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辈消费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2 21:34:03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种信托关系。个人将安全、福利、需求托付给政府、企业等权力组织，反之，个人也须讲信用。
仅有“个人信用报告”是不够的。在“初级阶段”或“原始积累时期”，需要“国家信用报告”，需要“企业信用报告”、“银行信用报告”(非国际机构评估的)，需要“学校信用报告”、“公众人物诚信身份证”，及一份对大自然的“欠债报告”。
国家对公民有信用吗?
国家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包涵两层意思：第一，国家是“想象的”，你并不知道国家长什么样、跟它发生什么直接关系；第二，国家是一个契约和信托责任关系，即共同体关系，说白点就是大家绑在一条船上。
欧美国家均设有严厉的失信惩戒制度，个人失信无德只有改换国籍，否则永远记录在案。对应地，政府如果失信于民，换内阁不说，官员也绝无东山再起的希望。这些都是对等的。
对于中国官员的信用，你只需问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公务员凭什么不入社保？让一些不入社保的人管理社保难免不出“社保案”，因为他的钱“不在里面”。第二，一项“研究”了15年之久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何迟迟出不了台？让公务员出台政策限制自身，这本身就是不可靠、不可信的。
企业对消费者有信用吗？
企业失信，成本太低，是当下假冒伪劣泛滥的一大原因。比如奶企，要罚就罚它永不能涉足奶业，哭鼻子也没用。俗话有“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潜规则就是消费者不知业内猫腻，只要不说破，大家一起混，直到出人命爆发行业丑闻。仔细查下去，各行都有“三聚氰胺”。跨国公司也入乡随俗，对于业内潜规则半推半就，与其母国政府外交一样，也是两套标准。
企业失信，除经济法规不完善外，道德缺位是另一大因素。要知道今天的中国人已与《清明上河图》上的不是一类人了。知识产权的根本是什么，是个人信用。如果一个人、一群人建立的知识产权大家拿来免费消费，自主创新如何做得起来？
导致企业失信另一大因素是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消费者是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方，正如传播学注射理论所说，你说什么他就是什么，像给他注射一样立马生效。幸亏有了互联网，天平开始倾斜，力量对比从悬殊到相当。互联网让每天都成为“3・15”，企业失信，网上曝光，消费者自组织力量超越企业组织的力量。企业CEO们最好看清这一点。
银行对储户有信用吗?
小小一张信用卡，里面装着个人信用，也装着银行信用。当下，信用卡只是一张储蓄卡，或变相消费卡，可以当街卖的。信用可以如此廉价。
西方国家的法律明确规定，只要在信用卡被盗后的24小时内进行挂失，无论被盗用金额多大，持卡人只需负担最高50美元或50英镑的损失，其余全部由银行负担。但在中国，信用卡被盗用的损失却几乎全部要由消费者来承担。这就排除了发卡银行的义务和责任，已被中消协列入了“十大霸王条款”之一。其实，中国的银行“霸王条款”岂止是这一条？
电话挂失后盗刷、存折被冒领银行可免责吗？在这样的民事纠纷中，银行总是有理，储户胜诉的案例鲜有。一桩“许霆案”暴露出银行管理的漏洞，也暴露银行的“霸王”心态。幸运而不幸的毛头小子许霆让银行们丢尽了脸。焉能不重判？
老师对学生有信用吗？
我们都羡慕日本这类尊师重教国家老师的社会地位。从来不去想人家师长们为此付出的个人信用成本，那是用一生的德行作担保。
我们的师长们在滥用个人德行。幼儿园阿姨会用动听的声音告诉小朋友们自己的生日，届时一堆礼物送上门来。中小学校长从桌底下收红包，借读费、赞助费不能取消，那关系到教师福利，关系到“教学质量”。大学教授忙着“造”论文，因为“学术泰勒制”要求教授要像打工妹一样挣够学术分方能晋级。一位教授的学术数量能衡量出他的水平或德行吗？
最大的失信莫过于所教知识无用，学生毕业找不到出路。学校为争夺优秀生源使尽浑身解数，百般拉拢，许下各种诱人的诺言。教育产业化，令学校与企业无异。只是，请老师们想一想，你的产品(学生)也像企业产品一样有销路吗？
名人对粉丝有信用吗？
做名人不易。为名所累，为利而忙，严防被众人口水淹死。只是当粉丝将人生目标、希望、情感系于你身上时，情况就不同了。偶像破灭，粉丝重则自杀，轻则颠覆人生观。
这么说，名人最该有一张诚信身份证。很不幸，事实正好相反，他们都忙着为代言伪劣产品广告开脱干系。
名人怕为名所累又怕被遗忘。出名带来乐趣，这本是人性体现，于是形成“想炒作，先策划”的潜规则。
北大某学院院长王子涵性骚扰案，还知道对记者坦白：“我是公众人物，给我留点面子，别拍我！”说明王院长良心尚存。名人讲诚信，似乎应从讲人话开始。
长辈对晚辈有信用吗？
当50后指责80后90后毫无社会责任感的时候，他们忘了自己在这个年纪“”的纪录。往往是，长辈对晚辈的千叮咛万嘱咐，不如一次行为更有力量。
中国的长辈们信用如何？诚如余秋雨老师盘点的，“不在乎公德”，“不在乎真假”。西方人指责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治社会”。
现代社会，“现代”一词且不说，连“社会”一词都是由西方经日本于上世纪初引入的。长辈人的信用观与新生代的信用观是有出入的。仁义礼智信，先贤社会是个理想国，可惜现实社会中并未发生。对新生代的信用教育，社会事实更有力量。
我们对大自然有信用吗？
最近，奥巴马提醒同僚不要惧怕中国，“本世纪中它将面临更少的工人养活3亿老年人的危机”。他像八十年前向埃德加・斯诺预言“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样，预言中国不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是只“纸老虎”。
中国面临环境透支、人文生态透支的双重问题，我们对大自然有信用吗？
你今天要“战胜”的自然，不是你辈独有，也属于子孙。如果按西南民族纳西人的自然理念，你今天只是从大自然“借”，今后是要还的。所以每年要有一个向自然的“道歉仪式”。现代中国人非但不道歉，而且利用完自然后还要有“胜利感”。
如果你对自然不讲信用，自然也会对你不讲信用。（肖锋）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通过对我国传统家庭教育观念产生根源的分析，探讨了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理念、原则与方法，进而探索挖掘了传统家庭教育观的现代价值及对当代家庭教育的现实意义。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重视以“孝悌”、“忠义”、“仁爱”为主要行为规范，以父母兄长的言传身教为主要方式，集中体现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教育理念中，强调父母、兄长在家庭教育中的榜样示范作用。
一、传统家庭教育观产生的根源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首先，传统农耕生产方式的影响。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传统经济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在我国传统社会，生产方式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相对独立的家庭经济体是儿童接受教育及成长发展的主要场所，儿童从父母等长辈那里受到勤劳、俭朴品质的教育，并且学到各种生产劳动技能。可以说，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家庭教育思想的产生的决定因素。
其次，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国的传统生产方式决定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和消费封闭循环，自给自足。在家庭中，由于生产是第一位的、是家庭存在的保障，生活由生产所支配，并服务于生产。家庭生活和物质生产是直接统一的，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基本活动是吃、穿、住和劳动。传统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在家庭内得以体现。古人传授给儿童一生中所需要掌握的各种生活技能和要领。因此，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传统我国社会家庭教育的直接条件。
第三，传统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观念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讲求“忠、孝、义、仁、礼”等伦理纲。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家庭观念强，对家庭的依赖性大。在家庭与个人及社会的关系中，往往把家族视为枢纽和关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服从于“齐家”，“齐家”又是为“治国平天下”之本。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对儿童的教育是首先着眼于“成人”，然后才是“成才”，而且通常将道德教育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培养儿童劳动、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等方面的文明行为，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品质。
二、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理念、原则与方法
1.传统家庭教育的理念
我国古代的家庭是缩小了的社会，它集生育、生活、生产的功能于一身，整个国家实际上也是以无数个分散的家庭为基础的。可以说，家庭发展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维护家庭的利益是家庭成员的重要使命。家庭中的每一成员都要有安身立命的责任感，也接受着这种观念的教育。
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一直将德育放在首位。讲究儿童的“认识上的笃信、意志上的锻炼与感情上的陶冶”三个环节，把加强“知”、“情”、“意”的修养与锻炼作为儿童德育的主要内容。
2.传统家庭教育的原则
其一，重视早期教育的原则。我国传统家庭重视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孔子提出过“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精辟见解，后来的颜之推提出，在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要用仁孝礼义来要求他们，当儿童知道了颜色，懂得了喜怒之后，便要开始教育他们。这一原则对于今天的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都有深远影响。
其二，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原则。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有言教和身教两种，并且特别重视身教的作用，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谈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它强调家长要以身作则，才能教育好后代。
其三，维护家庭集体利益的原则。在我国传统家庭中，父母教育儿童要主动地维护家庭与集体的利益，要做一个“仁孝”的人。要志存高远、孝顺长辈，要维护家庭、集体乃至国家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家庭、集体的利益产生不一致的情况时，个人利益要主动地服从整个家庭、社会集体的利益。
3.传统家庭教育的方法
其一，严格教导，反对溺爱的教育方法。严格教导、反对溺爱的教育方法在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中非常普遍。史称康熙皇帝教子严格有方，为家庭教育中的楷模。他要求皇子们“从小就在劳动和艰苦环境中锻炼，并习惯于食用粗糙的肉类”，正是这种严格教导、杜绝溺爱的家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接班人。
其二，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式的教育方法。古代家庭教育的内容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由于儿童抽象思维能力差，易于接受直观形象教育。因此，道德教育不能采取长篇大论的说教，而应“行不言之教”。父母兄长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儿童，这种榜样教育的效果胜过言教。
其三，慈严相济的教育方法。在处理家庭教育爱与教的矛盾方面，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形成了慈严相济的教育方法。古人用“严父”和“家严”来形容父亲，用“慈母”和“家慈”来形容母亲。而司马光说过，“慈而不训，失尊之义；训而不慈，害亲之理。慈训曲全，尊亲斯备。”就是指父母只有慈严结合，才具备了大义和亲情，是完整的家教。
三、传统家庭教育观的现代价值
1.要重视儿童的品德培养
传统教育非常重视对儿童良好品格的培养。家庭教育中，父母首先是教育孩子如何做人，然后才是其他教育的问题。反观今天我们的家庭教育，一些家长并没有认识到德育的重要性，只是片面的重视智力开发，简单的认为只要学习成绩好，孩子将来的发展就好，结果造成有些孩子“高分低能”，有些孩子养成了“自私自利，眼光狭隘”毛病；还有些孩子因学习压力过大，导致性格孤僻，不能很好的融入社会……可见，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在加强儿童智力开发的同时，应重视对儿童的品德教育，让他们学会做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孩子今后的发展和幸福。
2.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
父母长辈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并加以借鉴和利用。对于儿童而言，终日与父母相伴，父母一言一行，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样学样”。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父母长辈要牢记“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并时刻注意自身的言行。
3.教育儿童应磨练其意志，锤炼其情感
清代名臣曾国藩身居要职，家庭富足，但其对子女要求却是异常严格，不搞任何特殊。曾国藩认为，现在让孩子多吃一点苦，多在困境中磨练，能让孩子将来少受点苦。尽管平时常年在外，但他会定期给儿女们写家书，通过家书来教育子女，即著名的《曾国藩家书》。后来，曾国藩的子女们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今天，我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大幅提高，年轻的父母们对孩子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然而，溺爱式的教育，虽然极大的满足了儿童的物质需求，却忽略了对儿童意志的磨练。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儿童，意志一般比较薄弱，情感淡泊，遇到困难往往手足无措，无所适从。父母的本意是为了孩子好，殊不知这样一来反而害了孩子。由此可见，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在关注其物质条件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儿童意志的磨练和情感锤炼，唯有这样，孩子才会健康地成长，长大后顺利融入社会。
参考文献：
[1]杨鑫辉，汪凤炎.中国传统教育的理念探讨[j].江西教育科研，1998，(6).
[2]李芳.现代家庭教育的误区与对策[j].泰安师专学报，2000，(22).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興趣是最好的老师。”興趣也是直接推动学生学习的一种内动力。作为一位初中思想品德教师，思想品德课堂上更应该发挥多媒体的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興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例如《我们的新集体》一课，学生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新的学校，组成了新的集体，大家彼此之间非常陌生，学生都非常沉闷，对思想品德课也缺乏興趣。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興趣，培养学生的情趣，我首先播放了我校的宣传视频：宽敞的校门、庄严的教学楼、优美的校园、漂亮的长廊、多彩的活动……配上音乐，再加上教者的解说，这时学生静静地欣赏着美丽的校园，陶醉其中，对学校的陌生感早已不在。此时学生的内心已经融入这个校园，此刻对他们来说是一份轻松、一份释然，对这门功课也产生了興趣。
二、运用多媒体组织教学，激活思想品德课堂
在传统的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教师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不去关心学生的情感需要和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眼中只有黑板上的板书，不关心周围的世界，不关心他人的感受，最终甚至导致学生情感冷漠、人格扭曲。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组织思想品德课堂教学，让以上现象大为改观，通过多媒体教学，丰富了课堂的教学内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興趣，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使学生变被动的学习为主动的学习，大大拉近了教师和学生的距离，便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心灵交流。
三、运用多媒体烘托氛围，激发学生内在情感
课堂上，如果能激起学生的情感，与文本产生共鸣，教学效果必会更好。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人的文明最精细的表现在情感里。”我们在思想品德教学中认识到，认识的发展不能代替情感的发展。运用多媒体教学刺激了学生的多种感官，唤起了学生内心的真实感受，对激发学生的内在情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生对事物的感受和情感体验越深刻，对事物的感知理解便越深入，思考分析也越透彻。例如：在“孝敬父母长辈”这一课中，我用Flash制作了汶川大地震中抗震救灾的感人图片，同时又播放了《鲁冰花》这首歌，从视觉和听觉层面冲击孩子的心灵，让他们体会到父爱的深沉厚重，母爱的伟大无私，父母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来挽救我们的生命。接着配乐烘托，让孩子们回想从小到大父母为自己做过的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许多孩子想着想着，都不由地流下了泪水……
四、运用多媒体播放歌曲，出奇制胜
歌曲以其特有的魅力，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学生对此趋之若鹜，成了新的“追星一族”。教师在导入新课时要迎合学生的心理，抓住学生的興趣点，充分利用歌曲这一载体，通过播放一段与新授内容有密切联系的音乐来创设情境，以激发、感染学生，让他们迅速地融入新的教学氛围之中。
如在学习“改革开放”时，教师可以播放《春天的故事》；在学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时，可以播放《社会主义好》；在学习“共同珍惜美好未来”时，可以播放《我的未来不是梦》；在讲到“腾飞的东方巨龙”时，可以播放《红旗飘飘》。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催人奋进，将新授内容自然引入课堂，学生興趣盎然。
五、运用多媒体播放声像资料，让学生有感而发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留守学生养成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理想教育激励教育
安福县华泰实验学校是一所民办公助、寄宿制、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学校的生源主要由划片内招生和全县因父母外出打工，由爷爷奶奶或其他亲戚代管的学生(留守学生)组成，为方便管理和学习，学校特设有全托班(吃住由学校托管)。通过笔者，发现这些留守学生普遍存在自理能力差、厌学、爱上网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抓好这几个方面的教育。
1养成教育
留守学生由于父母长年在外打工，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感觉情感上亏欠孩子，想在钱物上给孩子更多的补偿，而孩子由于年龄小、自制力差、自理能力更差，花钱没有计划，很随意，有的学生每周花钱多则几百元，少则也有上百元，而钱却大部分用在吃零食和玩耍上。表面上看，花费钱财是小事，可是用零食代替主食，必然影响学生的健康。天天吃零食也影响其他学生的消费观，破坏学校的环境卫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己的消费习惯，同时也对他人产生影响。作为班主任应该进行适当的引导，首先要与家长或其代管亲属取得联系，适当控制学生的“钱袋子”，把钱花在恰当处;其次，进行亲情教育，引导其认识到父母的钱来之不易，应懂得珍惜;再次要在班上狠抓一个“严”字，为此，一要有婆婆嘴、天天讲、经常讲。课堂讲、班会讲、课外看到学生吃零食还要讲;二要制定班级公约，让学生了解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三是调动班干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配合班主任工作，齐心协力、齐抓共管、效果显著。但也要注意的是“严”要有张有弛，“严”要有“人情味”，能让学生接受;“严”也应该有“爱”，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为学生考虑、为学生着想，能让学生体会到老师是真正保护他们、爱护他们的。从而养成学生生活自理、自觉守纪、自主学习的好习惯。
2心理健康教育
“留守学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隔代教育，隔代教育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很多长辈是不懂教育，一味地宠着孩子。所以，在留守学生中存在着许多不良行为习惯，如:吸烟、喝酒、、打架斗殴等，追其原因有很多，但心理不健康是一个重要因素。盲目模仿、攀比、放纵、好奇、呈英雄等都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作为班主任应及时了解情况，掌握有关信息，加强家校联系，发现问题，就平等地与学生交流，要尽量多一些善意的笑容，少一些漠视的眼光。这样，我们就能激起学生心灵深处的爱心和宽容，激发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学习的认识，让他们的心理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因此，每位老师就应该是一名心理医生，医治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3理想教育
在“留守学生”当中，“读书无用论”非常流行，在这种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学生厌学、逃学，人生理想不明确也就不足为怪。作为班主任，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要端正学生的思想，树立他们正确的学习观。因此，要让学生明白，读书不是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道精神枷锁，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生活，人的一生就是学习的一生，世界上没有一种学习是让人痛苦的，学习会使人愉悦，会催人上进的;其次，“留守学生”成绩普遍偏差，作为老师应正确面对学习困难的学生，用一顺包容的心去对待他们，不能因为自己在年终考核中受影响，就去挖苦、嘲笑、甚至漫骂这些学生。如果这样，只会加重这些学生不配合、对抗、厌学、逃学;再次，还可以通过班级活动让学生自己去收集有关“知识改变命运”的真实事例到班上宜读，或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讲述学知识的重要性和学知识的趣味性，让他们在学知识中感悟人生，树立自己的人生理想。
4激励教育
“留守学生”由于基础差，成绩不理想，学习的自信心不足。如果老师重视不够，学生往往会破罐子破摔，成为“问题学生”。作为一个优秀班主任，不仅要上好课、教好书，也应该善于利用时间和机会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激发他们的求知欲，要做好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取得学生对自己的信任。为此，老师应放下架子，主动与学生谈心、交朋友，倾听学生的呼声，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发现他们的长处和优点，有针对性地在不同的场合有的放矢地表扬他们，让学生的内心感觉到老师的表扬是真心的、真诚的;另外，要多开展班级活动，调动每个学生的潜能，发挥他们的特长，让他们在同学面前感觉到自已也是有优点的，也是很露脸的。这样做既可以增强班级凝聚力，又可以增强学生自信心、自强心，还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体会学习的快乐。
“留守学生”是一个特定条件下的普遍现象，如果每位教师都能真心关爱这些学生，他们的脸上就会多一份笑容，每个家庭就会多一份希望，社会就会多一份力量。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1、他的网名叫全麦煎饼。
全麦煎饼说：#为了家人的微笑#2012年12月12日终于跟抗战8年的女朋友领了证，时候也真寸！今年也正好还是老妈老爸结婚30周年，“珍珠婚”呦！呦！老爸老妈结婚那会儿没穿过婚纱，更没拍过婚纱照，对于他们两个来讲算是个不小的遗憾，今年春节想给老妈和老婆一人定做一件婚纱，很期待很希望看到她们穿上婚纱后的笑容。
2、她的网名叫零零。
零零：#为了家人的微笑#每年过年回家，都是爸妈忙前忙后为我做吃的，恨不得把所有美食都搬上桌。养儿方知父母恩，今年过年带上孩子与老公一起自驾回家，在途经的几个城市做短暂停留，学几道当地特色菜，回到家亲自为爸妈烧一桌团圆饭，让她们也品尝一下除家乡以外的味道，也希望在她们的脸上看到惊喜与微笑。
3、她肯定喜欢曲奇饼干。她的网名叫曲奇。
曲奇：#为了家人的微笑#转眼从2字头的年龄就要奔向3字头了，忙于工作，忽略妆容的我始终没有人追求。在爸爸离开的时候，妈妈说，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带男友回家，可惜，他再也看不到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找到男友，让妈妈的脸上出现久违的笑容。希望微博帮我改造，改变现在的我，让我相亲成功！
4、他的网名叫钙片君。
钙片君：我正在参与“为了家人的微笑”活动，转播即有机会获得QQ红钻，点击http：///DvSsmk和我一起参与。尚瑞杰：#为了家人的微笑#看我笑得多么灿烂，回家后带着老爸老妈去体检，这个必须有，祝愿父母身体健康，能有和我一样的笑容。龙年，走你～～～～～蛇年，走来～～体验，咱们一起走～～～～～～
5、他的网名就叫他自己。
胡少辉：我正在参与“为了家人的微笑”活动，转播即有机会获得QQ红钻，点击http：///DvSsmk和我一起参与。程棕：#为了家人的微笑#俺们那嘎达贼拉冷，回家过年必须给咱爸妈买双贼拉风的保暖皮靴，让他们过年的时候不知道啥叫冷，哈哈。这才是咱东北爷们该做的事儿！爸！妈！新年快乐！！
6、蓝妹妹的心声：
兰妹妹：#为了家人的微笑#每逢佳节倍思亲，这话是真的。在国外留学这段日子，很想爸爸妈妈和姥爷。春节就能回去了，我要给姥爷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爸妈我爱他们，当然还有我日思夜想的老北京涮羊肉。
礼物的学问
春节期间，你一定会收到很多礼物。你也许想将有些礼物转赠给他人，但是又会觉得不好意思。看看这篇文章，或许你就知道该怎么办啦！
要想送出真正成功的礼物，送礼者一般需要参透收礼者的心思。遗憾的是，心理学研究揭示，很多送礼者和收礼者并不了解彼此的心态，因而使赠送礼物成为节日期间一件棘手的难事。
以转送礼物为例。好心的姨妈去年送给你一个Crock-Pot慢炖锅，今年你是不是盘算着把它包起来送给亲爱的邻居，但又感到不好意思呢？研究显示，你完全可以把它转送给别人，没必要觉得不好意思。你姨妈应该不会介意的。
许多人会避免转送礼物，或者因为害怕得罪最初赠送礼物的人而遮遮掩掩。但《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近期刊登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其实不必为此担忧。最初送礼的人并不像礼物转送者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被得罪。
一些送礼者会为寻找合适的礼物而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但《实验心理学杂志：总论》：11月份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用心准备的礼物不一定能让收礼者更加欣赏。该项研究发现，因赠送用心准备的礼物而获益的其实主要是送礼者，他们从中获得了一种与收礼者很亲近的感觉。
《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去年刊登的一项类似研究的论文指出，人们更喜欢收到一份自己明确索取的礼物。
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教授、11月份发表的那篇论文的作者之一埃普利（Nicholas Epley）说：“事实证明，关键不在于赠送者的心意，而在于礼物本身。”
另一项研究发现，为一件礼物花更多的钱并不一定能赢得更多欣赏。这可能会让许多送礼者感到惊讶，他们通常以为比较昂贵的礼物会传递更多心意。此项研究论文2009年刊登在《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组织行为学教授弗林（Francis Flynn）曾研究过礼物赠送的相关课题，他说：“每个人都有过送礼物和收礼物的经历”，尽管人们了解这两种角色分别是什么感觉，但他们购买礼物时却很少考虑收礼时的感受。
转送礼物曾经是社交禁忌，但现在正逐步为人们所接受。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在全美范围内进行的一项消费者支出调查显示，58%的人认为，将礼物转送他人有时是可以接受的。而在假日季持这一观点的人还要更多一些，79%在假日季接受调查的受访者称，他们认为将礼物转送他人从社交礼仪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此项调查（去年约有2，000人接受了调查）发现，近四分之一的消费者表示，上一个假日季他们至少转送了一件礼物。
转送礼物有时可能会带来尴尬。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的研究生赛义德（Humera Sayeed）去年收到了她姑妈赠送的一个马克雅可布（MarcJacobs）棕色真皮小提包。26岁的赛义德说，她很欣赏这款包精良的质量，但款式并不太合她的口味。
赛义德说：“我当时想：‘我知道有人会比我更喜欢这个小提包。’于是我把它当成生日礼物送给了一个朋友。”大约六个月之后，这位朋友去了赛义德的姑妈家，手里拿着这个小提包，姑妈惊叫道：“赛义德有个跟这一模一样的包！”
赛义德只得撒谎，她告诉笔者：“当时我说：‘姑妈，我可喜欢这个包了，所以我给她买了个一样的。’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实话实说，但我还是决定最好不要说，我猜这就是转送礼物给人以偷偷摸摸之感的原因。”
在有关转送礼物的那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进行了五次独立的实验，参加者近500人，实验中既有真实场景，也有虚构场景。人们之所以不太介意自己送出的礼物被转送，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收礼者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处置礼物。从另一方面来看，转送礼物者怕得罪送礼者，是因为他们认为最初送礼的人应该在礼物使用方面保留一些发言权。
无论送礼者和收礼者是否是朋友，他们的心态都会存在上述差别。此外，礼物的受欢迎程度也并不影响研究结果。当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引入设立全国礼物转送节的构想时，参与者变得更倾向于转送礼物了。有一些力量在推动礼物转送。帮助人们应对财务问题的非营利机构资金管理国际运营礼物转送网站Regifcable，com已有逾五年的时间，该机构宣布，12月的第三个星期四为全国礼物转送日（National Regifcing Drdy），与许多公司举办节日派对的时间吻合。至少有一个州（科罗拉多州）已正式批准设立年度礼物转送日。
伦敦商学院的组织行为学助理教授、《心理科学》近期刊登的那篇研究论文作者之一亚当斯（Gabrielle Adams）说：“转送礼物并不是什么坏事，它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唐突无礼。”
洛芙是一家零售营销机构的负责人，她说自己经常转送礼物，只要觉得礼物适合对方就会送。但洛芙说，她要努力以坦率的态度对待转送礼物。
住在纽约的洛芙说，她曾收到过一本有关娱乐和礼仪的书，这本书明显是转送的，因为书中有致转送者的赠言。她说：“这确实让我很抓狂，所以第二年我又转送回给他了。”洛芙说，对方回赠给了她一张感谢卡。
《实验心理学杂志：总论》近期刊登的那篇研究论文在很大程度上驳斥了“心意最重要”这句俗语。该研究的结论是，送礼者最好选择收礼者真正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购买他们自认为饱含心意的礼物。该研究发现，如果礼物是收礼者想要的，心意并不会提高收礼者对礼物的欣赏程度。事实上，似乎只有当收礼者不喜欢朋友赠送的礼物时，心意的重要性才能体现出来。
芝加哥大学的埃普利博士称：“成功赠送礼物的秘诀在于……赠送对方想要的东西。”
埃普利博士说，在他妻子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他曾花费很多时间考虑送她什么样的礼物，他想出的完美圣诞礼物是：让她参加芝加哥水族馆的幕后探秘之旅，当一天训练师。他说：“她喜爱海洋动物，我想送她这个是再好不过了。”
但埃普利博士说：“她讨厌这个礼物。她觉得，在生完孩子一个月后套上窄小的氯丁橡胶潜水服，拿着臭烘烘的鱼喂企鹅或海豚是她最讨厌的事情。”她把礼物退了回去。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主体非中心化 削平深度模式 历史的断裂
中图分类号：R1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2
一、主体非中心化
二十世纪是一个动荡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人对自身的怀疑，技术的高度发展产生的精神分裂，任何中心、权威、理性、本质都变得摇摇欲坠，由此导致了主体性的不稳定性，而这是后现代主义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作为二十世纪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隅，女性小资写作更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其文学作品与消费主义结合在一起，具有了浓厚的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女性小资作家的文本大多是“半自传体”性质，作品都以“我”作为视角，向读者展现的是“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面上看起来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她们把自我看成是最具有原创精神的个体，并且认为这个个体是独一无二的。安妮宝贝说在她的作品中说：“《告别薇安》出版后，我没有去书店……它会在那里，独立自主的，一如它的作者，并无太多的期待和欲望，一个人写的那些文字，总是他自己灵魂的影射。”（《上海生活》）卫慧不只一次借她作品中人物之嘴说“我”是一个美女，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如此一个春光潋滟的可人儿，走在哪里都会让人侧目。”（《上海宝贝》）在她们的笔下，“我”是如此的超脱于寻常人之上，一如自己所设想的那样是独一无二的：“我”的美丽，“我”的与众不同的写作。但是作为一个以文字谋生的作家（安妮宝贝、卫慧等都是自由职业者），她们所依存的是市场，因此这些女性小资作家们会在创作前无意识地考虑潜在读者的喜好，有意无意地去“迎合”。一方面是作者自我情感、思想、经历的全景展现，一方面是大众盲目的趋同，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要通过作者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达成一致，因此，作品中的“我”已是经过改头换面的“自我”，是非我。但是，相当一部分女性小资作家在进行自我创作时，并没有意识到她们对于读者的这种迎合，因此，也无法意识到这种迎合的“非我”。她们只是在“真诚”地创作笔下的自我，但是，这个主体是依附于平面化的传媒文化而生存，这种文化是多元的、海量的、从众的，个体只会在这个驳杂的意见场中迷失自我，人人都能上台喧哗，发表意见，于是，每个人是中心的同时，每个人也都是边缘。女性小资作家在如海绵般进行自由的、无穷尽的自我扩张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消解，不仅是作家自己，也是作品中的“我”，同时被同化在大众文化的平台上。
二、削平深度模式
在后现代中，削平深度模式指的是“消除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真实与非真实、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对立，从本质走向现象，从深层走向表层，从真实走向非真实，从所指走向能指。这实际上是从真理走向文本，从为什么写走向只是不断地写，从思想走向表述，从意义的追寻走向文本的不断代替翻新。”[1]当代女性小资作家的作品中，对于意义的拒绝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她们的文本中已丧失了对所谓终极意义追寻的欲望，只呈现一种当下的狂欢、平面化的写作模式。
如果我们把女性小资作家的写作风格分为外显与内敛的话，卫慧无疑是属于前者，并紧随卫慧之后，出现了大批“宝贝”的追随者，在她们的作品中，人生的意义已经被放逐，如果还有的话，剩下的就只是对于与物欲的极端崇拜。也许对这类作家来说，放逐意义、追求平面化写作并非刻意为之，只不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上海、北京这样已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城市来说，物质的极度丰盛必然唤起人们的消费欲望。“迅速发展的经济以及随之派生的新老意识形态又对人们的生活、思想作着强有力的干预，它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变化着人们的观念，它使昨天还在接受‘幸福在于克制个人的贪欲’这种观点的你，到了今天，却又不得不去接受这样的理念‘无欲的人生是对人性的最大攻击’。”[2]在这样的情况下，追求精神或者意义显得不合时宜且吃力不讨好，因此，最明智之举就是把它们都统统地抛诸脑后。以卫慧为代表的这类女性小资作家似乎无意中找到了一条通往意义本质的道路，而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也对这种方式推崇至极，这种对情感放纵的偏爱，对肉体感受的尊重，对能量的赞美，使后现代主义者成为无法被理解的对象，在他们的无法被控制的世界里，呈献给读者的是一片勃勃生机。
在另一类女性小资作家那里，对欲望的描写则是内敛的，对精神和意义的追寻，似乎是她们写作的宗旨。比如安妮宝贝，虽然她是以写网络爱情小说而成名，但她作品中的“似水”，所过之处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相反她认为自己的写作的本质就是“释放出人性”，是为了抚慰读者的灵魂。安妮借作品中人物之口道出自己的理想：“我一直想给我的灵魂找一条出路。也许路太远，没有归宿。但是我只能前往。”（《七年》）安妮宝贝这类小资作家所追求的“灵魂”和“人性”显得那么虚无缥缈，其实质不免让人心生疑惑。对于所追求与向往的东西，作者自己都无从把握、模糊不清，至于她们宣称的写作是对读者心灵的抚慰，也许只是体现于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认同感，或是某种对这种精神上痛苦感觉的微妙的艳羡。从表面上看，安妮们比卫慧们更偏爱思索，似乎更有深度一些，但说到底，这只是一种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的有限思索，其意义仍然是苍白空虚的。
三、历史的断裂
作为活跃于世纪之交的这批女性小资作家，她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卫慧、棉棉、周洁茹、赵波、安妮宝贝、樱樱、黑可可等，而她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也被设定成是七十年代生人，她们的预期读者群也是以七十年代生人为主。这群人一懂事就受到市场经济的熏陶，享受高考带来的益处，他们往往有着较高的学历、良好的工作环境、中等偏上的收入，信奉的是消费时代物质至上的教义。之所以拿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大做文章，是因为这是个尴尬而矛盾的群体，一方面他们没有经历过那段狂热的历史，体会不了六十年代生人心里的隐忍与激情，在精神上是一种叛逆的自由；另一方面，由于与沉重的历史靠得太近，政治的余热多少影响了他们，使他们无法理解八十年代生人的无知无畏。他们鄙视上一代所坚持的所谓理想、爱情，但又没有下一代的不计后果。他们对于自己“来自何方，向何处去”产生迷惑，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断代层。C・赖特・米瓦斯曾这样形容中产白领 ：“文化断根造就了这批无信仰、无历史的非英雄，私有财产与地位的脱节又促进了他们有关个人与社会的‘虚假意识’。与以往阶级不同，新中产白领以没有统一方向和‘政治冷漠’自成一类。他们从旧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模式中游离出来，被抛入新的存在形式，却找不到思想归宿，只能将就地‘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的生活’。”[3]而这段话用来形容70年代生人也恰当不过。因此，七十年代生人所形成的特有的对时间与历史的体验，那种联系过去与未来的基点彻底崩溃，时间只是一种现在式，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没有将来，只有现在、当下，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生活着。
长辈的缺席是对这种历史断裂的最好诠释。在女性小资作家的作品中，很少能够看到完整的父母形象，这种形象要么没有，要么其存在也只是一种符号或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他们没有父母的管束，与之关系淡漠，父母在这里只是一个淡淡的背景。他们或者是代表着一种传统的平庸生活，如《七年》中那对市井的、一心寻求门当户对女子作媳妇的“他”的父母；或是作品主人公阴暗心理的烘托者，如《交换》中“她”出走的母亲，冷漠的父亲。这些父母已不是引导我们成长的长辈，他只是作为一种符号，变成女性小资作家笔下的多余人。
其次，由于抛弃了历史时间的因素，这些小资作家的作品已不似传统的写作，这里没有了线性的情节发展模式，也没有了矛盾的产生、发展、变化，人物的性格呈现出一层不变的特点，开始是什么样，结尾依然是什么样。在棉棉的《糖》中，那个疯狂但有诗意、性感但是自私的音乐家赛宁开始出现时就是“长着一张常年被雨淋湿的脸，眼中尽是的天真”，到了作品的结束，音乐家赛宁依然是这种面目，而“我”与他的关系也依然未曾改变，仍处于开始时的那种纠缠不清之中。由于抛弃了历史的时间的因素，世界在女性小资作家那里分裂成零散的细节与片段，在她们的作品中，到处是支零破碎的当下。这与后现代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来说，真实既不是计时性的（牛顿式的）时间，也不是空间性的（康德式的）时间，即一种排除偶然性的必然性的时间。真实基本上是偶然性的短暂的不以人为中心的领地。它是存在中的时间的关或闭的过程，在产生差异时，它激发并保持对现象世界的关注和兴趣。”[4]后现代主义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感知世界，所以，一些偶然的契机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在她们看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作者心目中它们却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因为作品就是由这些细节组成的，是这些细节构成了作品的场域，制造了作者想要的情调与氛围。
因此，杜威的说法得到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的认可：“最有生命力的艺术是流行音乐、连环画、报纸上关于犯罪和恋爱的报道、谈论有声望的娱乐界人士的私生活的文章，以及日常活动等。”[5]当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被艺术所打破时，所剩下的恐怕只有一些零碎的片段，生活也就是艺术，艺术也就是生活，没有了区分，就如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倡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那么，当一切都变成艺术，没有了主次之分时，所谓的逻辑与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这些女性小资作家的作品则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具有后现代气息的艺术。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 王唯铭.游戏的城市[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3] C・赖特・米瓦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4] 伊哈布・哈桑.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 语言学习 日语
引言
语言是社会工具，它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人们学习和掌握文化的一种工具。语言与文化的这一关系，构成了学习第二语言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与文化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习俗背景下所产生的语义与效果不同，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及历史文化对其语言的影响相当明显。如“情绪”一词，日语可以表示“情调”之意，但是现代汉语却无此义，汉语可以说“生产情绪很高”，日语却无此说法。单纯了解日语的语言、语法规则和掌握一定量的词汇并不意味着能够真正用日语顺利地进行交际。因为交际的有效性已经不仅取决于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更要考虑语言形式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
语言与文化的“研究热”也推动着语言文化教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将文化视为“行为”， 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为目标， 这种做法很好地革除了传统的外语教学中常见的“哑巴外语”和“聋子外语”的弊端。语言教学与文化背景知识的结合，应该贯穿于外语教学的始终，贯穿于外语教学的各门课程中。如何在教学中处理好语言与文化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以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指导教学不断提高外语教学水平的问题。
一、外语与文化关系研究综述
Canale & Swain（1980） 将交际能力一分为三： 语言能力、社会文化能力和交际策略；而被交际法有关论文经常引用的“美国外语教学协会（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简称ACTFL）关于外语能力标准的暂行规定”（ACTFL Provisional Proficiency Guidelines）更是明确地将“文化修养”规定为“ 听、说、读、写”之外的“第五技能”，即听、说、读、写、社会文化能力。国内学者在论及语言文化教学时也经常采用“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或“外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处理”等论题。这充分说明，虽然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重大作用已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将文化作为外语教学的一个附加部分来处理，并没有将文化真正引入外语教学中去。
著名语言文化研究专家Kramsch在其1993年出版的《语言教学的环境与文化》（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一书中，提出了新的看法，她认为，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应定位于“提高意识”（consciousness raising），而非让学习者变得越来越“外国化”，是要通过外国文化学习的“跨文化对话”让学习者具备跨文化的交流意识和理解意识（cross-cultural awareness），做到母语文化与第二文化的互动（ interaction）；必须使学生“具有语言的得体性的意识”，或称社会文化能力，当然，这不意味着削弱语言能力。
二、日语学习中主要体现出的文化差别
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变迁、经济生活、意识形态等相关事物都有其鲜明的民族性。而这种民族性将深刻影响其语言系统，形成具有本民族特点的语言。其实在自然界中任何客观事物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但特定集团的人在进行客体化表述时，加入主观意愿，用自己的语言创造出具有不同分类的世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由此也可以逆向思维，把语言这种表象作为文化的载体来探究文化本质最有力的手段。
（一）传统习惯差异
日语中关于父母同辈亲戚的称呼只有两个，即有男女区分的“おじさん”和“おばさん”。而在汉语中却有伯父、伯母、叔父、叔母、姑父、姑母等明确而详细的称呼。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族”对普通中国人的重要性，以及权利、义务观念对人的深远影响等特质。此外，在称呼上，日本以缩小辈分之差表示敬意，而在中国却以扩大辈分之差表示敬意。
中国的“干杯”与日本的词汇“干杯”有些区别，中国的“干杯”是全部喝掉，日本的是喝一点。又如，日本人同事或朋友之间一起吃饭时，付款时都“割勘”，即我们所说的AA制，即使共同请客，也是个人付个人的账，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公开算账、掏钱，甚至是恋爱中的男女朋友也不例外。如今，在日本，“割勘”不仅表现在共同餐饮时的付款方式上， 而且几乎表现在所有共同消费的行为之中。
（二）文化观念差异
在邀请人的时候，中国人如果被邀请的话，不管同意不同意，通常情况下会先推辞，如果就此放弃邀请的话，会让对方很尴尬，所以一定要多次相邀以显诚意。但如果是换成日本人，同意就会直接说“行きましょう”，不同意往往会说“ちょっと都合が悪いが···”，邀请方可以不必多次邀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是因为中国文化中认为谦虚谨慎是美德，而在日本文化中认为直接拒绝他人会给他人添麻烦，所以日语中很少会出现断然拒绝的表达方式。由此可见正是文化的差别使得邀请方式和回答方式也出现差异。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势必会给对方造成困扰，添很大的麻烦。日语表达的委婉、含糊要求对方“体察”“察知”。在交谈中，日本人往往不停地随声附和对方或点头，这是一种礼貌的表达方式，是为了谈话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如果不随声附和对方或点头，可能对方会以为你对他说的话不感兴趣，从而中止谈话。日本人不直接对对方的意见表示否定，而常常先予以肯定，然后再转移话题，其目的是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8篇
1981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合作者阿莫斯・特维尔斯基在《科学》杂志，阐释人们决策判断过程的心理认知规律。文章介绍了“演出实验”，其实验情形与上文的实际情形类似。实验表明：被告知丢了钱的一组，88%的调查对象会选择继续购票，12%的调查对象选择不会购票;被告知丢了演出票的另一组则有46%的调查对象会选择重新购票，54%的调查对象不会。
对此，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引入理查德・萨勒提出的心理账户理论，对结果进行解释。两种不同的情形主要的区别是：在丢失电影票的情形中，把已经购买电影票的钱和需再次买票出的钱放在同一账户进行估价，会让人产生电影票很“贵”的感觉;而在丢钱的情景中，人们把丢失的100元和买电影票所需要的钱放在不同账户估价，则感觉电影票价格合理。
经过20年打磨的心理账户理论
心理账户理论从提出到完善整合经历了近20年。1980年，芝加哥大学著名金融和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萨勒首次提出心理账户概念。随后，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对“演出实验”的分析中使用了心理账户概念，表明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会由于决策任务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心理账户，并做出不同的选择。1985年，萨勒教授《心理账户与消费行为选择》，系统地分析了心理账户现象以及心理账户是如何影响个体决策的。1996年特维尔斯基提出，心理账户是一种认知幻觉，影响着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使投资者们失去对价格的理性关注，产生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1999年，萨勒总Y了近20年心理账户的研究成果，发表《心理账户的理论》一文。文中指出，心理账户有三个部分最受人们关注：首先是对于决策结果的感知，这种感知会影响个体的决策;第二个部分涉及特定账户的分类活动;第三个部分涉及账户评估频率和选择框架，账户可以是用每天、每周或每年的频率进行权衡，时间限定可宽可窄。因此，心理账户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结果（尤其是经济结果）的编码、分类和估价的过程，它揭示了人们在进行财富决策时的心理认知过程。
心理账户的非替代性
那么，究竟什么是心理账户？它跟我们平常的账户（如银行账户、会计记账账户）有什么差别呢？
心理账户与传统意义上的账户不同，没有实在的物质存在形式，比如对于银行账户，我们有账号、存折或者银行卡，而心理账户只存在于人类的内心世界，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它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非替代性”。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认为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具有替代性。心理账户理论认为，人们会按照财富来源与支出的不同而划分出不同性质的多个分账户，每一个分账户都有着单独的预算和支配规则，不同账户里的金钱不能很好地进行转移。根据不同来源的财富而设立的心理账户之间具有非替代性，例如意外之财和辛苦工作而挣的钱不具有替代性。对于意外之财，更多的人会选择尽快花掉（出去旅行、接济贫困的亲戚），而通过工作所获得的报酬，人们则会选择将其存起来或购买生活必需品。为不同消费项目而设立的心理账户具有非替代性，例如，需要给亲朋好友送礼，人们更追求的是档次和包装，而不太在乎价格。但是在给自己买东西时，人们会更看重性价比，希望越实惠越好。
如何计算心理账户
心理账户会影响人们的决策，那么心理账户如何进行计算呢？它是否也像我们通常所言的账户，遵循四则运算法则呢？萨勒认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实际上是对各种可能选择的损失-获益进行估价，他称之为“得与失的构架”。人们在心理账户运算的过程中并不是追求理性认知上的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情感上的满意最大化。情感体验在人们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卡尼曼认为“值函数”是心理账户运算的核心概念，它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值函数的“得与失”是人们对某一参照点而言的，人们所强调的“得与失”是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因此，针对不同参照点会有不同的参照标准，人们所关注的是围绕参照点的相对水平变化而不是绝对水平的变化。第二，随着心理账户数量的增加，“得与失”都表现出敏感性递减的规律。值函数的曲线是一条近似“S”形的曲线，右上角为盈利曲线，左下角为亏损曲线。离参照点（坐标原点）越近的差额人们越敏感，越是远离参照点的差额人们越不敏感。第三，损失规避。卡尼曼教授认为同等数量的损失与获益相比，损失对人的影响更大，因此在进行决策时人们尽量回避损失，即当面临损失时，人们是风险偏好的，而在面临获益时，人们是风险规避的。
萨勒根据值函数的特点，将值函数在“得与失”的不同组合结果中的偏好情况做了分析，并总结出4条“得与失”的心理编码规则：
1.两笔盈利应分开，如两次获得中每次获得100元，比一次性获得200元感到更愉快。
2.两笔损失应整合，如两次损失，每次损失100元的痛苦要大于一次损失200元的痛苦。大得小失应整合，将大额度的获得与小额度的损失放在一起，可以冲谈损失带来的不快。
3.“小得大失”要具体分析――在“小得大失”悬殊时应分开，6000元的损失，同时有40元的获得不会使当事人有欣慰的感觉。
4.“小得大失”悬殊不大时，将50元的损失与40元的获得放在一起，则感觉失去的额度可以接受。
营销中的心理账户理论
1.情感S系开支
当我们在逛商场时看到一件5000元的新款大衣，很多人可能非常喜欢但却舍不得买，这是因为花5000元钱给自己买外套属于日常生活开支，5000元对我们而言，太贵。不过当我们准备挑选礼物送人时（这个人对我们而言通常比较重要，如伴侣、长辈等），价格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我们会考虑：这个礼物他（她）喜不喜欢啊？会不会看着不上档次，要不再看看高端系列呢？这是因为作为购买礼物的支出属于情感开支，它与为自己购买物品的预期开支属于不同的心理账户。当然，这两个账户所能承受的最大支出不同，通常情感维系开支要比日常生活开支更高，这是因为这部分支出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因此很多店员在进行导购时会首先问：“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啊？”如果是自己用，就会推荐性价比高的、价格不是太贵的商品，而如果是送人，则通常都是优先推荐价格高、上档次的商品。由于心理账户的不同，在不同的情形下人们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2.支付的分离
预先的支付可以将购买与消费支出的感受分开，减少了消费时支出的痛苦体验。越来越多的商家采取这种消费与支付分离以营造更愉悦的购物体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如理发店的理发卡、大型商场的充值卡、酒店充值卡等。另外，健身俱乐部的年费，并非按次收取，而是年初一次性收取，它将使用与支付分开，人们在使用时并没有明确地感觉到在消费，而且很多消费者认为他们会经常健身，这种收费是很合算的。如果每次去健身都收费则不能与消费者的这种心理感受相匹配。
3.“绝对值优惠”“相对值优惠”与折扣的表述
绝对值优惠是指直接呈现优惠的额度，如100元的电话卡按80元出售，或者说优惠20元;而相对值优惠是指呈现优惠的折扣数，如100元的电话卡按八折出售。
消费者对绝对值优惠和相对值优惠的体验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呈现出一种规律：当购买额度较小时，消费者对相对值优惠更敏感，即在商家相同让利水平的情况下，相对值比绝对值能让消费者体验到更多的优惠。实验证明，对于50元的电话卡，人们对于绝对值优惠的感觉“比较多”是20.9元，而对于相对值感觉“优惠较多”则是37.1%，但50元的37.1%只是18.55元。所以，对额度小的商品，商家通常会呈现相对值优惠，如电话卡在优惠出售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说的是打几折而不是降价了多少钱;对额度较大的商品（如房子），通常会呈现绝对值优惠，例如价值100万元的商品房，“直降10万”的效果会好于“打九折出售”。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9篇
陕西省千阳刺绣是历代流传于民间的手工技艺，在民间美术中属于最基本、最古老的艺术品种之一。在笔者看来，理清陕西省千阳县民间妇女刺绣的历史，或千阳县妇女在某个历史阶段或事件中的刺绣状况及作用等，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本文通过对千阳民间刺绣艺术的研究，试图更好地理解千阳的历史和文化。
一、千阳民间刺绣渊源及千阳民间绣女
千阳县地处陕西省关中西陲，北靠甘肃省灵台县，南邻宝鸡陈仓区，东与麟游、风翔县毗邻，西同陇县接壤。面积960平方公里，总人口13万人。 千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和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燕?场⑽骱喊У圬┫嗨局惫?眨?瞥??径涡闶凳烦魄а?ldquo;三贤”； 千阳文化遗迹可观，千阳境内出产的“鱼化石”、“?麋墨”和“骨质算筹”为全国之最；千阳民风淳朴，人民厚道豪爽，男人稳健能干，女人聪慧灵巧。民间艺人辈出，民间刺绣艺术闻名遐迩；在中国刺绣发展悠久的历史中，最早能追溯到到黄帝妻子嫘祖教民育蚕的故事。有关千阳民间刺绣的源头，《千阳县志》中并没有记载，虽然没有文字的记载，但一代代的后人都知道在他们前辈之前已经有刺绣这门活计了。
在千阳，刺绣对女孩子来说，这种劳作的训练是必需的，八、九岁的时候，她们可以给自己缝些踺子、沙包一类的玩具。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孩子们的技艺也日渐成熟，做一个巧手姑娘便成为她们的自觉愿望。因此，在农家处处可见“母女相传，邻亲相授”的传艺生动场面。渐渐的，女孩子们长成了大姑娘，到了出嫁的年龄，她们的装束也不同以往。出嫁的这一天中，旧俗人家对媳妇讲究“针线茶饭”，这针线功夫还在饮食之前，所以女孩子们大多以自己给自己做嫁妆来显示是否“称职”。而这嫁妆中绝大多数是绣品，且都是手工绣品。比如，绣花鞋、绣花枕、仔细观察品味，这些绣品的内容都带有一定的寓意。在从少女到的这一转化阶段，婚期绣品上的图案尽管不尽相同，但所表现的主题基本上是“鱼儿闹莲”和“榴开百子”“凤凰戏牡丹”等，在千阳，这些纹样有其特定的寓意，鱼、石榴和莲、牡丹分别是男女生殖器官的象征，鱼莲相交隐喻着男女两性的性结合，其目的是繁衍后代。两大主题可归结为一个主旨：生命传承。
婚后，做母亲的生涯开始了。孩子还未出生，种种生活用品，如童枕头、童帽、童鞋以及婴儿被褥已经一应俱全。这些用品上绣的图案纹样，已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小孩子穿的、戴的、玩的东西上常常伴有“老虎”的形象，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形图案等，以老虎为主题的这些用品、饰品。表达了大人们对下一代的论文联盟某种希望和寄托，蕴含着新的寓意。即希望孩子长得虎头虎脑，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一个普通的千阳乡村女性在经历了出生、少女、婚嫁直至成为一个母亲几个阶段后，一般正常情况下，她的人生历程基本已经定型了。作为妻子、母亲，她依然会在家里门外默默劳作，生生不息，直至度完自己平凡的一生。当然，她也依然会手工不辍，一针一线，绣绘出一件又一件令人回味不已的温暖画面。她们拿起剪刀是就能剜花，拿起针线是便可绣花。千阳的乡村妇女就是这样，她们从小就围着奶奶学剪窗花，学绣花，几十年一剪到老，一绣到老，练就了深厚的民间艺术造型功底，保持了刺绣艺术在自然状态下的源远流长。
二、千阳刺绣与当地民俗
任何一种民间刺绣的风格与特色，主要由地理环境及民俗所决定。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养育着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群依靠不同的劳动方式生存，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千阳民间刺绣就是其中之一，从整体造型、构图到细微的绣法针法无不深深地打上生态环境的烙印。气候、山水、植被之色是民间刺绣最原初、最基本的文化底色，民间刺绣中的民俗因素是在浓重的自然生态环境底色上不断地反复地堆砌、沉积以后，经过千千万万的民间刺绣妇女重新感知、选择、组合、构思的结果。千阳民间刺绣是千阳民俗文化的载体之一。因而刺绣在婚嫁、丧葬、庙会等等民俗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年节习俗上的应用
千阳人非常重视年节，年节与庙会绣品，承载着地域群体共同的民俗信仰，具有较强的展示性。其时的民间刺绣，在男女老少辞旧迎新的装饰上尽显风采，唱大戏、耍社火是千阳人民逢年过节有趣的活动，表演者的服装上自然也少不了刺绣的装饰点缀。同时在门帘、窗帘、被单、枕顶、烟袋、布玩具等家庭布置与日用品上，刺绣随处可见，美不胜收。
（二）婚寿丧习俗上的应用
千阳民间刺绣与人生结合最密切者，莫过于应用在生、婚、寿、葬等人生礼仪中的绣品。嫁娶婚俗仍保留过去的定亲、迎亲、闹洞房等习俗。婚俗在民间是人生大礼。婚俗绣品花样十分丰富。绣品在乡村生活中往往也成为青年男女表达情意的信物。新娘会在新郎的陪伴下问候男方的长辈亲戚朋友，并呈上自己的见面礼，而这见面礼就是新娘婚前绣好的各式绣品。送给长辈的见面礼以烟袋、鞋垫居多；最好玩的是送给小姑子的“双头鸡”、“布娃娃”、“回头鹿”，造型奇特，具有很高的观赏性。按照传统“五福”的观念，长寿排在第一，以代表青春永驻，延年益寿的寿俗品行为主。主要绣品有老婆婆头上戴的勒勒，耳朵上戴的耳套，衣服上挂的“寿桃”；老汉戴的瓜壳帽。
丧俗的讲究也很多，传统气息颇为浓郁。关于葬俗绣品，以寿礼中的服饰、卧具为主，人死后所穿的“寿衣”，完全没有实用的和观赏的意义，甚至礼仪上的意义也不占主要位置，它只是做为“亡灵”消费生活的延续，这纯属信仰的需要。它们虽仅用作陪葬，却依然充满想象力，具有较强的艺术性。为丧俗而作的民间刺绣作品中，有逝者头上枕的绣有石榴、牡丹代表多子多富贵的枕头，脚穿绣着喻地喻水的莲花“老鞋”，它与“老枕”如天地上下相对，是逝者灵魂通天通地，灵魂不死，生命永生。
三、千阳刺绣在民间的分类
千阳刺绣从象征表意方面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延长所用形象的自然属性 。千阳民间刺绣艺术常以内涵丰富的动、植物如莲、石榴、牡丹等图形形象，打破时空的限制，将不同时间、地点、季节的场景铺绘在一起，通过精心的搭配，构成和谐而美好的画面，巧妙的表达诸如“石榴坐牡丹”、“蛇盘兔”、“鱼戏莲”、“鸳鸯戏水”、“蝶恋花”等保护生命、种族繁衍一些富有内蕴的主题，这类图案在枕头顶子、鞋垫中经常可以见到。
第二种——利用谐音取意。勤劳质朴的千阳人，在日常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还创造出了许多富有吉祥寓意特征的纹样，将生活常见的事物：“蝙蝠”，“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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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音“福”寓意幸福、纳福等，“蒜”谐音“算”寓意会算账、聪明等等，“羊”谐音“祥” 寓意祥和、吉祥等，反映了劳动人民纯朴的审美情趣。例如在千阳很受人们欢迎的刺绣图案：“五蝠（福）奔寿”、“三羊（祥）开泰”、等，寓意十分深刻。还有“鹿鹤同春” 、“喜上梅梢” “吉庆有余” 等。
第三种——“图像造型符号”。抽象符号的样式常见的有象征一阴一阳，天地相合的“十”、象征繁衍不息的“?d”、 “如意盘肠”、六角形图、云勾子等，在千阳这类符号大都是老人们严格地传给女子们的。这些看似自由的手工艺品，当其触及生命和爱情时，善绣的女子们始终是一丝不苟的。
千阳民间刺绣纹样主题非常注重文化内涵，充分运用汉民族语言、文字与图像同源、相同、相融的特性，通过寓意象征性的图画语言或图画文字构成画面，表达对吉祥美满生活的向往。而其构图方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幅画面常常是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使其更加丰富，变化生动。
（二）形式分类
1.刺绣生活用品
主要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头帽子，五毒马甲、肚兜、绣花鞋、鞋垫、门帘、被罩、坐垫等等。
2.刺绣玩具
是长辈给孩子做的一些玩具，（千阳话又叫“布耍活”）如：浓眉大眼阔嘴的布老虎、肥头大耳的猪枕头、聪明滑稽的双头小毛驴、单头驴、布狮子等。
3.刺绣装饰品
此类绣品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用来装饰、点缀用，如：蝴蝶串、鱼串、福禄寿喜串、喜字串、熊猫串；虎头壁挂、乐乐狮、对对狮、五福捧寿、吉庆有余、喜上梅梢等。
四、千阳民间刺绣的色彩
（一）色彩与绣花儿婆姨的性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环境对人的性格塑造起着极大的作用。千阳民间刺绣有着色彩热烈、明快、粗犷、质朴的风格，千阳乡村的绣花儿婆姨亦是如此，火辣辣，充满热情，奔放直朴的性格极易感染人。千阳民间刺绣的质朴，首先来自于生活的质朴，来自于千阳妇女性格的质朴。这质朴、幽默、粗犷的性格反映在民间刺绣里，就自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艺术风格。她们绣花儿不需要太多的顾忌，生活中有啥绣啥，脑海里有啥绣啥，自己想绣就绣。
（二）色彩与千阳民俗
千阳民间艺术的用色不是单一的夸张与抽象，支撑于其后的是坚厚的传统信仰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尤其是节令民俗、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刺绣色彩的运用。年节及婚嫁喜事的“福”“寿”“喜”字象征吉利喜庆、鲜艳明亮的色彩，尤其是红色的大量使用，与中国传统的色彩观念密切相关。几乎每件绣品都有红色的一面。而在丧事中，千阳人常把它与婚事统称为“红白喜事”，即丧葬白事也是喜事，因此在缝制寿衣时，里料全为大红色，包括寿鞋在内。
并线方法的应用，是千阳妇女常用的一种配色方法，乡村妇女门对这种方法的应用不是再现自然色彩，而是突破了色彩原理和时空观念。这是审美与五色观念结合的产物，这种色彩浓艳而和谐，依据自然又超脱自然，这种色彩的大量应用充分体现出千阳人的单纯、率真的性格，热烈奔放的情感。例如千阳县南寨镇闫家村八十多岁的民间刺绣艺术家李爱姐在绣制其枕顶花中的应用，为表现鱼鳞的纹理，茎叶的扑朔迷离，作者将紫红色与蓝色分别各劈一半，再将两色合搓成一根新的双色线，这样以来，只用简单的平针就能表现出游鱼的波光粼粼的鱼鳞。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节日习俗民俗文化广告传播
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通过诸多节日期间特殊的广告现象来对这一传播习俗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类型化解析，以期获得更为明显的结论。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若干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便被积淀在了节日的传统风俗中，同时也使得这些节日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并不时召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心理。因为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文化心理是隐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情感，甚至连深处于其中的本人都是无法察觉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这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并且它不是通过生物性的遗传而继承下来的，而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模式中对被指定的文化符号不断接受、置换和变形而形成的。并且，一个民族和生活在相同地域中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也正是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的图腾崇拜到铁犁牛耕时代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恶月”“恶日”的禁忌和众多的神鬼崇信等，这些富含中华文明的古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都是形成传统节日的源头。
从远古时期起，先民的各个氏族就会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如对蛇、牛、鱼、树木等的崇拜。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对龙的崇拜，这也最终演变成了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图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事实上，龙图腾不仅仅在许多社会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它还是一系列传统民俗民间节日形成的来源。例如民间农历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活动，以及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日也是与此有重要关系的。
从传统上说，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基本特征就在于重视伦理观念和礼教作用。人们每年在年节、清明、中秋、腊八等节日举行的祭祖活动即是重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祭拜活动传沿下来，就演变成了节日期间要对长者和亲友进行拜访和馈赠礼品的活动，这无疑对当今的节日风俗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影响。
从一种文化心理上来判断，中国人很早就对现实中的数字表现出了自己的禁忌和喜好，这表现为人们对于双数的喜爱对于单数的嫌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讲究双日双月、成双成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双数吉利会带来好的运气并且厌恶惧怕单数的日月，将单月单日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在一些“恶月”“恶日”就要有所禁忌，并且要举行一些仪式来达到冲淡和抵御的作用。如:元旦日要燃放爆竹驱鬼，五月五日要用具有特殊香味的篙草除虫驱邪，九月初九则要登高望远，以避灾病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出于“心理补偿”的缘由，人浦门对于一些人力不能克服和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要通过一些仪式或活动来达到驱除鬼怪的目的，从而也在主观上起到了抵御的心理补偿作用。远古时期的这些仪式和活动虽然有着迷信的成分，但其中一部分却在民间节日的流传中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节日习俗，如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挂桃符(今天已经演变成贴春联)、张贴门神以防恶鬼纠缠等。
新的时代，随着一部分传统节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其核心的内容，而是一些比附于这些形式之中的民俗文化，以及以此作载体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文化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后流传下来，但已经蜕去了其原有的不科学的成分，而具有了更多的新时代风貌。并且在新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统节日也成为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孝敬长辈，走访亲友，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欢聚团圆的重要习俗。而过去的许多民俗节日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改变，特别是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如过去传统节日里用以驱鬼辟邪的活动和物品则转变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春联、门神、爆竹等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更多地已经演变成人们营造欢乐祥和气氛的工具，成为节日文化的特殊符号。
另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庆典日、纪念日也被规定为法定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虽然没有传统节日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和特别意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并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节日文化和习俗。
广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传播领域中的产物，而它在现实形态的描述上也充满着文化的意味。事实上，在每一则广告的背后均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其背后悄然隐藏着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自古至今节日习俗的运行轨迹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广告传播为其具体征象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大量具有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也以现实的内容反映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内容和重大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的各种心态。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团圆欢庆，休闲放松并借以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契机。每逢这些节日，人们必然要互相致电送去祝福，拜访长辈和亲友，当然更少不了相互馈赠礼物。而节日期间互赠礼品的行为，往往使那些适合作为礼物的商品的销售量大增，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Schudson)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圣诞节期间送礼拉动年零售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条件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转型，今天各种节日习俗的广告传播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从原先纯粹的民间节日风俗转变成为今天大规模的广告策划和广告营销活动，其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直至今日，众多的广告业主也已发现了节日销售这一商机，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制定详细的广告宣传战略，展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期利用欢愉的节日气氛取得优势的商品营销。同时广告主也发现“商品被作为礼品馈赠时，其质量并不很重要，倒是部分由广告塑造起来的有关该产品地位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因此广告业主在利用民俗节日商品广告时，大都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形象、色彩、意象等符号元素，在营造出节日里欢乐祥和的气氛的同时也营造出产品中包含的文化韵味。这从而使得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众多的广告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够搭上文化的“便车”实现商品的销售，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对近几年我国的节日习俗中出现的大量广告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是众多的广告形式采取了对我国传统节日符号的重新加工和利用。如人们大都习惯于过年要贴春联、剪纸窗花、贴门神、燃放爆竹、扭秧歌;元宵节就得闹花灯、耍龙灯、吃元宵;端午节还要悬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中秋如果不全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就不像节，如此等等。这种节日文化一经形成，它的约定俗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现实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节日习俗也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使人们对节日的认识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节日广告的特定接受心理。
在充分利用节日习俗进行广告传播的众多案例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我国人民重视节日习俗的心理，积极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将可口可乐的春节广告与中国传统春节习俗结合起来，在2001年春节期间推出“春联篇”电视广告，2002年推出“剪纸篇”宣传广告，都起到了不错的广告效应。2004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该公司就应时性地推出了“金鸡舞新春”的广告，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无独有偶，中国移动公司也在200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厂告，运用独创剪纸形式的门神形象，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在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中，上述的节日民俗符号也被大量运用，以此来渲染出节日的热烈氛围。如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商场就会在店内的招贴画上大量使用中国结、对联、财神、福字等具有明确代表性的传统节日符号，契合喜庆而有文化韵味的节日气氛，从而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也达到了广告促销的宣传目的。
二是在利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我国传统上喜好的色彩元素，如红色、黄色(金色)、绿色等等。这些色彩元素与形象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文化韵味也从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以红色为例，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先秦周代都有崇尚赤的习俗。按照大致的划分，后来凡是遵从周礼崇赤的人们也都被称为“华人”，这些“华人”也大体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红”的文化情结也由此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无论在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的节日广告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色彩元素。从春节的红春联到剪纸窗花，从大红灯笼到爆竹，从红色的“中国结”到压岁钱的红包，从舞龙灯的红绣球到扭秧歌的红绸子，无不洋溢着富有中国民俗传统的节日气氛。而这些民俗广告中对于红色的使用则更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巧妙延伸和利用，并且使得广告本身也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某些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也并不一定采用上述传统形象符号，但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喜欢仍然可以从人们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如红色宣传版、红标语、红黄相间的图文表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色彩元素仍然是节日广告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
三是节日广告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特定意象的借鉴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是族群集体智慧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们在历代为人们传承使用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还与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具有了另一重的文化内涵，如月亮、倒“福”字、龙的形象、中国结等。从古到今月亮负载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也具有着深刻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品味的具体表现，所以每当中秋节到来时的月饼广告中，就自然少不了一轮明月。有些广告业主更是独出心裁，将月亮团圆的意象运用在广告中:圆圆的月饼象征中国，而从月饼上切下的一角则代表台湾岛，一块月饼一轮圆月，将祖国统一的情思表现无遗。
倒贴“福”字寓意为“福来到”，这也是取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福文化”的意象，在这一独特民俗文化的影响下，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过年时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贴上红色的倒“福”字，或者悬挂用红艳艳的“中国结”编制的“福”字，这都是传统民俗文化元素在节日氛围中的现实应用，也是节日广告所采取的具体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在对“福文化”意象的利用中，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金六福”酒业。“金六福”酒业抓住“福文化”的主体喜庆意象，利用中国人有喜事要喝白酒庆祝的习俗，展开“过年回家—金六福酒”、“中秋团圆—金六福酒”、“中国福—金六福”等一系列品牌传播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收益。尤其是在北京等地区，许多消费者已经形成了过年过节喝“金六福”酒的习惯，甚至觉得不喝就营造不出应有的节日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