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高原上

VTR：

她出生在一个内蒙古家庭，却从未见过家乡的模样；她是著名的画家，但她的诗歌至少影响了两代人的青春情感；而她并不喜欢被称为诗人，说自己只是个专业游民。这一切，只因她血液里来自原乡的呼唤。可还乡之路，何其迢遥？今天我们来看席慕蓉如何悲喜交集讲述回家的故事。

曹：席慕蓉老师您好。

席：您好。

曹：我想我们这代人曾经被你的很多情诗所打动，你早期的《七里香》《无怨的青春》等等，都对我们当时这一代的大学生产生特别深刻的影响。

席：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只是现在已经隔了二十五年了，有些朋友跟我说，还有一些学者的分析，就是说我们中国教育里面，非常欠缺的是情感教育，那么我不小心刚好碰到这个题目，所以大概就变成这样。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说话很罗嗦的，我没有办法整理我自己的感觉。有时候常常是一首诗写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我要说的是这个。就是我心里那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原来是这个。所以其实诗是我自己的一个反省，自己的一个整理吧。我并没有想到会变成就是像别人所说的这样的一件事。

曹：你记得自己最先读的第一本诗集是什么？

席：是《古诗十九首》。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我没有一个字不认得，那些字都是很简单的字，可是那个里面的东西很强烈，比如，“我们越走越远了，我们越离开越远了”。其实就十几个字，可是这十几个字里面，你就会觉得那个时间和空间，原来那个距离是那样地无可奈何。其实是在那个时候那个生命刚刚开始对生命本身的意义跟那个美，跟那个感情，就特别敏锐特别想知道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国文老师。

曹：我知道你在小学毕业的时候，你的一篇作文刊登在校刊封底。

席：哇！你还读到什么？你有做什么样的准备？我蛮喜欢写的。但是我不知道，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只是觉得我很喜欢写，然后有的东西我非写不可。但是我到底写了要干嘛，好像还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写出来以后，觉得那个东西都清楚了，好像有东西就可以放一放了，然后再往前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曹：你小的时候在一般同学当中，属于是哪一类型的孩子？

席：有人说得很好玩，说是因为我是游牧民族，所以小时候是流浪。我实际上不是的。第一个我们游牧民族不流浪，我们只是走一个循环的路。第二个，我是因为战乱，我永远是一个站在别人的教室门口的一个插班生。我年纪小，不知道人本性是对陌生人有排斥的本质，这种所谓本能吧，我不知道。所以我以为我自己有什么东西不好，我是那个总是觉得自己有点害怕，有点惶惶然的那么一个人。我很想被接纳，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永远不被接纳，幼年的这种经验，其实是一种暗伤。就是一种你无从解释的暗伤。这个暗伤其实在你身上留的印记比你长大了以后所受到的刺激还要更强烈，而且时间还要更长。

曹：尽管你当时年龄很小，但是其实对事物，对自然，对人物的发现很敏锐？

席：我常常在有月亮的晚上，尤其是那个月亮很圆的晚上，我总是觉得似曾相识，很暗的田园或者城市的暗影，一个很大的月亮在天上，我总觉得我见过。后来到我母亲年纪很大的时候，我陪她去台北，我们开车回来，有一天刚好是那样一个月圆的晚上，我母亲就说，我们在（四川）金刚坡的时候是住在一个山坡上，常常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她会抱我出来，我还是一个婴儿在母亲怀抱里。我要说的意思是，我不敢相信，可是我发现，我的那种似曾相识的乡愁，其实是在母亲的怀抱里留下来的光影的记忆，我猜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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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五岁之前尚能讲蒙语，外婆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从外婆和父母身上，席慕蓉认识了原乡，也继承了对那块从未见过的土地的爱，因此也是更深的憾痛。由于战乱，席慕蓉曾在上海呆过一段时间，并上了第一堂美术教育课；这份亲切也让她常来上海举办新书会和讲座等。

席：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说有“无轨电车”，我以为是有“乌龟电车”，我就很想去看乌龟拖着电车是什么样子。当然后来大了知道是“无轨电车”。我还记得我外婆带我坐在三轮车上的那个感觉。还记得走过一个街头有一个好大的墙壁上面有一个“黑人牙膏”的广告，在橱窗里面我有看到“鹰牌炼乳”。我还记得看过一些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知道是在哪里，后来到了外滩才知道，那是外滩。

曹：你在《有一首歌》这篇文章里写到，小时候念过一个儿歌“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在南京，在上海，我的朋友在这里。”可是当你到了台北以后，有一天发现你的女儿也在唱这样的儿歌，只不过把“在上海，在南京”改成了“在台北，在新竹。”

席：（哽咽）对不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战争常常是由一两个人引起的，可是有几百万，几千万人受累。所以我不相信这句话的。以前我小学的时候常常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有用的螺丝钉”。我现在绝对不相信。“螺丝钉”有没有用是看领导者的智慧，他的胸怀。所以螺丝钉的命运还是系于一两个领导者，他的手要往哪边扭。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很多事情是不必发生的，但是发生了，而发生了常常只是少数的人决定这么多数人的命运，所以我不相信螺丝钉这句话的。

曹：听说你们全家去香港的时候，你宁愿舍掉自己家里祖传的“舍利子”，而要带上一块漂亮的窗帘？

席：那是我母亲。对。我们在香港还在挂，然后一直到台湾还在用。最后终于破损了。但是我记得那个窗帘，浅绿色，苹果绿的，然后旁边是两条直直的，很大朵的玫瑰花的花边，很好看。我如果现在能够找到相似的话，我当然会把它挂起来。那个窗帘其实是我母亲，等于也是经过了很多战乱，然后在南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家，以为可以稳定过下去的家，所以开始好好地布置这个家，可是这个家最后也破碎了。而那个细小的物件最后就变成了我们家的记忆。所以在台湾，我读到一位作家，他说“我不是那种插枝就可以存活的人”。这句话讲得真是理直气壮。我读了以后都楞了，我说那不是刚好说我，我就是那种枝，然后惶惶然存活了下来。

曹：我知道你那时候在学校里面学画画，同时学国画和西画，当时“三大渡海画家”之一溥心畲先生曾经给你们上过一堂课。

席：他上过一个学期课。

曹：据说他给你写过一个字，结果给人抢走了。

席：是的。他上我们课的时候，很好玩，他不教我们画画，他教我们对对子。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刚好把诗交过去，他看一看，就笑了，跟同学说“这个女孩子，这个同学，是一块璞。”我们都听不懂，那个时候，同学说“什么，是什么。”他就用笔写了一个“璞玉”的“璞”字。刚好旁边有一位香港侨生，上课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都等着，同学都等着老师写完就把那个纸抽走，自己留着。这个香港侨生马上一把就把这个“璞”字给抢走了。我也楞了。我的楞是因为说我，我当然知道老师对我的鼓励，我确实是觉得我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鼓励，当时我就楞在那里。老师说，“我给你的字你怎么不去抢回来？”可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已经得到了这一个字了，我相信这么多年之后，我的感觉是……（哽咽）在汉文化里的一个不同的声音，刚好溥老师有同感吧，我猜。

曹：他是满族人。

席：是。我觉得绝对不是我写得特别好，绝对不是。而是溥老师从这里面看到一个，即使是在汉文化的教育里长大的一个北方的孩子，她心里对自己血缘的一个向往，我想老师对我的鼓励恐怕是在这方面。不好意思，我每次都……（哽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到老师就觉得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去多亲近老师一下。那个时候不会想到去跟老师说，“为什么你这样讲我”，好像都很怕羞，可是又明白，老师是在鼓励我。所以我想，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错过了很多事情，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会觉得对不起老师。

曹：你后来长大了，既然那么喜欢写作，为什么会选择画画来作为你的主专业？

席：因为我也很喜欢画画。而且我一直觉得写作是我个人的事。有的用画比较容易，有的用文字比较容易。也有人问我，“你要丢掉哪一个”或者是“你要保存哪一个”。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我来选择，我难道不可以同时吗？

曹：那你后来又远赴欧洲在比利时学习绘画，你觉得那段时间的学习对你后来的文学和绘画创作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影响？

席：其实很多事情要隔一个距离看。所以当有些人在说我的诗或者什么的时候，或者说我自己看我的东西的时候，都不是很清楚。我是学绘画的，我知道其实对一个画派也好，对一个人的风格也好，我们通常是在50年之后忽然间明白了它。也不是说忽然间，而是说我们必须要等到一个足够的时间和距离，我们才明白，它之所以成为它的原因，或者说，它之所以跟别人不同的原因。那么其实文字方面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蛮希望年轻的孩子趁年轻的时候走出去看一看。我那个时候在欧洲住了六年，但是我想即使是六个月，对一个年轻人，也是很重要的。

曹：你和你丈夫从欧洲回到中国台湾以后，为什么并没有选择住在特别喧嚣特别热闹的台北，而是选在一个相对比较僻静的地方？

席：很简单，因为台北没有工作机会。很诚实地回答你，我到新竹师范学院教书的。我先生开始在中央大学教书，后来去中山科学研究院。

曹：那当时你的孩子会习惯这样一种没有街巷的生活吗？

席：我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他们都很感谢，说父母给了他们一个这么好的童年。因为我们在乡下，在田野里边，所有的邻居都这么熟，没有戒心，朋友之间可以交换小朋友，这样的一个环境。我的孩子他们都是到了台北去读初中的时候，才离开乡下的。

曹：您的先生刘海北先生是个物理学博士，他是你的诗作的第一个读者吧？

席：从前是。（笑）他现在有点嫌我麻烦了。他有时候看我晚上不睡觉，打开门往我书房里看，我在那里流泪写诗，他就说一句话：“又来了，早点睡。”就把门关了。其实我要说，我觉得夫妻，我真的越来越觉得是碰运气的。就是你事前你再怎么选择，你再怎么去观察，你都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运气好，我遇到这么一个可以容忍我的丈夫。我觉得其实是，怎么说，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在共修一个学分，这个学分叫“家庭”。所以在这个学分里面我们互相勉励，互相交换工作经验。但是离开这个课堂以后，我们各走各的。

曹：据说你们俩在饮食习惯上稍微有点不一样。刘先生爱吃比较素一点的，可是你因为是蒙古血统，爱吃肉的。

席：我们还有一个不一样，我们到现在都不能解决的矛盾，就是对“量”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够了，我认为太少，然后我认为够了的时候，他认为简直可怕得多。我们到现在还为这个事情会起争执。我们俩不吵架的，唯一吵架的就是多跟少的分别，这个没办法。

曹：我觉得蒋勋说你的诗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到点子上，说“席慕蓉写诗是用最快捷的方式说出一个委婉的故事。”

席：我的天！您做功课做这么多啊！其实我要说我的先生为什么会娶我。他说我最大的优点是直话直说，不要他猜。然后我觉得错了我就说对不起。其实我蛮会跟他说对不起的，因为我常常犯错。但是我跟他之间没有心眼，这是我过日子的态度，这是生活。我觉得生命里有一个东西，我其实有很多心眼的。比如说只是很小的物件，我觉得那个很小的物件，其实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层面，所以在这个上面我是想很多的。也可以说七里拐弯的。可是过日子我觉得我直来直往。

曹：我发现你的绘画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画的都是莲花。

席：因为我自己在家里就养了六缸荷花。到现在二十多年了，跟着我搬来搬去。其实我喜欢画荷花跟莲花的原因，可能也是我小时候跟父亲在玄武湖上的某种记忆有关。很可能一个小小的那么一种在父亲的怀抱里面很单独地享受了一个宠爱，然后一个晚上在荷花里面走的那个感觉，说不定对我来讲，那是我很珍惜的一份。但是我最近比较不大画荷花了。我很想画内蒙古的草原，可是我又把握不住。所以我现在可能是所谓卡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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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总喜欢画一些细小的树，拖着很长的影子，等她回到高原，发现真有这样的景象，原来她是多么渴望回家。席慕蓉甚至常常梦见一个红衣少女在旷野上奔跑，她原来就应该是个牧羊女！可是命运恰恰给了她另一些安排。那么席慕蓉回到高原后是否能够找到她魂牵梦绕的那个家？在她心里藏着的那些难以描绘的乡愁，到底还有多少呢？

曹：你一直说1989年对于你的创作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因为那一年46岁的你终于能够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原乡。

席：我可不可以用我的朋友张晓风所说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席慕蓉没有去到内蒙古高原以前，对朋友来说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席慕蓉，就是说知道她是个内蒙古人，就如此而已。等到她回到内蒙古高原以后，她变成朋友里面的一个麻烦，就是说她不停地跟你讲内蒙古。”所以你等会也要看我……

曹：所以我在设置问题的时候，有关内蒙古我是放在最后。

席：“她在不停地讲内蒙古”，他说变成怎么样呢，“我们这些做朋友的，要不然就是忍受她的内蒙古，要不然就是享受她的内蒙古。” 所以自从第一次见到原乡以后，我就变成一个朋友的麻烦，然后我也可能变成是读者的麻烦。因为我不断地不断地说内蒙古。因为我是生在一个内蒙古家庭里边。

曹：五岁之前你还都是讲内蒙古话？

席：讲内蒙古话。比如像这次的这本书里面，为什么我放我三位长辈――我的外婆、我的母亲、我的父亲这三位长辈的相片，跟他们的简单的一个履历在上面，简历，其实就是说是这三位长辈从小带我认识我的原乡。

曹：姥姥在你们小的时候一直教给你们一些家乡的歌？

席：那时我还听她唱过歌。

曹：那么那次你去内蒙古高原，其实父亲是有这个机会跟你一块回去的。

席：对。

曹：可是他没有去？

席：那时候内蒙古大学邀请我父亲回去参加一些聚会，后面还附带说“也欢迎您的女儿跟您回来。”可是我父亲每次都婉拒。我不知道我父亲用什么理由婉拒的，但是父亲跟我说的真正的理由就是，他舍不得回去。舍不得破坏他自己对原乡的记忆。

曹：您父亲一直在德国是教内蒙古语文，然后我看到你有一篇文章当中写到，当你们俩在德国的草地上散步的时候，父亲会说“这有点像我们家乡草的青草味。”

席：其实你知道吗，其它地方的草都不香的。父亲那天闻到草香是因为割草，只有内蒙古草原的草才是香的。真的好奇怪。我以前不相信。有内蒙古朋友到台湾来，问我说“怎么你们台湾的草不香。”我们都是只有割草的时候那个香味才出来。所以父亲是跟我在大学的园区散步的时候说“好像我们老家的草香，好久没闻到了。”所以我赶快跟着闻。但是我心里想，那草香是什么样，老家草香是什么样子，我是一点认识都没有。等到我真的踏上了高原的土地上，然后夏天的时候，你知道内蒙古草原上有很多的香草，那个香草的味，有的像薄荷，有的像药草，就是你踩上去的时候，你的脚折了一点那个香草，香草的味就散出来。

曹：那你回到内蒙古大草原，看到自己当年的家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心里边会有一种失落感吗？

席：其实我当年的家我并不知道。别人给我任何一个家庭说“这是你的家”，我都会相信会接受。但是事实上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我的家。这是我们海峡分隔了40年的悲剧。我见到我的堂哥的时候，我跟他讲，“这个不像我爸爸形容的老家。”我说“我们老家在哪儿？”地址也变了，地址不对了，什么都不对了。然后我的堂哥说“就是这啊。”后来有一个亲戚懂了我的意思，说“我们的老家是从草原的山的那边，挪到这里，然后再没有挪。”对一个内蒙古人来说，那个距离不算很远。就好像我们城市人从这个街口到那个街口。可是大概起码二十多个街口过去，在那。然后我的那位亲戚就带我走过去看，看的时候他说“那就是你的老家。”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说，我在找房子或者找寨帐，找这个穹庐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我那个亲戚说，你看到那个三角形的白白的土地，就是那个废墟，那个就是你的老家。所以对我来说，对我父亲来说，那里已经是废墟了。但是我自己想要说，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起码我找到我父亲的家乡，我母亲的家乡。所以对我来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回到了我父亲的家的时候，我的晚辈们给我敬上一杯奶茶，那个奶茶一喝，我就觉得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冬天的早上，姥姥给我们喝的奶茶。所以说原来一个内蒙古家庭，它很可能永远长在内蒙古高原上，但是它也很可能在无可奈何之间到了一个远方，但是因为一杯同样滋味的奶茶，所以他就算是在异乡，他也还是可以把它当作家乡。

曹：我听说父亲晚年的时候又教了你一首内蒙古歌，你学会了。

席：学会了。你知道我回到内蒙古学会一个就是喝点酒。因为喝了一点酒以后喉咙会松。喉咙松了以后你会觉得你唱得很好听。每次别人一唱内蒙古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找不出歌来唱。一直到1993年我陪我父亲到比利时开内蒙古学会议的时候，他在回来的火车上，在比利时的火车上唱给同去的内蒙古学的学者们听，我觉得很好听，又很简单，所以我回到波恩以后我说让爸爸教我。那个晚上爸爸也教我，我就又拼音又怎么记的，就把这个歌记住了，而且很快就学会了。然后很久都没忘。结果一直到我去夏威夷，我们四个姐妹在夏威夷见面的时候，我跟她们讲，我说“我学了一首歌，爸爸教我的歌，我唱给你们听。”结果我的姐姐说“那是姥姥唱的歌。”所以我忽然明白就是说，在五岁以前我唱过这个歌，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我又重新学了一次。

曹：好的，谢谢席慕蓉老师。我相信大家能从您最新的这本新作《席慕蓉和她的内蒙古》当中，读到更多您内心对原乡的那种深厚的情怀。谢谢您，席慕蓉老师。

席：非常谢谢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