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国中之国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上海县城外的租界是陌生的。外国人在租界里过着自己的生活，似乎与外界毫不相干。租界和城里的交往大多仅限于做生意，上海县城和租界之间的洋泾浜总是热闹非凡，许多买卖都在这里成交。虽说是外国人在做生意，但是在这里极少会见到他们，他们既不会说中国话，又不懂中国人的经商方法，于是，他们就雇佣中国人替他们办事。

这些中国人就是买办，最初的买办往往原先也是商人，他们颇有经商经验，其中许多人早年在广州已经和外国人打过交道，他们能听懂英语，操着一口并不纯正，却也管用的英语，为外国人服务。在开埠早期，外国人在上海人地两疏的情况下，他们几乎包办一切，从公司内务，到外出采买，只要是和中国人打交道，总得依靠他们。这些人是华洋之间唯一的沟通者，某种意义上说，买办越多，外国人生意做得越大，外国人和中国的接触面就越^买办讲的独特英语，被称为“洋泾浜”，从这时候起一点点流行起来了，只是，当时外国人和中国人的接触仍是那么有限。

除了生意和消遣，外国人余下的时间都被用在营建租界上，使这一小块地方尽可能地舒适美观。最初艰苦的时期已经过去，那些式样简单的二层楼房早已不再建造了。外国人请来了本国的建筑师，在这里建造具有西洋风格的房屋，为此+甚至不惜工本从英国运来建筑所用的砖瓦。渐渐地，租界里异国的气氛浓郁起来，西方的建筑物上飘扬着各色国旗。由于条约规定外国人不得随意离开这里，到更远的内地去，领事便把他的侨民们的外出范围限制在一天往返的路程中。远远观望的中国人也把租界视作“夷场”，耻于与之往来。然而，这种不相往来的状况不久就发生了变化。

离上海几千里之遥，在偏僻的广西山区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军一路转战，直向北方。两年以后，他们攻克了长江重镇――武汉，随即水陆兼程向长江下游地区推进。在清帝国的内忧外患中，无数饱受压榨的农民投向了太平军，最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离上海仅咫尺之遥。

长江流域变成了战场，几百万难民没有安身之处。靠近长江口的上海还没有战事，于是，从这时候起，上海便充当了临时的避难所。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的10年间，先后三次派兵进攻上海，但都没有成功。每次交战，无数的难民便如潮而来，他们有的是逃命的穷人，还有许多是各地的客户，为了保全性命和财产，逃到上海。有人留在上海的县城里，更多的人躲入了租界，在他们看来，这时惟有在外国人的庇荫下才是安全的。

战争使原先的租界从不设防到四处设障，租界中的外国人的行动从轻松散漫趋向严肃一致。

开埠后的近10年中，经过大班们和其他外国商人的精心经营，已经使租界里财富累累。他们人数不多，每年的生意却都要以百万英镑来计算。无数的钱币、金银珠宝藏在他们的家中，巨大的货栈里生丝、茶叶、鸦片以及其他贵重货物堆积如山。难怪当战争威胁到租界时，这里从领事到侨民都忧心忡忡，英、美领事会成立了协防委员会，号召各国居留商民参加义勇队，另外，还开始建设长期防御工事。租界的四周被筑上栅栏，从洋泾浜到苏州河的泥城浜边上，开掘了一条沟壕，再堆起土垒，作为抵挡进攻的屏障。东面的黄浦江上游弋着各国的舰只，一旦情况吃紧，舰船会运来援兵保护租界。在太平军强大的攻势下，这样的防御实在微不足道，租界曾数度近于失陷，但是，与无能的清兵相比，外国的军舰还是更有力些。1860年，带有轻敌思想的李秀成，在上海西南郊外，曾经饮恨负伤而归。

10多年中，中国人早已打破原来租界华洋分居的规定，把租界挤得满满的。大多数穷苦的人们只能苟且于此，在英租界的西北角上搭起茅棚，洋泾浜岸边也聚居着众多的穷人，有些人就干脆住在黄浦滩边的小船上，当时，有位文人曾叹息道：洋泾浜几成流离世界。人口在迅速地膨胀着。

富裕的中国人需要住房，许多用木板搭建的简易房子迅速出现，它们成为上海最早的房地产经营品。但是，这远远及不上难民人数增长的速度。地皮的价格不断上升，昔日的空地现在已是街道密布。这些街区不久便越出了租界的边线。中国人搬了进去，开设店铺，不过得向租界当局缴付租金。

由于中国人的进入，租界面目大变。现在这里的人口比战前增加了好几倍。因为战争曾经一度黯然失色的黄浦江贸易前景，重新又变得光明起来：战争使中国商人的船只需要可靠的保护，他们或者请外国人护航，或者直接雇佣悬挂外国国旗，由外国船员驾驶的船只。

这是一条新的发财途径，它吸引了许多来这里冒险的外国人，他们既非大班，也非传教士，而是希望从战争中牟利的冒险家。1865年(清同治四年)，经过短短的13年，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已从最初的几十人增至5000余人，从他们的成份看，有2D00多是英国的士兵和水手，1000多是以上海为基地的船员，其余的是各国商民。按国籍看，英国人最多，其次是美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尽管租界里外国人大为增多，但是，涌入租界的中国人更多，据19世纪60年代的统计在租界里居住并缴纳租金的中国人曾达35万人，即使战后许多人离开了租界，但是留下来的仍有10万之众。

这座颇具规模的城市十分特别，少数的白人寡头统治着众多的各国商民，还有更多的中国人。早在战争之初，英、美、法三国领事就起草了一个共同章程，它意在使租界变为一座自治的城市，并由全体租地人行使权力，租地人的委员会――上海工部局，是高居于租界之上的政府。工部局的头脑，实行着他们寡头统治，管理着层次不同的外国人，同时，也向租界内的中国人征收租税。和形形的外国人一样，这里的中国人也不尽相同，少数地位高的是那些店主、钱庄主和商人，而更多的则是在租界讨生活的苦力、小贩、游民和船夫，他们同样也要缴纳租税，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在租界居住的资格。

战争没有危及租界，反而使它又大发横财。难民的涌入让租有土地的外国人从黄浦滩的泥地里榨出了几百万金元，那个时候，只用几个先令去投机，无论谁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富翁。有钱的中国人在租界里安家立业，做起了生意，中国人和外国人从来未曾在空间上如此相近，不久，中国人的资金也流入了租界。

尽管领事始终是租界的最高当局，但是，战争使这座城市的实权牢牢掌握在大班们手里。大班们头脑中的蓝图展现着一个更繁荣，更自由的城市，摆脱来自本国和中国两方面的束缚。战争教会他们采取更实际的态度，尽一切可能获得财富，尽最大努力保卫所得利益。上海应该变成一座自由城市，进而还应该是享有的共和国。这种想法便导致了工部局关于建立“自由市”的主张。热闹了一番之后，最终因为各国政府考虑到其过于冒险，显得不合时宜而作罢，这曾经使得一大批洋人垂头丧气。

但是，这一想法却预示了上海以后的发展趋势，大班们依旧控制着租界，上海县城的旁边出现了新城，傲视着南面的旧城。战火中孕藏的独立王国，逐步强大起来了。

当战火渐渐熄灭，昔日繁华的上海域厢早已满目疮痍。许多殷实的店铺毁于战火，原先一些热闹的街坊也不复存在。相比之下，以前荒凉的“夷场”却迅速在战乱中成长起来，转入了畸形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