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组织探秘

在普通人看来，国际刑警组织（ICP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的简称）中的侦探似乎都是随便出入国境，杀人如探囊取物，像日本动画片《鲁邦三世》中的钱形警官一样身手敏捷。然而，如果你到位于法国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探访后就会发现，那里既没有神勇的警官，也没有大批的武装警察。

各国警官组成的监督组织

位于法国里昂一个僻静的住宅小区的ICPO总部是一所远离城市喧闹的场所。在这个从巴黎乘高速铁路需两小时到达的ICPO总部里，既无警察巡逻车，也无调查疑犯的刑事警察，在每个办公室里，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默默地面对电脑。

但是，在这个宛如研究所的6层大楼内，位于3楼的指挥中心却是例外。在3楼一个大房间的正面幕墙上，播放着各国的电视新闻。30名工作人员分3班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一边了解全世界发生的事件，一边接收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个电话。

看到这个幕墙上的多个电视画面，会让人感到这里是一个集中世界情报的地方。工作人员来自10个国家，他们全都会两国以上语言，英语和法语最为普遍，有些人甚至能运用保加利亚语和日语等多国语言接电话。一旦发生恐怖、劫机和越狱等需要超过国境处置的事件，该中心会立即与相关国家取得联络并展开调查。

今年3月11日早晨，该中心幕墙上出现了日本地震和海啸的图像，当班官员艾萨塔・马伊塔迅速与日本警察厅取得了联络。这位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说法语的马里人的女性学过日语，能听懂日常会话。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这次反应迅速是因为自己经历过2004年的大海啸。”

2004年12月发生的印度洋大海啸，使得许多尸体无法辩明身份，其中可能有外国游客。接到泰国当局的请求，ICPO在灾难发生数日内，从31个国家召集了400多名专家集中在欧美游客非常多的普吉岛，目的是为了帮助泰国政府调查海啸遇难者的身份。判明国籍不明的遗体身份也是ICPO一项重要的工作，到2005年底，3750名身份不明者中约3000人被确认了身份。

马伊塔认为，日本大地震或许也需要这样的支援。不过两天后日本当局回信说“不需要支援”。在主要加盟国当中，有许多国家往往自己能解决突发事件和问题，并不需要ICPO的支援。

不仅是灾害和事故发生时，在一些重大事件中，ICPO也会在当地警察防卫力量薄弱的时候对其进行援助。今年，ICPO就向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3个举办板球世界锦标赛的国家派遣了支援小组。另外，ICPO还经常为发展中国家的警察授课，对他们进行技术指导。

ICPO具有在多灾多难时期大放光彩的历史，它继续着与其他国际机构不同的轨迹。20世纪初，各国寻求警察调查合作的行为陆续增加，欧洲缔结了取缔的协定，摩纳哥国王阿尔伯特一世召集欧洲各国警察参加了联合会议，讨论各国相互协作事宜。不过，这一尝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流产之后，ICPO的前身――国际刑警委员会（ICPC）在奥地利警察当局的主导下，于1923年在维也纳正式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维也纳作为奥匈帝国的首都无比辉煌，ICPC则给世人留下了“在大战中崩溃帝国的警察组织的情报交换场所”的印象。而且，每期总统都兼任维也纳警视总监的职务，资金由奥地利政府提供。1934年，德国国内秘密希特勒政权的活动被法国发现，于是ICPC与德国合作，使之流产。尽管这件事体现了两国间警察合作日益加强，但其实是一个带着着浓厚政治色彩的事件。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ICPC在纳粹统治下，参与了搜集犹太人情报的一系列活动，此时的国际性警察合作组织事实上已经崩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取代德国管理ICPC。作为接管ICPC总部，活动资金难以募集而由法国政府来出的补偿，ICPC秘书长一职只能由法国人来担任，“国际刑警组织”的称谓也来源于法国。1956年，在中立的政治之下，法国将ICPC正式改为常设的ICPO，1966年，ICPO总部由巴黎迁至巴黎郊外的圣克鲁。据熟知国际刑警事务的法国《独立报》社副社长、58岁的罗兰・古列尤沙梅尔说：“总部里的资料堆积如山，只有通过人工来查找文件。直到上世纪80年代，ICPO都不像一个国际机构。”

实际上，ICPO长年以来只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与其他的国际组织由政府加盟相比，加盟ICPO的各国警察，这点是它的特殊性。其正式成为国际机构是在上世纪70年代前叶与联合国签署协定之后。进入上世纪80年代，由于此前一直对ICPO漠不关心的美国与之关系迅速升温，ICPO的功能和地位得以迅速提升。这是因为，美国认为搜查等行动具有国际间相互合作的必要性。1985年，在美国的干预之下，英国人雷蒙德・肯达尔（Raymond Kendall）担任ICPO秘书长，而法国在其中的地位开始迅速下降。在美英主导下，ICPO越来越高科技化，总部内如山的资料也完全消失。1989年，ICPO总部迁出巴黎，在里昂落户。从2000年开始，ICPO局长一直由美国人罗纳德・诺贝尔担任。

ICPO在政治事件上举止慎重，以前对巴基斯坦问题等与恐怖相关的调查态度也消极。然而，随着逐渐成为恐怖活动的主体，恐怖活动的犯罪性开始强于政治性，近年来ICPO在打击恐怖活动变得更为积极。就连政治上中立并与美国对立的伊朗也通过ICPO的周旋联合调查案。就目前ICPO的现状，古列尤沙梅尔评价说：“尽管有点官僚，但它是一个效率高而且活动经费低廉的小型国际组织，也是一个动脑不动手的组织。”

日本于1952年加入ICPO。从1975年开始，日本警察厅向ICPO事务总局派遣职员，目前已经有5人在ICPO工作。在ICPO担任经济金融犯罪科科长的岐阜县警察龙泽裕昭说：“（在ICPO中的工作）与其说追踪事件本身，还不如说将各国间整理和分析的结果公之于众。由于组织犯罪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因此ICPO是一个超越国境的整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正式接纳为该组织的成员国，是在1984年9月5日卢森堡举行的第53届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年会上。1983年，卓长仁等劫持中国民航296号班机飞往韩国，韩国当局以我国未与其建交为由，将卓长仁等移交到了台湾。此时，台湾加入该国际刑警组织已有20多年。

但是，警察组织的调查能力和逮捕罪犯的基准、政治的中立程度等具体情况因国家不同而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许多情况下，拥有某国国籍的犯罪嫌疑人在其滞留的国家并非法律上的被捕对象。因此，各国间相互协查的课题非常多，ICPO的试验错误今后也仍将持续。

强有力的武器

――ICPO数据库

近年来在机场等地的出入境检查中，旅客被要求将护照出示给工作人员并由他们对护照进行扫描的情景已经很普遍。在护照经过机器发出“哔”的一声之后，工作人员会将护照返还旅客并对他说“行了，请收好”。其实，这个检查机器就是与ICPO数据库相连的一个环节。

从2011年6月至7月，ICPO数据库已经掌握了自2002年以后世界各国发生的盗窃和遗失护照1400万份，盗窃和遗失的身份证件约1300万本。使用盗窃来的护照试图出入境，这种方法很快就会被扫描机器检查出来，使用者也将立即被警方调查，看其是否与犯罪组织有联系。而伪造的护照几乎都是利用盗窃来的护照，将原主人的照片换成使用者的照片。不过，这种方法也逃不过扫描机器的“法眼”。

以往在出入境检查中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护照，工作人员会立即与出入境管理局取得联络，再由出入境管理局通知警察厅，ICPO在得到警方报告后开始处理，程序沿着传送途径返回现场。自从2006年开始引入目前所用的“MIND/FIND”系统以后，ICPO的检查效率大大提高，2006年，被扫描的护照数量达480万次，2007年激增至2000万次，2010年更是增加至约5亿次。有超过55个国家和地区向系统提供信息。

ICPO除了“MIND/FIND”系统外，还有指纹数据库、DNA数据库和被盗车辆数据库等。但是，由于数据库与全世界警察系统相连，因此里面的数据和资料可能被泄密或恶意使用。在发展中国家，警察被收买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中谷说：“尽管不能说百分之百安全，但ICPO采用的应对之策非常完备，如将情报密码化等。”普遍的认识是，情报共有带来的优势要大大高于情报泄露带来的风险。

ICPO最大的弱点在于里昂总部的数据库本身。尽管它拥有备份设施，但由于与数据库两者相邻，很容易成为自然灾害和恐怖袭击的目标，因此，系统存在整体瘫痪的危险。为此，ICPO计划2013年将备份设施迁至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希望因此增加就业机会，并无偿将办公大楼提供给ICPO使用。

维米尔、伦勃朗、马奈、塞尚、梵高……云集如此多世界著名画家艺术品的美术馆，恐怕是世界上任何一家美术馆都无法企及的。而ICPO正经营着一家可以与世界一流美术馆相媲美的“美术馆”，这是一个在互联网上开办的、集中了世界各地失窃的美术品和文物资料的虚拟美术馆――盗窃美术品国际数据库，里面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艺术藏品的价值甚至高达数亿美元以上。从2009年8月开馆至2011年3月，该数据库共“收藏”了36620件珍贵的艺术品。

在虚拟“美术馆”里除了各国警察提供的失窃艺术品外，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助之下获得的失窃作品。随着新兴国家富裕层的崛起，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文物越来越感兴趣，使得美术品交易市场形势出现剧烈变化。

随着全球化的艺术品盗窃事件的情报共有化和国际间的协查力度的不断推进，书画商、拍卖经纪人和美术馆工作人员为了更好地检验作品真伪，ICPO失窃艺术品的数据库也日臻完善。以往使用CD和DVD保存的情报有可能在更新时出现错误，因而出现了在互联网上建立一个虚拟美术馆的构想。这一尝试很快在2010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件上奏效。

在乌克兰南部筑高台远望黑海的古城敖德萨，是一座深受作家普希金、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等俄罗斯艺术家和文人喜爱的都市。在这座城市里的大街小巷，有许多颇具传统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收藏了1万件艺术作品的国立西洋东洋美术馆，2008年7月，该美术馆一件由意大利巴洛克绘画大师卡拉瓦乔的大作《耶稣被捕》被盗。

这幅画作宽134公分、长172.5公分，因为美术馆内部装修被移至一间防范并不严密的房间，却被盗贼发现，他们从房间外面破窗而入，将画框拆去，把画作盗走。此事随即引发轩然大波，美术馆馆长也引咎辞职。据后任馆长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想画作一定被盗贼带出国外了。因为在乌克兰没有人买得起这幅画。”

接到乌克兰方面的报告，ICPO在次年开馆的虚拟美术馆中公布了此油画作的具体情况，并呼吁各国提供相关情报。一直到2010年，终于有了消息：此画被卖到了德国。在德国和乌克兰警方的协助之下，20多名乌克兰和俄罗斯嫌犯被捕，6月25日，该画作在柏林被回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这要感谢在两国警察之间进行协调的ICPO。”

国际犯罪调查中的协调作用

在全球多次盗窃珠宝的国际武装盗窃集团“粉红豹（The Pink Panther）”是ICPO着力打击的国际犯罪组织之一，该组织有200名成员。20世纪末，国内冲突不断的前南斯拉夫民兵组织一个部队，并成为一个背地里从事贩卖盗窃物品的国际犯罪组织，名为“粉红豹”。据称，1999年以后该国际犯罪组织先后在以欧洲为中心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270多件盗窃活动，受害金额高达350亿日元。2003年5月，警方在一名曾经参与伦敦珠宝行盗窃案的罪犯家中一个化妆品瓶中发现了钻石。以此为素材拍成的电影也被取名为“粉红豹”。

ICPO于2007年7月首次召开了对策会议。之后，阿联酋、英国、摩纳哥和日本等受害国负责调查的工作人员集中在一起开始交换情报。尽管国际犯罪集团的非法活动至今仍未根除，但这种对策会议对逮捕犯罪嫌疑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7年6月，东京银座一家贵金属店价值约2亿日元的镶有宝石的头饰被抢。警视厅随即对案发前出入境的约3万名欧洲裔外国人进行了调查，从这些人的护照和入住过程中发现了两名可疑男性。这两名男子持捷克护照入境，在ICPO与捷克司法当局取得联络后发现，这两名犯罪嫌疑人所持护照系盗窃他人或签证已经过期的护照，通过伪造变成自己的护照。

2008年，在日本主持之下召开了第二届ICPO对策会议。在集中了来自14个国家的34名工作人员前，负责当时调查的两名干部说明了此两人有嫌疑的原因，同时要求各国提供犯罪嫌疑人的相关照片和DNA等信息。日本警方在对各国提供的数百张“参考人名单”照片进行调查后发现，一名嫌犯与西班牙警方提供的一张照片酷似，他就是拥有摩洛哥国籍、43岁的里法特・哈贾夫梅特维奇。

而另外一名嫌犯的照片与护照上的几乎一致。由于无法确认该嫌犯姓名，日本警视厅再次通过ICPO向欧洲等55个国家发出与他们所掌握的指纹相核对。10天之后，摩洛哥司法当局与日本警方联系，称一名41岁的摩洛哥男子拉德曼・伊尔西奇的指纹与日本警方掌握的疑犯指纹一致。

警视厅组织犯罪对策部理事官大友末吉说：“在ICPO对策会议中碰面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展开调查很有帮助。尽管数据化不断推进，但虚拟的世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日本警视厅从此入手，于2009年2月通过ICPO发出国际通缉令，同时，通过在此次ICPO对策会议中培养起来的关系网，在2010年2月在吉布罗斯将其中一名嫌犯哈贾夫梅特维奇逮捕归案，并从西班牙将其引渡到日本。另外一名嫌犯则于当年5月被捕。在这次引渡罪犯的过程中由于得到西班牙警方和巴黎警察厅的大力协助和ICPO的协调，没有出现被罪犯同伙袭击等意外情况。

ICPO还着力对汽车盗窃事件进行调查。因为这些事件往往是组织严密的国际犯罪，犯罪分子使用盗来的汽车进行犯罪，或将其变卖成现金进行有组织犯罪和恐怖活动。2005年2月，用于暗杀黎巴嫩前总统拉菲克・哈里里的汽车炸弹就是由4个月前在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市被盗的卡车改装而成的。不过，汽车爆炸发生之后，警方成功破获了盗窃并拆解汽车，再将汽车散件运出日本的日本人和尼日利亚人组成的犯罪集团。

2006年，ICPO正式调查从阿联酋经由多拜将盗窃来并转卖至非洲的汽车。2007年将ICPO列为袭击目标之一，原因可能是因为ICPO强化了对盗窃汽车的调查力度，使其活动资金减少。从2007年开始，设有ICPO事务所的喀麦隆等非洲国家的相关调查人员都会参加ICPO每年一次在各地展开的统一调查被盗汽车的活动。2009年，参加统一调查活动的警察和海关职员共计860人。这些人在学习了如何利用登记盗窃汽车号牌的数据库和如何区分盗窃车辆后开始着手调查，在6天之内共调查了18500辆汽车，发现并扣押了其中65辆被盗车辆、走私分子一名和逮捕了17名非法移民。

以这样的统一行动为契机，非洲各国调查机关在其他业务上也开始积极配合ICPO的行动。实际上，中非各国在最近5年中通过ICPO数据库调查盗窃和遗失护照等的次数增加了10倍。

七种国际通缉令

我们在电视新闻中经常都会听到“国际通缉”这个词。尽管这是ICPO受加盟机构的依赖在世界范围内制订的普遍制度，但具体来说，国际通缉实际上有联合国特别通缉令、国际逮捕通缉令、国际防范通缉令、身份不明尸体通缉令、国际情报照会通缉令、下落不明者通缉令和武器等警告通缉令七种，并以颜色来区分。一般来说，最为普遍的是要求逮捕需要被引渡的在逃犯为目的的一种国际通缉令，用红色来表示。瑞典当局以涉嫌发出的逮捕“维基解密”创始人朱里安・阿桑奇的就是“红色通缉令”。

加盟国依据本国法律制定通缉令，通过ICPO出去。然而，通缉令并非全都是要求逮捕当事人，例如，“蓝色通缉令”（国际情报照会通缉令）主要是要得到嫌疑人的居住地址和锁定嫌疑人身份。2010年6月，日本的调查捕鲸船由于受到反捕鲸团体成员的袭击，海上保安厅因此要求ICPO向该团体代表发出“蓝色通缉令”。2011年3月，包括总统卡扎菲在内的16名利比亚人被ICPO“橙色通缉令”（武器等警告通缉令）。通常来说，橙色通缉令是针对小型炸弹等可能出现的危险向各国警察和国际机构提出警告，但也会“对个人及其资产的转移可能对加盟国造成的危险予以警告”。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ICPO是跨越国境捉拿罪犯的刑事警察。尽管可以向各国警察下达命令，但一直以来ICPO都处在一个是虚构的世界。实际上，ICPO并无此权力，具有搜查权的是各国警察，在这个国际组织中，既没有专业搜查员，也没有巡逻车和手枪。

在一部美国电影中，有一个一位被意大利警察逮捕的美国人喊着“叫国际刑警过来”的场景。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国际刑警真的会过来。ICPO在逃犯调查支援科科长史蒂法诺・卡尔贝利苦笑着说：“不知为何会有这么多人认为ICPO就是超级警探。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追捕逃犯的直升机等的缘故吧。”他还说：“说犯罪的国际化虽然有些片面，但通过电脑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实施犯罪活动的现象确实存在。希望对犯罪的多样性进行有效应对。”

在ICPO中原本就规定要“在各国法律范围内”推进相互协作，并无独自调查的权限。另外，ICPO还规定，“（ICPO）不能进行政治、军事和人种性格等任何形式的干涉或活动。”由于得不到加盟国自主提供情报就无法展开国际合作，ICPO这个组织在许多地方暴露出致命缺陷。2011年4月在阿富汗坎大哈监狱出现的包括组织头目在内的475名囚犯集体越狱事件，就是因为阿富汗政府事先没有向ICPO提供囚犯的照片和指纹等资料，因而无法展开国际调查。这是该监狱2008年约900名囚犯集体越狱事件后ICPO无法获得囚犯信息的延续。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由于意识和设备上的不足，许多国家都不能随时向ICPO提供情报。秘书长罗纳德・诺贝尔叹道：“接收到的情报良莠不齐，差异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