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秘密监听

摘 要：当前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刑事犯罪越来越智能化，采用科技的手段进行秘密监听是进行现代刑事侦查的必然趋势。尤其是对于有组织的犯罪和恐怖犯罪，秘密监听几乎成为了唯一的侦查手段。秘密监听是在被监听者未察觉的情况下获取有关案件信息，因此这些信息通常会比较真实和可靠，秘密监听不论是作为侦查的线索而搜集到其他证据，还是直接对犯罪分子进行定罪和量刑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秘密监听；法治化；人权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128-02

一、秘密监听的概念界定

（一）秘密侦查措施与技术侦查措施

秘密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对特定案件或者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不为犯罪嫌疑人所知情的侦查措施。秘密侦查包括非技术秘密侦查措施和技术秘密侦查措施两种。

技术侦查措施也称技术侦察措施，是指在刑事案件侦查中，根据有关法律授权，专业侦查机关在经过特别审批后运用特定技术手段发现犯罪线索、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秘密侦查措施。主要包括麦侦、话侦、电讯监控、电子监控、窃视、邮检等。在实践中，人们将技术侦查措施简称为“技侦手段”[1]。

在我国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中央文件中，明确规定对秘密侦查和技术侦察进行改革与完善。这里的秘密侦查主要是指非技术秘密侦查。这种侦查主要运用于重大的犯罪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有组织的犯罪案件、犯罪案件、恐怖组织犯罪案件等。对于这种措施一般应当由地市级的侦查机关批准。而技术侦察措施主要指的是《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里规定的技术侦察。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曾经规定，对于经济案件，一般的不要使用技术侦察手段而对于极少数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要使用技术侦察手段的，要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2]。

（二）监听

监听其原意为在电话线上安装窃听器，通常也称为窃听。对于监听的概念，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表述，但其不同主要集中在监听的范围上。如法国、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均限于电子通信；而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则包括秘密的口头对话。据此，可将监听作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监听是指未经他人同意而使用电子、机械或其他种类的器械，截取他人利用电信设备（有线或无线通讯）通话或非利用电信设备的非公开言论、口头对话等声音内容。本文所述监听为广义的监听[3]。

（三）秘密监听

综上所述，秘密监听是指侦查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未经他人同意而使用电子、机械或其他种类的器械，获取犯罪嫌疑人与犯罪有关的言词信息的技术的秘密侦查措施。

二、秘密监听的法治化构想

（一）在刑事程序法中

以防一味强调刑事追诉的效率而滥用秘密监听，为了侦查犯罪而使用秘密监听应该遵守一些程序上的原则[4]。

1.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是19世纪末德国行政法学者奥托迈耶在其撰写的《法国行政法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法律保留原则旨在限制行政机关权力、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之后法律保留原则已经从行政法领域扩展到了刑事诉讼法的领域，例如在目前的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在对公民采取搜查羁押等强制措施时，就要受到约束，得有法律明确的规定，也就是立法机关要以成文法的方式对强制措施的种类、适用的条件和具体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即为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无论是个体权利还是国家机关之权力都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国家权力行为必须有所节制，以防止其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的名义而滥用权力。侦查领域的法律保留原则本质上通过强制侦查法定原则来实现的。所谓的强制侦查法定原则是指侦查机关实施强制侦查，即实施干预或侵害人民基本权利的侦查行为时，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与具体授权，需要法律明确规定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实施后仍需对法律程序要件进行审查，如此才能使秘密监听行为正当化。

2.平衡原则

刑事侦查事关当事人的重大合法权益，最易发生国家权力恣意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需要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有比例的平衡。隐私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秘密监听会直接限制和侵犯这一权利。

相关性原则是平衡原则的一个要求。相关性原则指的是有证据证明监听的对象的通讯内容确实和本案有关联时才能实施监听。这个原则要求，首先，要有一定的事实证明被监听者实施了可以监听的犯罪；其次，侦查机关要申请监听，就要提前确定并熟悉监听的对象、地点和线路，并要提出监听的内容和本案有关的证明才可以用监听；最后，监听录制的材料一般情况下只能在本案中作为证据使用，而不能用在其他案件中[5]。

3.最后手段性原则

在使用了其他常规性的侦查手段难以破案时，或者是破案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种情况才可以考虑使用秘密监听。在犯罪案件侦查中，既要打击犯罪，又要注重人权的保障。除了要考虑国家对抗犯罪的利益需求外，还需要考虑公民对于刑事司法正义的强烈需求，和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因此，在整个刑事案件侦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权衡多方面的利益诉求，尽可能地做到平衡。因此，任何没有太大的效果或是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秘密监听的采用，都是不符合法益均衡原则的。

常规性的侦查手段可以分为强制性的侦查手段和非强制性的侦查手段。常规性的侦查手段中非强制性的侦查措施，比如对于被害人的询问、证人的询问等，对于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影响不太大。而常规性侦查手段中强制性的侦查措施虽然可能会限制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但通常都是公开进行的，实施时会受到社会大众的监督和制约，被滥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秘密监听是非公开进行的，其难以受到社会大众的监督和制约，还直接触及到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应尽量使用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限制较小，并且不易被滥用的常规性的侦查措施，只有在常规性的侦查措施难以达到预期的侦查目的时，最后才可以采用秘密监听[6]。

4.对付特殊、重大犯罪原则

秘密监听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侦查手段，其侦查成本会比较高，因此不太适用较轻的犯罪或是轻微的犯罪，否则就会违背效益原则。而对于重大的犯罪运用特殊的侦查手段，就不会有效益失衡的担忧。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重大犯罪都需要进行秘密监听，还要考虑犯罪的特殊性。这里犯罪的特殊性，是指那些有较大潜在的社会危险，而用一般的侦查手段难以破获的犯罪，比如有组织的犯罪和恐怖犯罪就属于此类特殊的重大犯罪。

5.司法令状原则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存在保障了人们对社会秩序和安全的需求，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是允许国家的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但是出于国家权力本身所具有的扩张性，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不仅要对国家的权力给予适当的限制，同时还要对强制性的侦查措施进行仔细的审查，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司法令状原则要求侦查机关必须在遵循法定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前提下开展刑事调查，而且在涉及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权利处分时，不能单方面地做出决定，必须要经过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程序后才可做出决定。秘密监听的隐蔽性与公权性使得极易侵犯有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如公民的隐私权，有必要设置相关程序予以控制。

秘密监听中的司法令状与传统意义上的令状主义有着重大的区别。传统司法令状原则重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针对被动性侦查适用的。秘密监听作为对付有组织犯罪的特殊侦查方法，具有前瞻性与主动性。同时，为体现应对犯罪的及时性原则，秘密监听令状原则应允许存在例外情形。在申请令状已经来不及的情况下，可以先行进行监听，随后再申请司法令状。

（二）在刑事实体法中

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这一古老的谚语。公民享有通讯自由权，在其权利受到来自其他任何的机关、团体或者个人的侵犯时，都有权利通过有关的途径进行救济。对于非法监听所获得的证据予以排除这仅是对非法监听行为的程序性的制裁，并不足以对非法监听者的个人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规定，因非法监听行为而受到侵害者有权利对实施非法监听者提起民事诉讼获得赔偿。例如美国的《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中规定，通讯被非法的监听、泄露以及非法的使用者有权对实施非法监听行为的人提起民事诉讼。这一规定对于遏制滥用秘密监听和尊重并保护被监听者的个人权利都具有深远的影响[6]。鉴于我国现阶段国家赔偿法只是针对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设立的，当事人提出国家赔偿于法无据。因此，应以隐私权受到侵害为由，将侦查机关作为侵权人提起民事侵权赔偿。

三、结语

在新的犯罪形势下，侦查机关必须要提高破案的科技含量，加强刑事技术和技术侦查手段的建设，实现对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由追求数量型转为追求效益型，同时要不断地提高发现和证实犯罪的能力，推动技术侦查手段的创新和应用。秘密监听在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秘密监听的使用又可能会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基于这样的矛盾统一体，世界各国对秘密监听的使用，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法律程序，而防止侦查机关对秘密监听的滥用和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对此在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上，应适当地借鉴外国的做法，对秘密监听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从而充分保障公民的人权。

参考文献：

[1]郑晓均.侦查策略与措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50.

[2]郭华.侦查程序[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410.

[3]刘莹.有组织犯罪侦查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89-90.

[4]庄乾龙.境外卧底侦查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210.

[5]叶新火.国外监听措施的分析与启示[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3）.

[6]国外的秘密监听立法——兼论对我国的借鉴价值[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