀缺”资源的行为，必将破坏另一种产业链条，充其量只是富国的游戏。 寻找可替代资源并不是哪一家的事情，应该建立全球协调机制，在不破坏全球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进行。

“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歌手何勇的《垃圾场》，又隐约回响在耳旁。

共赢才能幸福

追求幸福，自然要实现资源共享。如何实现？只能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只有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市场才是公平的，也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优胜劣汰和竞争机制，这也恰好是西方自由主义捍卫的法则。

在部分西方人的意识中，中国人赚钱了，变富了，好像就会妨碍他们的幸福生活。茅于轼对此提醒说：“这个问题是有特别大的重要性：别人赚钱对我是好是坏？如果别人钱多，对我是坏事，或者说我所以穷就是因为你富了，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了。因为贫富总是有的，不管是哪个社会就有。我所以穷，是因为你剥削我，把我剥削穷了，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因为别人越来越富，我也可能变富。”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看法不同，自然会产生对这个问题不同的理解。“一个人赚钱靠别人，另一个人说我在孤岛上能赚到钱，没有这种事。他赚钱靠别人，而这个别人也赚钱。你不可能做一个买卖赚钱，就把别人搞亏了，没有这样的傻子。我是一个赚钱的人，你也是一个赚钱的人，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我跟你是一样的人。你能赚，我也能赚，正因为你赚钱，我才能赚钱。”茅于轼说。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讲信用的时代，又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又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这样写道。如果发达国家不愿意让发展中国家分享更多的资源，这个世界就只有靠武力取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