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长辈们迷上玩手机

春节后第一次出差，坐大巴前往高铁站，一路上被一个3岁左右的调皮男孩吵得脑袋炸裂。奶奶不断斥责孩子，常常还要离开座位把他拉回来，后来实在不胜其烦，回头对后排吼了一声：“你管不管？”

“我管不了。”后排是孩子的爷爷，自上车以来，一个小时左右，他一直在玩手机，对周围的一切无动于衷。

我在这个春节察觉到一个新情况，年后和同龄的或更年轻的朋友们交流，发现他们也深有同感：中老年人成为了家庭里低头玩手机的主力。几年前有个故事（也可能只是段子），说在一个家庭的年夜饭饭桌上，年轻人全都在低头玩手机，老人被晾在一边，虽聚犹离，老人一怒之下掀掉了饭桌。而现在，想要“发飙”的转换成了年轻人，在微信群里抢红包、发红包，不停地进行语音、视频交流，激动万分以至无法顾及现实环境的，变成了中老年人。

我把过去一年里家中来了客人的情形回忆一遍，也吻合这一观察―刚刚坐下来就问WIFI密码的，几乎也全是中老年人。

这种变化悄然发生的时间，是一年、两年还是其他更精确的数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中老年人被移动互联网牢牢俘获了，很多人似乎在一瞬间入了迷。

2015年，我那居住在老家的父母加我的微信时，我吓了一跳。在此之前的10年里，家里有电脑，也有网线，但父母从未与键盘及互联网发生过任何关系。母亲跳广场舞需要下载舞曲、视频，都是等年轻人回家后让我们帮忙。我记得多年前母亲曾弱弱地问过父亲：“我们还能学会用电脑吗？”似有心动，但未有行动，因为90年代曾经满大街的“电脑算命”、“电脑测字”和“电脑培训”，让他们形成了对那个带屏幕和键盘的东西的敬畏。

我那时认为父母几乎不可能学会打字，因为他们不懂拼音，手写板效率太低，把五笔字根表背熟的可能性又很小，而且他们的广式普通话是语音输入工具绝对无法辨识的。所以，当2015年某天突然看到那个微信好友申请，留言上写着“我是妈妈”时，一时间竟无法相信。后来他们还组建了家里人的微信群，我发现没过多久，他们打字都已经非常顺溜。

这是人的“再社会化”，而从代际顺序看，还是一种逆向社会化―就像是孩子在扶着长辈“蹒跚学步”。

互联网对如今五六十岁这一代人，可谓欠债累累。它先用一种亘古未有的知识，让这代人“失明”；再用一种颠覆性的社交新形态，让这代人“失聪”；其必然结果是，他们很快丧失在知识传递和再生产方面的所有话语权，在残存的传统家庭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也被消解。我知道我的母亲变成一名“广场舞大妈”，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陌生的新社交形态下，对熟悉的、正在消失的旧社交习惯的落寞坚持。人如果不能进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世界，事实上相当于被从主流社会中踢了出来。

他们可以不懂电脑，但不能不懂使用手机，就像做菜可以没有味精，但不能不下盐。智能手机本身已经是一台电脑，许多中老年人其实是万般无奈，被“赶鸭子上架”的。“电脑”曾被他们视为复杂到有点神圣的东西，而当把自己的智能手机玩熟之后，他们才领会到电脑的真谛：让一切事情都变得简单。未来的电脑应该是这样的―它会让智力精英在生活能力上不比一般群体更有优势。中老年人对硅基智能的“触电”，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不像年轻人那佑幸桓龈新换代的渐进过程，因而他们从手机中感受到的欢乐就更密集、更猛烈。又因为这是一种“逆向社会化”，便出现了代际的延迟效应，年轻人对“抢红包”已经意兴阑珊，中老年人却刚刚才感觉到它的刺激和快乐。

所以我推测，随着手机的社交替代功能在中老年人中日益深入地发挥，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妈从广场上回到客厅里。已经出现的一个结果则是，这两年我父亲、岳父的老花眼都变得越发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