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心力的人

两位人物，王弼与龙树，一魏晋玄学，一古印度佛学，他们与熊十力有何关联？

两汉思想，董仲舒站正面，王充站在反面，董仲舒上承邹衍，王充下开魏、晋，魏、晋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正在于继承了王充，对邹衍、董仲舒的天人相应、五行生克、神化圣人等迹近宗教的思想，一并彻底澄清（钱穆《中国思想史》）。王弼是魏、晋的大勋绩人物，批判前人之症候，开一代新风源泉。

释迦佛，灭度后约七百年，佛法颓败，龙树论师愤然复起，驳斥外道邪说，开演大乘空宗，修行之宗法、论辩之教法俱复兴，所著《中论》为主的内典，捍卫了佛教尊严，成为苦难群迷之依怙，被尊为佛教“八宗同祖”，与随后的无著、世亲论师之唯识宗，相映成趣，龙树论师是佛教史上的中兴领袖（也是禅宗的祖师）。

这两位分别在中、印历史上的中兴伟人，与熊学的关联，需要熊的好友马一浮点破，在熊著《新唯识论》的序言中，马氏用此二人与熊作比较。“萧山孤寺忆谈玄”（马赠熊的诗），还是马一浮了解他的知己，《体用论》《乾坤衍》正是熊氏后来的佛学、易学伟构。

体用不二

1920年3月，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梁肩超的《欧游心影录》，在此激发下，梁漱溟出版了《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据说最早的蓝本来自陈独秀），掀开了现代新儒家的序幕。1932年，熊的代表作《新唯识论》发表，文言体，为视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之作。

熊与梁代表新儒家的两面，熊重视哲学逻辑，梁重视文化立场，与熊的著作更加相关的人是谭嗣同的《仁学》。熊和谭这两位湖湘人士，很多相类之处，都受阳明、王夫之影响，都深浸内典，都有强烈的现世关怀。但是，谭、熊之间，还有一位章太炎，同是高手，在生活感受和学识基础上他们三人很相似，都希望用中国材料制造东方逻辑东方新学，回应西学。

从谭嗣同、章太炎到熊十力，标志着近代中国一代知识者企图站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来迎接新的世界和创造新的哲学（李泽厚语）。

1923年，张君劢对清华学生演讲，对立科学与人生观，因而挑起了科学玄学论战，张与丁文江等人的论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与科学派的论争，当然保守与激进的论战不止于此。梁、熊当然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他们不但批评西学，连西学自己的反思也不屑一顾。梁的乡村建设就是对西学的巨大讽刺，当然，熊走的更加深沉，他的“体用不二”哲学，是对佛学、西学、宋明儒的一并省察反讽，熊扭转了哲学（内圣）与政治（外王）的近代“一锅粥”倾向与奢望，直接导向纯粹的“内圣”哲学，孟子所谓求其“放逐”之心。

熊尊奉孔子、二王（王阳明、王夫之），强调“体用不二”，批驳佛学、道家和西方哲学分裂了现象和本体。推己及人

熊十力的独觉、孤明、造极，依靠他巨大的“心力”，张扬了心学。

与王弼和龙树一样，熊的追随者，也都很了不起，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

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之省察》中，刘述先描述近代新儒家的系谱，相对公允准确，即新儒家“三代四群”的架构：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第一代第二群：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在三代四群的新儒家世代人物中，熊最有创造力。

不论海内海外，对于新儒家的“成见”都如暴风骤雨，他们是思想的古层、执拗的低音（完山真男）。上述的诸位儒家重镇，1949年后，部分留滞内地，部分飘零海外，尤以漂泊海外的“遗民游魂”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经学创造力为大，尤其是牟、杜与钱、余两组师徒对于中国文化的内在活力挖掘、整理并形成逻辑，播莳欧美和日韩。

日本汉学家岛田虔次《对“儒教和二十一世纪”的建议》一文中，强调东林学派、《传习录》、《明夷待访录》以及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创造力——尊生、彰有、健动、率性（岛田虔次《中国思想史研究》）。熊用其独特的原创力赢得世界范围的重视，并非偶然。

当年，熊的知音马一浮在“泰和、宜山”会议上，标举“六艺之学”已可统摄中、西各个学派，“六艺”统类中学或可穷尽，西学怎么可能靠“六艺”概括？20世纪下半叶，对于启蒙思潮的解构反思一直持续，新儒家也参与其中，这是儒家或中国文化自我辩表达、重审的好机缘。至于今天，“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丹尼尔·贝尔），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人需面临的思想苦境，熊的大心力，是个案特例，但值得今人思索。

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黑影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斯蒂芬·茨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