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社会工作的价值展望社会治理的服务转向

内容提要：民族社会工作兼顾文化性与族群性，以其独特的服务取向整合到社会生活之中，日渐显现出社会自我修复又无限延展的可能性。社会治理的理想是幸福朝向的善政，民族社会工作的多重特质，则体现了以人的需要调整社会结构、以人的价值融合族群关系、以人的尊严增进个体幸福三重价值，契合于国家为个体与社群而存在的本意。美好社会的蓝图之中，人性为本的治国理念意味国家从上下协同但威权依然的治理者身份，步入到对应平等且恪守职责的服务者角色，从而导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关键词：民族社会工作；价值；社会治理；服务转向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5）05-0174-03

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善政，鹄的是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社会。既然亚里士多德笔下“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那么，个体和社群的幸福可谓社会发展的理想。沿着国家的生成与发展以满足人的需要、展现人的价值、增加人的幸福即人性为本的轨迹，我们更加倾向于回到对应图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看待现代国家，也就自然从民族社会工作的价值切入分析。民族社会工作的服务侧重于人群而不限于地域，但目前更多在少数族群聚居的地区探索发展。我们的探讨不惟具体的族群和地方，而是在社会系统论的脉络里，尝试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向度，也即社会结构、族群关系和个体幸福三个方面，找寻民族社会工作的价值，展望社会治理的服务转向。

一、民族社会工作的多重特质

社会工作本着利他主义的价值原则，积极寻求为案主链接资源，致力于助人自助的社会公益事业。社会工作者相信个体的可塑性，以朝向人人和睦、社会和谐的社会理想为己任，业已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职业类型。从人文社会科学汲取养分并因地制宜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不断丰富着社会工作的理论、彰显着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显露了人本主义的伦理精神。针对不同族群/种族的社会工作服务和研究，显见于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实务经验之中，虽没有单独分列的族群或者民族社会工作分支学科，但其研究的水准高、范围广，总是我们的民族社会工作重要的借鉴。无论是面对不同年龄少数族群的社会工作。诸如社区照顾、族群认同和语言等，还是在社会工作教育中加入族群/种族的因素，很早就成为社会工作教育的关注点，文化多样性、族群敏感性等都在课程设计和实践教育中被赋予重要的意义，调适特殊性与一般性也在尝试之中。

我国的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既力求学习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服务模式以提升专业水准，也与港台地区社会工作研究者与实务者密切联系，以期走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之路。一方面，我国的社会工作十分强调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与理论的本土化；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工作借助于社会建设的机遇寻求各种有利于专业发展的契机与资源，逐步走上了集教育、研究、实务和服务为―体的专业人才培养和职业体系构造之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紧密联系国家政治走向，服务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族群的社会工作实践，被陆续提上议事日程。近十年来，以民族社会工作为题的研究逐渐兴起。不同于民族工作自上而下的行进路线，以专业社会工作的视角和方法介入民族问题、服务民族群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参与式和互动式民族社会工作，正处于探索发展期。首先，针对民族社会工作的内涵，王思斌教授和赛牙热・依马木指出，“民族社会工作不是指一般的民族工作，不是针对少数民族群体（族群）开展的群众工作，而是针对这些族群的社会工作服务”。其次，民族社会工作要服务于不同文化样态的少数族群，放眼于社会进步发展，专注于实践性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过程，即民族社会工作起码有两种视角：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发展视角和文化持守意义上的文化视角。最后，三社联动等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模式，要注意到社会工作具有的协同价值，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解决复杂社会的系统性问题。简言之，民族社会工作起步于地域性、族群性和文化性，要着眼于专业性、本土性和服务性，并落脚于个体性、社群性与社会性。

二、以人的需要调整社会结构

民族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在民族地区的实践过程，已成为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夏学銮教授在论述作为一种制度的社会工作时指出，“社会工作既构成了社会福利制度的组织子系统，又为它的概念子系统、文化子系统和器具子系统贡献良多”。如果我们从社会的组成部分及其构型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结构，也就可以把社会成员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及其体验作为洞察社会结构的秘钥。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组成是有着多重需要的个体，当个体、家庭和社群不满于他们所在的社会地位，且这样的不公平感源自失衡的结构，就会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基础性社会问题。福山在论证遍及全球的民主制大幅转向时总结道，“此次社会大动员，背后有众多因素：广为普及的教育，使民众意识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环境；信息技术，使思想和知识得到迅速传播；廉价的旅行和通讯，使民众得以用脚来参与选举，特别在对政府不满时；经济繁荣，诱发民众渴望获得更齐全的保障”。借以同样的思路，我们可以理解相似的社会变迁背景之下，社会意识对于不平等和异质性的敏感性程度提高导致的结构性社会矛盾。信息的洪流让世界不再有一寸土地豁免其“殖民化”，社会情绪的传播早已跨越了时空的界域，调整社会结构以惠及广大百姓的制度性改革是大势所趋。

我国西部地区是少数族群集聚的生活地域，也是近年来触发区域性社会不稳定事件的重点区域。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不再拘泥于历史事实和宗教本真的分裂主义行动，奉行的原教旨主义暴力恐怖活动，却在国际上都迎合了某些阵营的意识形态，频频成为敌对势力抑制中国的棋子。国际外因及其裹包的宗教文化影响因子不容置疑，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体制弊病和政策意外性结果导致的社会结构严重扭曲，也是分析造成社会之殇时不能回避的直接内因。当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一向被国家权力单方面塑造成完全一致的定式。人们也长期接受这样一种由国家权力给定的关系结构，其实，这样的关系是一种假象。因为不论按照现代政治理论的提示，还是实际的生活情形，国家的权力逻辑，都不可能遵循公民的权利逻辑”。民族社会工作的人本需要向度，就是要重新反思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在承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不同逻辑的前提下，发掘能够进行社会动员以改良社会关系、能够介入国家权力以优化社会结构的路径。如是观之，问政于民、良政为民、善政得民，便是从人的需要出发，以人的方式满足人的需要。将之诠释到民族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中，就是要更加讲究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修复、家庭伦理重建、互助精神重塑，再辅之以中观层面的社群和社区精神构造、宏观层面的社会参与和发展。目标则在于关照人的需要，以之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当然，族群关系中显见的人本价值，维系着文化多样性为核的社会关系网络。

三、以人的价值融合族群关系

多族群聚居是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事实，多元文化共享是良性社会互动的基础。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思想，洞察了各个族群发生互动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内在机制，从理论上破解了族群区隔，指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高度一致性。“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立足于这样的基本事实，马戎教授的“文化化”族群关系认知观点就很有远见。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族群关系处理得好，这个国家就可以通过内部的积极整合来不断加强全体公民的凝聚力，从而降低社会管理与运行的成本，提高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效率，在经济上变得强大昌盛。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良性发展的社会中，所有族群将分享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所带来的成果，尽管在各种利益的分配上不可能达到绝对均等，但在一定意义上，所有族群都将是这个博弈过程中的‘赢家’”。融合而内聚，共享而共赢，这样的族群关系既营造了和睦的社会氛围，又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民族社会工作从人的需要出发，从事助人为人的工作，就是在打通族群关系的梗阻以形成互融互动的族群关系，实践目标则是塑造不同族群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守望相助的社区精神。

民族社会工作的工作场域中，相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与尊重个体的社会工作伦理是底色，专业服务的出发点、过程与目标皆为服务于案主的需求。问题导向的需求评估中，隐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症结之后的族群关系，势必会引起社会工作者的足够敏感。当然，“敏感种族差异的社会工作实务没有产生新的原则与方法。相反，它要求我们采纳和使用目前流行的社会工作方法、原则以及技能来考虑种族的现实”。一般化的社会工作方法，植根于社会工作源起之时就视为灵魂的专业价值，构筑了社会工作者干预社会关系的牢靠基础。面对不同族群的族际关系，抑或同一族群内部的人际关系，民族社会工作者仰仗于专业训练而开展服务。语言、习俗、禁忌等文化规范在不同时点成为必需，尊重案主、相信改变、公平正义、共享反思等一系列早已嵌入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社工价值，却不会因人因事，或受制于时空而发生改变。因此，始终关照人的价值，成为民族社会工作能够融合族群关系的制胜法宝。人的需要和人的价值，又会体现在高扬人的尊严、增促人的幸福的民族社会工作实践之中。

四、以人的尊严增进个体幸福

民族社会工作更加重视文化多样性，而案主多有的特点，使之更加接近于社会工作产生的西方土壤。我们曾简单考察了幸福的中西方文化脉络，并在西方文化的谱系中提炼本文言称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幸福与善相联系，“幸福是自身就是善的东西。幸福就是人生的最终的目的”，“幸福是终极和自足的，它是行为的目的”。康德则认为，“一个有德性的人还应该得到幸福，最理想的情况是所得的幸福和他所有的德性在程度上相一致。得不到报偿的德性虽然可贵，而伴随着应得的幸福的德性却最为理想”。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幸福论逐渐契合于国家福利，开始探究具备利维坦属性的巨大国家机器，能够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什么的途径规避风险，获得幸福。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培根提出“全体福利说”，洛克提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幸福论，边沁、密尔提出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主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提出追求满足个人的利己主义或合理利己主义的幸福论，费尔巴哈在人的自然本质上建立了所谓“同志式的共同幸福”或“完全的合理利己主义”的幸福论。

幸福的感受确是个体的感受，幸福的达成却不再局限于个体的努力，个体所在的社群和国家已然成为幸福不可或缺的保驾护航者。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将尊重与自我实现置于金字塔的顶端，激励着社会工作者以助人自助的方式促进社会的改变。然而，不同于微观与中观层面的亲历所为，扣连于社会福利也即幸福让社会工作者注意到社会参与对于社会制度的意义。例如，藏传佛教重来世不重现世，重精神轻物质的特点，业已形成藏族信众笃信因果报应、虔心捐献全家大部分收入用于寺庙香火而无怨无悔的习惯。与之对应，与其采用赖于物资增长的现代化之路，不如依法保障人们的信仰自由，理顺政治信仰与的相向关系，以此增进个体的幸福，达致因地制宜又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社会治理的服务转向

相形于社会管理中国家超然的全能型俯视者，社会治理内含了国家与社会上下联动的意义。承认国家的有限性与社会的能动性，无疑是国家治理理念的更新，却依然与国家和社会的真实关系相距有间。回到恩格斯对于国家本质的经典论断，“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国家本质的这种说法，呼应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国家将逐渐消亡。恩格斯对于国家生于社会又异化于社会的观点，可谓道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分道根源，现实经验也一再证明了权威主义国家的“脱嵌”――占据社会系统绝对的主导地位，并不断扩张边界。但是，“这个社会不是受国家之法律支配的，反而是受到社会本身之法则的支配”，国家与市场诞生于社会却义无反顾背离社会的过往，纵有各自有过孤傲的辉煌也难免壮烈，社会的意蕴中人的色彩方是根本。

越过社会唯实论、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建构论的争辩，吉登斯的概念全面而富于启发，“所有的社会都既是社会系统，又同时由多重复合的社会系统交织构成。这种多重复合的系统既可能完全‘内生于’社会，有可能跨越社会的‘内部’和‘外部’，在社会总体与跨社会系统之间形成多种可能有的关联形态”。系统性的社会也是复杂化的社会，科层理性的有限性局限了国家的能力，贪欲的本性窒息了市场的人文关怀，唯有以人的需要、价值和尊严为本的社会，才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国家的产生，本是为了个体和社群的幸福，治理向服务的转向，即是回到原初的起点。民族社会工作只是社会工作的分支，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践行服务为人的理念，实现人类幸福的目标。民族社会工作应基于多元文化之上的洽和性声张，具备适应于变化社会的弹性。以民族社会工作展望社会治理的服务转向，实质是朝向因人而存在、因人而美好的理想社会。

责编：鲁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