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孔子的“狂狷”观

摘 要： 孔子主张“中行”之道。在经验世界中，“中行”往往不可得，于是退而求其次，便出现了“狂”与“狷”这两种生命形态。后世注疏家对于“狂狷”各抒己见，何为“狂狷”，可从“狂狷者”的形象、从“进取”“有所不为”的解释以及“狂狷”的特色加以诠释。孔子与“狂狷”最大的区别在于“无可无不可”的弹性变化，即孔子能够做到“狂狷以时”，这也是孔子圣于“狂狷者”之处。

关键词： 孔子；中行；狂狷；狂狷以时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2.11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邹文燕.试析孔子的“狂狷”观[J].克拉玛依学刊，2016（2）60-63.

《论语・子路篇》中有言：“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①[1]14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孔子品评人物的方法之一，按照其行为表现，分为中行、狂者和狷者3类。在《孔子思想研究》一书中，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朱志凯宣称孔子对“狂狷”的态度是“痛斥”，他有言道：“‘狂狷’者是弃原则而不顾，言行相悖的人物。就此而论，‘狂狷’可谓古代的折中主义，与孔子中庸原则不能同时而立”[2]245。“狂狷”是否可以等同于折中主义，这样的哲学世界观问题此处暂不作辨析，但是朱教授对“狂狷”与中庸对立地位的定论、对“狂狷”者所下的定义以及孔子对“狂狷”的态度论断都是值得商榷的。

一、中行不易，然后狂狷

在孔子的言论中，“狂狷”是相对于“中行”而提出，孔子认为行为的完美再现及准则是“中行”。何为“中行”，也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后汉书・独行传序》有引孔子言：“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也。”[3]931此处把“中行”置换成“中庸”。《孟子・尽心下》有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也。”[4]213这是将“中行”换成“中道”。凌鸣喈在《论语解义》中则有言：“中行者，依中庸而行者。”[3]931三种解释大体相似，都可以解释为“中庸”，居于中位，不离两边，不走极端，最终达到和谐之境。在人的品格中，孔子最推崇的就是中庸，但真正做到中庸的人很少，就像孔子自己说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以“喜怒哀乐”为例，“中行”是情绪能够“发而皆中节”。《中庸》开篇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5]18。为了“中节”，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和自制力；稍有不慎，难免流于矫揉造作，似乎连喜怒哀乐都要时时反省是否恰到好处。《论语・先进》记录孔子在颜渊过世时，“哭之恸”，大声疾呼“天丧予！天丧予！”弟子提醒孔子不要过度伤心，孔子言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先进》）彼时孔子已年过70，本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应有这样的心性和智慧保持“中节”。自以为“中节”，别人却未必认同，连孔子自己也觉得为难，由此可见“中行”之不易。

正是“中行”之人难求，“中行”之友难交，在对人对己时，孔子放松了一点要求，做不到“中行”，也力求“狂狷”。赵岐在《孟子》“狂狷之论”下有注，谈及“中行”之不易：“时无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3]931。“狂狷”是对于完美追求的退而求其次，是对至善的退让择其次善。皇侃《论语义疏》从社会风气阐释“中行”之稀少：“当时伪多实少，无复所行得中之人。”[6]341“中行”缺失使得孔子怅然，但这也是动荡时代所涂染的灰色阴影。本来，孔子所崇尚的人格是“中行”人格，但出于不得已，只得求其次，而选择“狂狷”。孔子认为如果交不上中行之人做朋友，则宁可与狂狷之人为伍，因为“狂”者志向高远、进取心强，而“狷”者则能保持独立的操行，不肯随波逐流。在孔子看来“狂狷”并非是处在“中行”的绝对对立面，“狂狷”不是极端，只是偏过于或偏不足于“中行”。“狂狷”之人，也并非泛泛等闲之辈，也需以性格配合修养，展现特别的风范。朱教授所言孔子对“狂狷”的痛斥态度及“狂狷”与“中行”的对立地位本文不予苟同，也存在极大的商榷空间。

二、“狂”之进取，“狷”之有所不为

《论语》中孔子对于“狂”多次提及，“狷”则唯此一次。《论语・阳货》中有言：“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孔子言说“狂”者外表刚强不阿，内在却是疏于学习。“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阳货》）则点出狂者鲜明的特征：放荡不羁，不拘小节。从“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来看，孔子对于狂狷者并没有过多的责怪与恶意，而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去发觉两者潜藏的优点。此部分将尝试探析何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并设置三个关于“狂狷”的问题进行解析回答。

何为“狂狷”，除了“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此句以外，孔子没有提出更多解释，这也为后来的注疏家留下发挥的空间，义释者都尝试揣摩其中的深意。

首先，“狂狷”者形象如何？《孟子》和《四书辨疑》中分别有非常形象的总结和概括：

“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尽心下》）[4]213。

夫狷者之为人，踽踽独行，凉凉无亲，世俗指为孤僻古执者是也（《四书辨疑》）[3]932。

由引文可以显现画面感的狂狷者形象：“狂”者，多为性格外向之人，他们思慕古人，志向远大，外在表现为言行夸饰，行为激进和勇于进取；“狷”者，多为性格内向之人，他们清高自守、独善其身，外在表现为孑然独行、与世隔绝。

其次，如何评判“进取”和“有所不为”？孔子以独到的眼光看到“狂”者和“狷”者的可取之处，即“狂”之积极，“狷”之保留。皇侃《论语义疏》亦从积极面论述：“狂者不为恶，唯直进取善。狷者应进而不迁，守节无为。”[6]342后世的儒学研究者更多则理性地看待并涉及“狂”中的进取之过，“狷”中保留之不及。《论语稽》承认“狂狷”皆为美才，但也指出“狂似太过，狷似不及。”[3]931朱熹也看出“狂狷”的优点与不足所在，他在《论语集注》中提及“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3]932。《后汉书・独行传序》则认为孔子“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者也。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3]931。真正的进取应当有所必取、有所不取；真正的不为，应当有所不为、又有所必为，这样才不至于使得“狂狷”失于偏颇。

最后，“中行”不易，孔子为何思及“狂狷”？“狂狷”通常是以特立独行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以伯夷、叔齐、屈原等士大夫为典型。孔子欣赏“狂狷”也必是“狂狷”者身上有闪光之处或是可塑之处。皇侃疏云：“狂，谓应直进而不退也。狷，谓应退而不进者也。二人虽不得中道，而能各任天然，而不为欺诈。”[6]342不管是狂放激进还是清高自守，皇侃认为他们身上具备率性天然、不加掩饰的真性情，这在当时浑浊不堪的大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另一方面，“狂狷”者不及“中行”，却具备成为至圣的潜质。《论语集注》提到相比于“谨厚之人”，狂狷者更能“自振拔而有为”。对于狂狷者，圣人可以“因其志节而激励裁抑之，以进于道，非与其终于此而已矣”[3]932。此句说明“狂狷”者拥有异于常人、接近圣人的潜质和品德，根据其不同的个性进行塑造，可达至圣的境界。

三、孔子与“狂狷”者

《论语》中孔子直接对“狂狷”进行解释的语句并不多见，但却不乏“狂狷”者的事例。他们是《论语》中很重要的一批人，多为隐士，《论语》中称之为“逸民”。他们在混乱时代怀抱着重整乾坤、一展拳脚的理想和抱负，或有激进的思想或有高尚的情操，但却也不愿意舍己从人、同流合污。他们多采用避世的态度、默默无闻的方式，不愿意站出来为当局者效力。《论语・微子》中大量篇幅谈论具有“狂狷”特性的“逸民”：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从孔子最后一句自我评价可知，此上一些“逸民”之所以成为“逸民”，是因为其志向在当下社会不得施展，或者说是志向与世道不合。他们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并坚持内在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言行放浪则具备“狂”者的姿态，独守己志、不辱其身则是“狷”者品性的突出体现。

“狂者”，行为癫狂古怪，言语放肆不羁，但其思想是激进的，主旋律是进取的。著名的“狂”者有楚狂接舆：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微子》）

李白有诗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楚狂人接舆的狂放之处倒不是他用唱歌来笑话孔子。《楚辞・涉江》中说“接舆髡首兮”，接舆以剃发自刑身体，佯狂不仕。接舆虽外在狂放，但内在心如明镜，对当世时局了然于心。

“狷”者，自恃清高，独善其身，不愿意被世俗污染。荷丈人就是一个典型的“狷”者：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微子》）

“欲洁其身”，这是狷者的显著特点。《论语集注》对此解释道：“孔子使子路反见之，盖欲告知以君臣之义，而丈人意子路必将复来，故先去之以灭其迹”[3]1276可见荷丈人对于入世者避而不见、淡泊名利、独善其身。而孔子提到的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宁愿饿死在首阳山，此谓“狷”之至也。

孔子对于这些“狂狷”者的态度存在一些矛盾心理，他对于这些“狂狷”式的隐士是非常尊重的，他曾说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曾皙所愿乃是在暮春时节与几个朋友“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哂笑子路“为国以礼，其言不让”，对冉有、公西华未予悉评，唯独深许曾皙，喟然而叹“吾与点也”。但另一方面，孔子又积极进取，力图改变这个世界，实现他所谓的“仁”的思想。他回答长沮、桀溺时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孔子这种敢于担当、逆水行舟的气魄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孔子与“狂狷”者的区别就在于他“无可无不可”。这是一种弹性的智慧，并非朱熹所言“不偏不倚”的静态量，而是一种动态的“中”。生命本就是活泼的，并非死板、并非一成不变。孔子有时栖栖遑遑，求一明君而不得，有如丧家之犬；有时又安贫乐道，求之淡然，辞色和平。孔子的言行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因此，孔子不是“狂”者，也不是“狷”者；但却有时“狂”，有时“狷”。可以说孔子究其一生所恪守的“中行”就应当是“当狂则狂，当狷则狷，狂狷以时”。“狂狷”者不能领悟其中“变”的要领和“时”的观念，对他们加以激励抑制有可能成圣，但狂狷者却不具有圣人的境界。

孔子主张“中行”之道。在经验世界中，“中行”往往不可得，于是退而求其次，便出现了“狂”与“狷”这两种生命形态。“中行”与“狂狷”并非处在绝对的对立面，“狂狷”也是一种美的价值所在，具有通往至圣的潜质。本文着重分析何为“狂狷”，而孔子的圣明就在于他拥有弹性的智慧，能够灵活掌握“变”的要领和“时”的观念，孔子以其“无可无不可”的“执中权变”的思想处于“狂狷”者之上。

注释：

①以下引用《论语》原文将不再另外注释，只在引文后标明所引篇目。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朱志凯等主编.孔子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程树德撰.论语集释（《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M].蒋见元，程俊英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90.

[4]杨树达.论语疏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皇侃撰.论语义疏[M].高尚榘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