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魂袅袅上九天

一

1970年9月6日，山西省高级法院一间阴暗的小屋。

办公桌前，赵树理同志忍着锥心的疼痛，一笔一画，抄写着的《卜算子・咏梅》。另一只手，按着被造反派打断两根肋骨的胸脯。额头沁出的汗珠，滴在纸上。这首词，作家早就能琅琅背诵，还多次用毛笔写成条幅，送给熟人和朋友。而这次，却是蘸着心底流淌的血液，写给党和人民。女儿广建进来了，是经过批准才允许的。眼前的情景，让她抑制不住失声痛哭。赵树理关在这里很长时间了，也非常想见自己的亲人。他把女儿叫到跟前：“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声音显然有些激动，在微微发颤。此时此刻，作家以傲雪的梅花自况，把身心融入到诗词的意境之中：冷风嗖嗖的悬崖下，面对百丈冰雪，相信总有“春归”、“春到”的日子。那时，自己俏然笑在百花丛中。谁能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向党捧出的心愿。

二

厄运随着一份打着历史印记的文件，把赵树理同志推向深崖。

1970年6月2 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各地县和大型厂矿、大专院校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通知》把这位来自人民的作家定性为“‘利用小说进行活动’的资产阶级反动作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赵树理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同赵树理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他的主要罪行是，“积极追随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生‘四条汉子’，拼命反对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大写‘中间人物’，肆意丑化党的领导、农村干部和劳动人民，为地主、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疯狂贩卖周扬的‘写真实论’，大写‘问题小说’，即‘暴露文学’，暴露解放区、暴露社会主义社会的所谓阴暗面，恶毒诬蔑解放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反对农业合作化，积极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三年困难时期，全面攻击总路线、、三面红旗和党的领导，鼓吹‘三白一包’，宣扬‘单干’，公然为分子翻案……”作家笔下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三里湾》、《锻炼锻炼》、《实干家潘永福》、《张来兴》、《卖烟叶》、《十里店》、《登记》，被列为“最反动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也被说成赵树理同志创作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反动作品”。随《通知》下发的，还有《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参考材料》。分为“赵树理罪恶史”、“赵树理的反动政治思想”、“赵树理的反动文艺思想”三部分，密密麻麻地罗列、捏造、上纲，长达39页。

其实，“”开始后，从1966年8月9日，对赵树理同志的批判就冒火药味了。这天，《山西日报》头版出现了通栏标题《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虽然标题下只是对一次座谈会的报道，但无疑是发出了大张旗鼓“批赵”的信号。此后，大报小刊，刊出了一个个“批赵专栏”。造反派组织、发动了一次次揭发批判。诬蔑不实之词，劈头盖脸地抛向作家。

赵树理同志遭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就是被押往山西各地批斗。抗战期间，地处晋东南的太行山，是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及直属机关所在地。赵树理同志曾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北方局党校等单位工作。他所坚持的文化方向，他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受到、杨献珍等领导的赞扬。《小二黑结婚》，即由北方局党校负责人杨献珍推荐给。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北方局书记的亲为该书的出版题词：“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中，同志受到批判迫害，杨献珍同志被打成叛徒，赵树理也被挂到“黑线”上，打成混入党内的反动文人。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被拉出去挨批，批遍了曾经滋养着作家生命与创作的晋东南17个县市。长期的批斗，赵树理同志被折磨得浑身是病，坐不能坐，睡不能睡，通宵挨在小板凳上，背靠火炉，胸伏床沿，趴着度日熬夜。西戎同志回忆说，“他手中曾经写过许多优秀作品的笔，此刻就连写逼着向他要的‘检查材料’，也感到十分吃力了。”

三

在一般人脑海中，赵树理的形象是与解放区文艺的领军人物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样一面旗帜为何在初期就遭受到如此严厉的冲击?

早在1956年，赵树理同志就对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工作失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年8月23日，担任县委书记的他在给长治地委负责人的一封信中写下如此文字：

“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人’来看待……‘任务’是完成了，可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反比以前增加了许多，严重了许多，这都是事实。我希望迅速改变这种事实。”此后，赵树理同志又实事求是地向上级汇报自己对于“”运动的看法。1959年8月，在给当时中央的某负责人的信中，他写道：

“领导农业上好多好像根本性质的问题，……问题虽然千头万绪，总不外‘个体与集体’、‘集体与国家’两类矛盾……集体所有制乃是他们集体内部生产、生活的最后负责者。在这种时候，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而不必也不能连集体内部自给的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面安排完全掌握起来。……管得过多过死也是工作中的毛病――会使直接生产者感到处处有挚肘，无法发挥其集体生产力。”

由于赵树理屡屡发出这样一些与“时代精神”相悖的观点，所以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受到陈伯达及中国作协的反复批判，事实上已经被“打倒”，其厄运并非自“”始。

四

身处逆境，赵树理同志的实事求是和坚韧意志，他的幽默风趣和乐观主义，他的斗争精神和反击错误潮流的勇气，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曾以“检查”的名义写出两万三千字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希望自己笔下的小说和人物，“在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之后，作为学术问题，以主席的《讲话》及其有关文件为尺度，彻底清查一番。”但我们的作家没能等到这一天。他曾在“拼刺刀会上”对造反派说：“拼刺刀，要是拼呢，得双方都有刺刀。你们不叫我说话，我这里赤手空拳，怎么个拼法?这是捅刺刀呢。”铿然之声，犹在时空回响。他曾顶着造反派的气焰，在批判会上大讲根据地的“革命文化”，朗诵《王贵与李香香》，清唱《兄妹开荒》。那竟是我们艺术家动情的绝唱!他曾抖擞着精神、喊着鼓点、唱着上党梆子，在挨批、写检查、扫厕所之后，拿起鸡毛掸子当马鞭，在家里“跑圆场”。这已是亲人们泣血的追忆。

到1970年，由于陈伯达的直接插手，赵树理同志更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他被“押”着从太原斗到长治，从长治斗到晋城，从晋城斗到尉迟村。一次，造反派让他戴着高帽，挂着几十斤重的铁牌，站到三张桌子摞起的高台上。还得弯腰、低头，一会儿跪下、一会站起。就在作家费劲地往上站起身时，打手从背后猛力一推，赵树理同志从高台摔到地下，昏迷不醒。他的髋骨折断，肺叶被骨茬戳通。

《通知》发出后，对赵树理同志的批斗又掀起高潮。按要求，山西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都要亲自抓这项工作。车间、地头、操场都要召开批判会。也就是1970年6月，赵树理同志被当时的机关带走，关进省高院的小屋子。那间阴暗的小屋，成了作家生命的最后驿站。在赵树理同志嘱咐女儿把《咏梅》交给党后不久，我们的作家便被“押”到湖滨会堂“与五千群众见面”。9月6日，在山西省会太原最大的封闭式会场，那悲剧的高峰一幕上演了。主席台上，坐着造反派和发言人；右前方，是专门为被批斗对象赵树理预备的桌子。人们看到，作家瘦弱不堪，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他已经不能站，不能跪，被架着坐在桌旁的椅子上。赵树理同志无声无息，在场的群众无声无息。批斗开始了，没人想听那些刺耳的谎言，只关切地注视着为人民大众创作一生的作家。第一个批判者的发言还不到一半，赵树理同志的身子就顺着桌沿倒在地上――他是来自人民、享誉世界的作家啊!

五天后，1970年9月23日，赵树理同志永远离开了人世。再有一天就是他64岁的生日。

(经董大中先生同意，本文采用了他撰写的相关材料，谨致谢意。)

(作者单位：山西省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