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工作者应具备的素养

作者简介：金美，男，（1990.6-），山南，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在其纷繁广阔的史学思想中闪烁着史学认识论的光芒。史家对“书法不隐”、“秉笔直书”的执着追求和与之相对应的史家自身素养的规范，都显示出中国传统史学中蕴含的丰富的史学认识论思想。然而，不可否认，这种史学认识论思想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它是在以主体性思维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儒家内在道德性的内涵。

关键词：书法不隐；直书；史家三长；史德

“书法不隐”的首创者，可由孔子说起。《左传》宣公二年载：晋大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孔子对此评价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从此，“书法不隐”成为传统史学中的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其实，所谓的“书法不隐”贯彻的是以“礼”为原则的“书法”，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礼法”。因为赵盾“弑君”的做法违背了孔子所定的“臣为君纲”的礼法，而董狐的“书法不隐”是依据“礼”对赵盾作出的善恶功过的评价，所以孔子称赞它、颂扬它，使它成为“良史”的准则。孟子曰：“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世间的伦理道德沦丧，他要作《春秋》以正世风。《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论教导太子，有一条是：“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在这里，申叔时就把《春秋》看作是惩恶扬善、能劝诫人的心灵的工具。

自此以后，伴随着封建统治的建立，“书法不隐”发展成为“实录”。“实录”是班氏父子在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时提出来的，“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可见，“实录”的标准只不过是“文直”、“事核”、不虚浮华丽、不隐瞒恶劣败坏之事。

传统史家虽然把“据事直书”作为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这就带有了对客体进行规范的意味。但是“其终极目的在于宣扬以儒家封建礼法为主要内容的‘名教’，这被看作是任何一位史家都应恪守不渝的原则。当‘直笔’记事与‘名教’规范协调一致，没有冲突的时候，史家都会遵守直笔而书的原则。倘若两者分背，尤其是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大多数史家就会趋于‘名教’而放弃‘直书’原则。”

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都沿袭着秉笔直书的传统，古代史家更是把“良史”和“实录”作为撰写历史所追求的目标。但是要达到这种境界，却是和史家所具备的史学素养分不开的。所以，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从史家对“秉笔直书”的执着追求到对史家自身的素养提出一系列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内在道德性”的思维方式对史家产生的影响，它使史家由追求外在的“秉笔直书”的精神，升华为史家自身内省的境界。

胡应麟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焉。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他以董狐、南史等人为代表，突出强调公心、直笔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具备“三长”而没有“二善”，并不足以称其为史家。他还说：“直则公，公则直。胡以别也，而或有不尽符焉。张汤、杜周之酷，附见他传，公矣。而笔不能无曲也，裴松（之）、沈璞之文，相讦一时，直矣，而心不能无私也。”在这里，胡应麟认为，“公心”和“直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二者并不能完全相符合，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区别。很明显，他认为：史家要善恶必书，并且要有“公心”、“明识”。在这里，蒲起龙就进一步明确了史家要做到善恶必书、褒贬公允，就要从自己的内心做起，加强自身的内在素养。他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到章学诚的以“心术”求“史德”思想的产生。

章学诚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把史家“三长”说发展为“史德”说。在他的《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虽刘氏知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在这里，章学诚指出史家在具备才、学、识“三长”的同时，还要不断的加强封建伦理道德的修养才能“尽其理”。章学诚把“史德”解释为“著书者之心术”，而“心术”又是通过“文辞”表现出来的

综上所述，从刘勰的“素心”说，到刘知己的“史识”说，再到胡应麟、蒲起龙的“公心”说，一直到章学成的以“心术”求“史德”，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它们的实质都是一样的，其内涵都是指史家记事要有公正无私的品德和秉笔直书的气节，强调了史家刚直不阿的心态，以为只要这样就已经是“善善恶恶”，就能保证历史的真实可靠。但是，他们的心德论都打上了深深的封建“名教”的烙印，都是以儒家礼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从封建道德着眼对历史作出合乎其义的评价。

由此表明，中国传统史学中始终贯穿着对史学的认识问题，而史学认识论更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按照我们现在的解释，史学认识论是关于主体和客体及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从以上文章中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儒学占据主流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自始至终是以“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为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以主体和客体相统一为基本前提的，并且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需要靠主体的内在意识及其实践来实现的。所以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折射下，传统史学中体现最多的还是对史学认识的主体即史家的一种道德和礼法规范，只要达到了这种规范就完成了史学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就认识了历史事实。相对比来说，传统史学中缺乏对史学认识的客体即史料的认识。这与受到西方以主客体相分离、相对立为特征的哲学影响的西方史学中的认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此问题另作他文论述）传统史学中的这一部分史学遗产，还有待于我们正确的认识，区别的对待，辛勤的发掘。（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