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布氏理论的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

内容摘要：本文从加拿大经济学家布莱德伯里的理论出发对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中资源型企业与地方关系进行理性分析,指出由于资源型城市与企业的功能错位及城市与企业关系的“二元性”，造成资源型城市畸形的经济结构及价值的双向流失和效益转移。资源型城市转型必须对资源型城市与国有资源型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并给出了理顺两者关系的对策。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 资源型企业 转型 布莱德伯里

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也是一个有一定普遍性的课题。在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进行研究时不能忽略的是我国资源型城市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国有经济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体这一点与资源型城市的形成有关,也是资源型城市与一般自然形成的城市的主要区别。资源型城市多数在计划经济时代迅速形成，在国家方针政策主导下,资源勘探开发实行统一大会战, 迅速注入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和资本,从而获取大量的能源、矿产品的输出。这一时期的企业主体必然是国有经济。另外,矿山、森林是国有资源,相应的产业领域不可能允许私人资本进入。这种国有经济占主体的局面给资源型城市带来了诸多问题，也使得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重新审视国有企业与地方的关系具有必要性。

布莱德伯里相关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加拿大著名地理学家布莱德伯里对加拿大资源型城镇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他使用了依附和欠发展理论来解释资源型城镇的兴起和衰落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特点。布莱德伯里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在目前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源开采部门和相关城镇是处于垂直一体化大公司的控制之下。个别城镇或区域由于在某一具体时刻上相对成本较低而对资本家有利可图就得到了发展；然而形势变化了，生产就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而使原来的生产单位的工人和政府承受巨大的负担。这种情况即使在自然资源未采尽的时候也会有可能发生，这就使资源型城镇极度依赖单一的经济活动，而这种经济活动随时都可能被停止。跨国公司管理人员只效忠于本公司，而决不会为某一具体的资源产地或国家的利益服务。

布莱德伯里的另一个观点认为，资源型地区或城镇与其服务的中心之间是剥削关系。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资本从前者流向后者，使资源型地区或城镇本身欠发达，经济结构扭曲，在空间、部门、时间上都表现为极度的不平衡。同时，这却使资本在工业中心得到积累。由于资源开采部门本身就业规模小，产品大多是未加工或半加工，大量的附加值在工业中心实现，所以资源型城镇也没有创造更全面、更广泛的经济增长能力。这样，资源型城镇和地区表现出对不稳定和危险的经济活动的高度依赖，但又无法减少这种依赖性。

我国资源型企业与地方关系的分析

虽然中外的国情与基本经济制度不尽相同，但是从布莱德伯里相关理论出发对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资源型企业与地方关系进行理性分析，还是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资源型城市中的城市与企业的功能倒错。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形成一般是先有企业后有城市。这些企业通常是国家巨资投入形成的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并且是完全按计划经济体制来构建和运作的“大而全”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有企业自身形成了庞大的自我服务体系,由于城市发展高度依赖国有企业,使得城市提供的公共产品很难替代企业的社会功能。又由于企业不得不“办社会”,其自身的发展步履艰难,不堪重负。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一矛盾有所缓解,但问题仍很严重。并且国有企业的自身福利封闭运行体系排挤了城市功能的发育，使得非国有经济难以进入第二、第三产业。

资源型城市中城市与企业关系的“二元性”。首先是资源型企业与城市产业的断层。从自然经济条件来看，产业发展应是上游、中游、下游一体化的，但我们国家的资源型城市由于传统体制的原因造成了行业的分割，企业仅仅是一个生产车间，资源型企业就是开采资源，并不对资源进行利用加工、生产产品，比如大庆，本质上就是一个石油开采企业，城市人口的80%都是大庆职工；胜利油田在东营开采，然后用石油管道运到淄博去加工，产业就这样人为地被从中下游分割开来。采矿业也有类似情形如采冶脱节等。“二元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地方的中小企业相互脱节，这在西部地区尤为明显。国家在资源型城市初建时在当地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建立了大型的企业，这些大型企业主要是跟国家工业体系连在一起的，而跟地方的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都没有什么关系。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技术很先进，人员素质很高，另一方面当地的中小企业很落后，这就形成一个断层。这种“二元性”,使资源型城市自身的调整弹性很小,自我选择和自我发展能力极低。同时,城市以资源开采和加工为核心组成它的产业部门,建设周期长,占用资金多,形成规模大。生产要素构成上既专业化又单一化。在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其应变性、适应性及可调控性均较差,相反却具有较大的发展惯性和超稳态性。

资源型城市畸形的经济结构及价值的双向流失和效益转移。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有明显的“剥夺”特点。在政策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按指令性计划向加工型地区低价调出资源产品,而加工地区向资源型城市高价返销轻工产品,造成资源型城市经济效益的双向损失,使其地区积累能力弱化,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太多,投资环境不好。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国家拿走了资源型城市税收的大部分,地区积累能力依旧弱化,不仅难以发展新兴产业,也难以为培育新兴产业创造投资环境。在体制上,大企业作为资源型城市的主体,大都受“条条”管理,服从于“条条”的发展目标,基本上封闭运行,即使看到单一产业对城市发展的不利影响,也只能在企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有限的贡献。城市地方政府没有能力统率各方力量、统筹使用资金和各种资源,实现产业结构转型。这一切都大大降低了资源型城市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正是由于以上特点，使得资源型城市问题与老工业基地的问题有很大不同，老工业基地是作为一个企业群体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像沈阳、武汉，它有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而资源型城市往往是单一一个企业，城市自身的基础较差，自我调整能力更低，社会矛盾的爆发，更易带有“整装性”，对整个社会稳定的不利影响也更大。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对策建议

布莱德伯里曾指出：“结构状况是单一企业社区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合理的资源型城镇发展理论的建立，应依赖于对于不平衡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及背景的理解。”笔者认为改变资源型国有企业与所在城市的现存结构状况是资源型城市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理顺资源型城市与国有资源型企业的关系，实行城矿分离、政企分开的体制。国有资源型企业的建设要纳入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统一规划。矿企生产和规模应服从于国家资源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与市场需要，但是，企业的社会服务应依托城市（镇）。这使企业既可以减少许多社会负担，又使矿业职工生活环境改善、子女教育就业方便，还有利于资源型城市发展和减少污染。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许多资源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资源产业发展需要，迫使资源型企业又另建分散的新的小区。造成老城区没有建设起来，新城区又不成规模，功能不全，耗费了国家大量投资。今后可以考虑在条件允许的城市，尤其是新建城市采取城矿分离，“长距离通勤”模式。澳大利亚西部采矿中较多采用的模式是不在偏远的矿区建立新的居民点，而是依托相距一定距离的城镇做家属居住区，雇员集中时间轮岗上班，长距离通勤。德国的矿区现在大都也采取这种做法。这样既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效率，又可直接提高城市社会服务能力，为城市自主发展筹集资金。

国有经济布局要进行主动性调整。对于我国资源型城市来说,经营资源型产业的国有大型企业的振兴往往是资源型城市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这些国有大型企业一般来说都是当地的主导企业和经济主体,而这些企业又有着中央、部属、地方之分,在管理体制上呈现不同程度的复杂利益关系。在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问题,可能又会形成新的利益失衡和结构矛盾。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应用参股、合资、上市等形式改变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实现股权多元化,使企业在产权约束和利益约束的基础上,自觉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产权出售、“赎买”退出、破产关闭、破产重组、兼并重组等形式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改组收缩。鉴于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历史和现实,建议可选取不同行业的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产业转型的试点,取得一定的经验后推广。

调整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由单一的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向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转变。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扶持效果比大型企业要好。如德国对大型企业资助了20多年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得不偿失。德国联邦政府因此调整了对老工业基地的资助办法,减少了对煤炭、钢铁、造船等部门的资助,只资助其环保、废厂房利用等项目,把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帮助该地区投资生产新产品,扶持当地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着国有经济占绝对比重，民营经济不发达的问题，导致城市经济转型动力和活力不足。民营经济具有机制灵活、市场适应能力强等特点，特别是它具有不需要国家投资，吸纳劳动力多的特点，符合资源型城市财力较弱、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实际。因此，资源型城市必须积极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一批有市场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带动城市经济转型。如阜新市坚持放心、放手、放开的方针，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投融资等方面创造优良的市场环境，已经使民营经济成为全市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研究建立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其实质是资源型城市在资源开采过程中所付出的资源代价和环境代价以及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得到应有的补偿；以国家为实施主体，其主要政策框架似应包括建立健全涉及资源开发补偿的法律法规、建立资源开发历史补偿制度、建立国家资源开发补偿基金、建立地方资源开发补偿专项资金、制定土地资源补偿办法、实施生态环境治理工程补偿等。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其实质是国家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对陷入困境、主导产业缺失的资源型城市在支付改革成本、建立社保体系、发展接续产业等方面给予直接援助；其主要政策框架应包括制订综合规划、建立部级资源型城市衰退产业援助基金、建立地方级资源型城市衰退产业援助专项资金、生产力布局向资源型城市倾斜、辟建特别工业园区、扩大地方资源开发自、实行财税金融优惠政策、支持资源型城市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资源型城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从表面看，“两个机制”过于依赖国家，有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而实际上，这是对长期计划经济市场失灵的纠偏。资源开发的补偿，应该由资源型企业、资源受益者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但是，资源型企业创造的利润和税收大都上缴国家，资源受益地区和企业是通过不等价的交换使用资源，都不可能再承担资源开发的补偿责任，形成历史欠账；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大都陷入经济危困，也无法实施有效的补偿，这种补偿很大程度上应该由国家来完成。

参考文献：

1.宋晓维，吕玉明.我国资源型城市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当代经济研究，2002

2.赵天.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J].理论探讨，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