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画家的卡夫卡

卡夫卡的画笔――曾是伟大画家的弗兰茨・卡夫卡

尼尔斯・博克霍夫、玛丽耶克・凡・多尔斯特编，姜丽译，三联书店，2010

今天，弗兰茨・卡夫卡的卡夫卡式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学中拥有读者最多、争议也最多的作品。一夜之间，全世界仿佛都把“卡夫卡”当做“商标”，用来标识现代世界的恐惧和复杂性。“卡夫卡之后，似乎所有文学都变成卡夫卡式的了。”(桑德尔・L・吉尔曼：《卡夫卡》，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P2)不仅如此，卡夫卡还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在他立志献身于写作之前，他甚至还在犹疑不决：是做一位画家，还是当一位作家?

果然，2010年6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由尼尔斯・博克霍夫、玛丽耶克・凡・多尔斯特编辑的《卡夫卡的画笔――曾是伟大画家的弗兰茨・卡夫卡》，由此证实了卡夫卡的绘画天才。该书收集有卡夫卡的绘画作品共41幅，当然，这远不是他的全部绘画作品。卡夫卡的这些画通常是画在课堂笔记的边空、明信片、信封、信纸上，或者练习簿、拍纸簿、线格纸上。这些画尺寸不一，大小各异。其风格也变幻不定，其中包括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漫画、抽象画等等。因此，卡夫卡不仅是一个风格独具的作家，还是一位兼容各种现代绘画风格的杰出画家。

卡夫卡绘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卡夫卡上小学时上过绘画课，主要学习临摹。不过那时他对绘画还没有什么热情。上中学时卡夫卡是否学习过绘画，已无从考证。直到上大学时，他才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他听过有关荷兰绘画、基督教雕塑艺术，以及有关建筑艺术史的讲座，参加过有关艺术史的研讨课。他有许多热爱绘画的同学和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绘画艺术。大学期间，卡夫卡经常在听讲座时，在笔记本边上画字谜画。他对自己姓的第一个字母“K”情有独钟，他的许多画看上去就是这个字母的变形。他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挂着一张汉斯・托马斯的《犁田的农民》的复制品。他非常关心自己的书《司炉》和《变形记》封面设计和插画。他经常参观各种画展，他还对许多名画作了笔记。他在卢浮宫认真观摩过乔治・修拉的油画《马戏团》，“大概这幅画给了他创作‘楼座上’的灵感”。他对日本绘画艺术特别感兴趣，尤其喜欢葛饰北斋(1760～1849)的画作。他甚至给两位画家做过模特。

总之，终其一生，卡夫卡都保持了对绘画艺术的兴趣、热情和敏感。他甚至称自己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直到生命的终点，卡夫卡一直有规律地作画。不仅如此，大学毕业后他似乎想过当画家，尽管他师从了一个‘糟糕的女画家’。”他的朋友布罗德曾经向柏林的出版商埃克赛尔・容克推荐过卡夫卡的画，希望用卡夫卡的画作自己的小说《实验》和《恋爱者的路》扉页或封面。布罗德甚至发表过这样的评论：“我可以向你们说一个伟大的画家的名字：弗兰茨・卡夫卡。”布罗德还将卡夫卡的画给布拉格画家社团的成员菲戈看，菲戈看后觉得，这些画很有表现主义绘画的味道。(《卡夫卡的画笔》P94)不过，卡夫卡在看过梵・高的画后曾真诚地表示：“我真希望我会画画。事实上我也常常试着画两张。可是没有什么成果。纯粹是个人的画，过了一段时间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了。”这又印证了卡夫卡那句名言：“我写的和我说的不同，我说的和我想的不同，我想的和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下去，则是无底的黑洞。”写作如此，绘画亦然。

在卡夫卡的这些画作中，最著名的是一套组画，共六幅，画的是一个以各种姿态出现的小人，因此也被人们称之为“六个(小)黑人”，布罗德则称之为“无形线上的黑色木偶”。这六幅画的标题分别是《栅栏中的男人》、《拄拐杖的男人》、《头伏在桌上的男人》、《站在立镜前的男人》、《低头坐着的男人》和《击剑者》。这些画常被人们拿来用做卡夫卡作品的封面。

1922年10月，卡夫卡同事的儿子古斯塔夫・雅诺施去办公室看望卡夫卡，卡夫卡正躬身坐在办公桌前，手拿一支长长的黄铅笔，在一张八开灰白色办公纸上画画。当雅诺施希望看看这些画时，卡夫卡说道：“这可不是可以让人看的图画。这完全是我个人的、别人无法辨认的象形画。……我笔下的人物都没有正确的空间比例。他们没有真正的水平线。我试着画这些人物的轮廓，他们的透视在纸的前方，在铅笔未削尖的那一端――在我心里!”有一次，雅诺施从侧面看到了那些画，“纸上画着许多寥寥几笔勾画出动作的很小的速写，那些小人或跑动，或击剑，或在地上爬行，或蹲在地上”。卡夫卡解释说：“这些画是一种久远的、深深地扎根于心中的热情的痕迹，因此我希望把它们掩藏起来。……这热情当然不在纸上，纸上画的只是痕迹。热情在我心里。我以前一直渴望会画画。我希望观察，把观察到的东西画下来。这是我的热情。……我试着以一种完全特别的方式限定我所看到的东西。其实，我的画并不是图像，而是一种私人的象形文字。”至于画上的那些小人物，卡夫卡继续说道：“它们从黑暗中来，又在黑暗中消失。……我画来画去，其实就是一种不断重复，却总是失败的原始魔法的尝试。……人类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被赋予生命的图画。爱斯基摩人在他们要烧掉的木头上画上几条表示水浪的图画。这是具有魔力的火之画，它们通过火石摩擦，唤醒它的生命之火。我在做同样的事情。我想借助我的画应付我所看到的形象。不过，我的人物不会燃烧。也许我用的材料不对。也许我的铅笔不具备正确的特征。也可能是我自己，仅仅是我自己不具备那些必要的特征。”(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P325-328)在卡夫卡看来，绘画与文学创作一样，属于个人隐秘的内心，灵感和热情是必须的，而绘画技巧其实是无足轻重的。过于看重技巧反而会适得其反。“图画技术越完善，我们的眼睛就越弱。仪器麻痹了器官，光学、声学、交通，无不如此。”(同上，P395)

作为画家的卡夫卡对于作为作家的卡夫卡的影响，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反过来，观赏和品味卡夫卡的画又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卡夫卡文学作品的意义。卡夫卡与绘画有着相互影响、相互阐释的关系。蒙德里安是20世纪初著名的立体主义画家。“蒙德里安的画可说是对他的同时代人卡夫卡作品的半完美图解。那些静态的抽象的格子就是卡夫卡小说和故事中的静寂和消沉在绘画上的同义词……人们通过观看一幅‘格子’画便能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找出意义来。”(弗雷德里克・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1885-1925》，陈永国、傅景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P385)

或许正是当画家的愿望给了他灵感，让他创作了《诉讼》中的画家蒂托雷里。当然，任何一个读过《变形记》的读者都不会忘记小说中的那幅贵妇人画像。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的妹妹和母亲试图搬走格里高尔房间里的家具，以便让格里高尔有更为宽阔的自由活动空间。格里高尔试图拯救那幅穿一身毛皮衣服的女士的画像，于是，他爬上去，紧紧地贴在镜框玻璃上，“至少这幅现在完全让格里高尔遮盖住了的画像如今是谁也拿不走了”。母亲看见后，一头栽倒在沙发榻上。于是父亲怒气冲冲地冲过来用苹果砸他，一只苹果陷进了他的后背，最终要了格里高尔的命。也许可以说，格里高尔就是在保卫那张画时遭到了致命的一击。

鉴于卡夫卡的绘画才能及其成就，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1884～1968)一直想为卡夫卡出版一部画册，但最终未能如愿。据说，在布罗德的遗物中肯定有许多卡夫卡的绘画作品，这些都由他的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女管家伊尔泽・埃斯特・霍夫管理，而这位女管家从来就让这些绘画作品秘不示人。2007年埃斯特・霍夫以101岁高龄去世，卡夫卡的遗稿又转由其女儿埃娃和露特继承。2008年以色列法庭开庭审理了这一遗稿案，以色列国家图书馆认为埃娃姐妹无权得到这些“国家文化遗产”，这些遗稿应对公众开放。最后，以色列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多家藏有卡夫卡遗物的以色列、瑞士银行，都要开启各自所属的保险柜。2010年7月19日，多家银行的保险柜在律师团的陪伴下已经打开，但内藏何物却不得而知，因为这些遗稿的继承人埃娃不同意公开消息。这些遗稿中究竟有多少卡夫卡未曾公开的遗稿，包括遗画，我们只好继续期待着，等待着它们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奇和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