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长辈谈劳动

五月下旬，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访问了党中央委员、党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曾山同志。

在一间摆设简朴的客厅里，曾山同志接待了我们。他，身体魁伟，穿着一件半旧衬衫和一条蓝布裤子，亲切地招呼我们入座。

我们提起正在召开的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谈到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大会的致词以及指示青年团要加强对青年劳动教育的问题。希望曾山同志——一个青年时代曾当过学徒，参加过体力劳动的革命长辈，能够就自己的经历，在青年参加劳动问题上，发表一些意见。

“对青年的劳动教育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年来，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着一些感受。”曾山同志拿起茶杯，噙了一口茶，开始了他的谈话。

“我想先给你们谈谈我雨个孩子的事。我有个大女儿，解放前一直住在江西乡下。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当副市长，她从乡下到上海找我。当时，我就叫提到上海纺织厂做工。开始，她去了，不久以后，又跑了回来。你们猜是什么原因？原来她入厂后，有些人问起她的家庭情况，知道她是我的女儿，都很惊讶。她们说：‘你父亲是副市长，你为什么不在家享福，而要到这里来做工呢？你是小姐呵！’经她们这一说，我女员就真的不想做工了，要住在家里。当然，这是解放初期的事了。经过了不少现实的教育，她后来还是当了女工。我还有个上初中的男孩子，过去在上海长大的，解放后一直跟在我身边。现在他每个星期回家，总要妈妈弄点好吃的。我们吃得俭朴些，他就抱怨。我常常把自己过去的苦日子告诉他。说我小时候只有上山“打茅”时，才偶尔吃得上一个鸡蛋。而你们今天吃一个鸡蛋是很平常的事。为什么还总是要这要那。孩子听了不耐烦地说：‘你总是讲这个！总是讲这个！’……”

谈到这里，曾山同志若有所思地停下来，接着又说：“他们这一代青年是幸福的，但是过去有许多事情他们是不知道了，不能体会了。这对他们来说，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此，尽管孩子不愿意听，我还是要给他们讲，给他们讲过去的苦生活。”

于是，曾山同志就谈起了他青年时代的劳动生活。

“我的老家在江西吉安。父亲是个秀才，由于吸鸦片烟，常常负债，弄得家境很穷。我小时只断断续续地念了两三年书。平常就在家里种田，打柴。1915年，我十七岁的时候，村里闹了水灾，于是我就离开家乡，到赣州去当学徒。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赣州东门外天竺山对面的那家做丝线的小作坊——裕丰泰栈房。老板的名字叫唐坦。我在那家丝线作坊，过了五年学徒生活。旧社会的学徒生活可不像今天工厂当徒工那么好过。我开始进去的时候，名义上是学徒，实际上不是学手艺，而是帮老板干杂活。每天，天刚朦朦亮，就煮饭，买菜，炒菜，吃完饭后，就洗碗筷，每天还要去挑全家人吃用的水，到冬天就要到一里路外的赣江上下码头的五十多级阶梯去挑水，挑完水后还要帮老板干其他零活，以后才能上落场（即解丝的架子）学习解丝。就这样整天忙个不停。那时，当学徒是没有工钱的，作坊里只管吃饭。每餐只有一样青菜，后来经同行业的人争取，才添了一样豆腐。半年以后，店里来了个老板娘，由她掌握油盐柴米，亲自炒菜，不让油先下锅，菜熟下浮油，对职工们就更刻薄了。后一年半我们作坊里又新来了一个徒弟。老板就把一部分打杂工作给他做，我就能腾出功夫，来学手艺了。我最先学的是解丝，后来又学打线。这种劳动都是细致工作。譬如打线就要用力很匀，还要快，这比挑水作饭就难多了。当时一个学徒想学点手艺是不容易的。这些手艺通常师傅是不乐意教的，因为教好了徒弟，师傅自己的饭碗就要成问题。我的师傅姓肖。我只有在肖师傅工作时，靠自己在帮工时用心看，到肖师傅午睡或休息时，才能自己学习打丝线。这样，经过了一年半，我就把解丝与打线学会了。于是唐坦老板辞退了肖师傅，叫我作打线工作（因为我是学徒，不要工钱）。那时候，我劳动也特别卖力。一个人能作一个多人的工作，有时还同唐坦老板一起挑着五六十斤的丝线担子，翻山越岭由赣州到三南，安远，寻鸟等地的小市场去卖。老板还是喜欢我的，当我三年徒工满期的这年末，给了我三块毫洋。我拿了它做了一件长袄。但尽管这样，三年中他却没有让我学会染线的手艺。

“我在‘裕丰泰’丝线作坊学了三年徒工，出师以后又作了两年工，感到买丝线的人逐渐减少，丝线店和丝线作坊倒闭不少，我看到这种手艺没有什么前途，就离开

了那个作坊，回家耕田兼做小买卖谋生了……。”

“你们问：我过去这段劳动生活，对我究竟有什么好处，我想，好处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使我体会到了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培养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本来，我在“裕丰泰”当学徒时，就受到老板的剥削，后来，离开了这个店，借了三十三块钱开了个小杂货店，不到二年又累次受到当地大土豪曾和苟的压迫和排挤。他买通了官府，故意以没有缴牌照税的名义，罚了我二十四块钱。我的店就这样挤垮啦！在旧社会里，我找不到生活的出路。看到周围一带的农民们受至土豪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由于相同的遭遇，我就特别同情农民的痛苦。五州运动时我哥哥曾延生（他是共产党员，但当时我并不知道）由上海返南昌、吉安，组织学生运动，也返家中教我们秘密组织农民起来斗争。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党的影响下，我就和家乡的一些穷苦的农民们，由秘密的组织而成为公开的农民协会，和土豪地主们公开做斗争。1926年我参加了共产党，从此定上革命的道路。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的日子里，我的思想感情始终在穷苦的农民这边。记得我们在苏区搞土地革命时，党内对“分田”的问题有很多争论。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员主张，谁家生产工具多就多分土地，少就少分。而我却主张平分土地 。因为如果按他们的主张，得田最多的当然是富农，而贫农就得田少了。1929年2月7日（当时是党的总前委委员）由闽西来到东古陂头召开了会议，批判了富农路线的分田办法，赞成按人口平均分田的办法，并进一步指示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我们当时主张平分土地，也不太懂什么政策，其所以那样主强，是因为自己觉得贫农受苦最多，我们革命就是为了解放他们，分田也应该多照顾他们偿应得的利益。”

革命战争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生活尤其如此。那时，军队四面包围和封锁苏区，并且反复地进行残酷的“围剿”。苏区的粮食物资都很缺乏。人们时常吃不饱，穿不暖。特别在打仗的时候，更加艰苦。曾山同志谈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当时是江西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省委书记，为了长征部队转移，他在宁都、乐安、兴国、吉安和东古等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牵制大批罩队，最后在1935年4月突围到新金山坑，被三个师包围，遭到极大损失。有一次突围，他们连续走了十五书夜。常常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还要打几次仗。后来，他的队伍被敌人冲散了。他身边只剩下两个人。敌人到处出布告悬赏：“捉拿曾山者，赏八万元。”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曾山同志无所畏惧。他忍受和克服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各种困苦，想尽了各种办法，终于到达上海，经过梁广同志和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得到陈云同志帮助，到苏联去学习。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他之所以仍能够那样勇敢坚定，据他分析：主要是由于当时认识到中国封建军伐统治未打倒，人民受压迫未解放，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此外，也是由于他“小时候吃过苦，参加过劳动，体力上受过锻炼，所以，即使在革命环境最艰苦的时候，也能忍受，不觉得怎么特别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