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述公众所不知的中关村

被誉为“中国时政作家第一人”的凌志军最近又推出了他的新书《中国的新革命》。

这位人民日报社的资深记者曾在8年里出版了8部著作，而且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新书同样受人关注。

4月10日，新书在北京首发。凌志军在首发式上说，他并不期望这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因为那是历史家的事。

2005年凌志军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要全面地表现出他所熟悉的中关村。虽然凌志军之前的3本书，涉及的微软和联想都在中关村，但是这回不一样，自出生以来就备受瞩目和争议的中关村，其丰富与复杂程度，前者无法相提并论。

他用长达32个月的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人。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凌志军几次跟家人提到，《中国的新革命》是他写得最累的一本书。仅在准备阶段他就看了不少于100本国外和国内描述IT行业的书，包括有关中关村的书。

中关村的复杂就如他在前言中所说：“中关村的包容性之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以至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穷人、博士和文盲、外来人和本地人、高官显贵和三教九流，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机会在这里谱写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纷繁复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的本性问题，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还在继续，所有人物都是‘进行时’。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谁也不能预见他们面对变化将会如何行动。即使你整天生活在这里，要想说清楚一些事情还嫌所知不足。”

新书前后，外界流传他得了脑瘤，他确实病了，只是病情此时尚未确诊。

关于新书，《新世纪周刊》专访了凌志军。

中关村已经不仅是海淀

新世纪：触发你创作这本书的起因是什么?

凌志军：几年来在全球范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中国话题”表述。人们对中国的崛起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提出“这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同西方发生冲突吗?”从历史角度看，中关村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它的时间延续至今，跨越我们国家全部改革历程。同时，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关村的一些事情为公众所不知，而公开舆论中很多深入人心的东西，又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

新世纪：27年前产生这场“中国的新革命”的内因是什么?

凌志军：中国结束后，人们在生活中希望能有所改变，政治教条有所突破，中国人开始“蠢蠢欲动”。在改变生活状态的期望中，中关村就产生了。

新世纪：中关村的概念怎么界定?它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理上的概念。

凌志军：是的，一区九园，在它的官网上还有丰台、昌平、大兴的科技园区，已经突破地理的限制。中关村已经不仅是海淀，不过在人们普遍的认识中不会了解这么细。

新世纪：中关村的改革和中国50年的改革是个什么关系?

凌志军：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整本书都在阐述这个问题。总的来说，它的跌宕起伏与整个国家30年的改革是一致的，不光30年，这50年都是这样的。

“看他在历史上能否留下一页”

新世纪：在你浩瀚的采访内容中，书中的这些历史切片是如何挑选出来的?

凌志军：这些事件的选择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我既不是依据官方的标准，也非一些权威的标准，我只能说是一种个性化的标准。

有些人可能不会同意我写这个不写那个，我只是以一个记者的角度，我个人以为他有意义又好看就选择了，很难说有个一致认同的标准。有些人历史上发挥了作用，后来却出了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问题，但是他对中关村的历史有影响，我就选择。我更在乎客观事实，不在乎别人怎么理解他。另外就是我有一些个人的角度。

新世纪：你个人的角度是什么?

凌志军：可能是综合的吧。看他在历史上是否对更多的人有启发，他的故事是不是好看，更重要的是我个人认为这段历史上他是否可以留下一页，也许别人不这么认为。完全是个人的价值取向。

新世纪：一般认为革命是颠覆性的，而中国改革是渐进的，用“革命”这个词是从哪些角度考虑?

凌志军：传统上对革命的理解是属于破坏性的。我写的是“新”革命，邓小平曾经说过：改革也是革命。

改革是和阶级斗争、武装暴力不同，所以我强调它是新革命。现在40岁以上的人，一谈到革命，都会想到暴力、什么，我的想法正是想吸引他们回想过去的年代，不要忘了，所以我说新革命。不光是新，还拿今天与昨天加以对比，一对比就能看到：没有发生暴力，但在体制上是颠覆性的，破坏旧东西和产生新事物同时出现。

中关村这些制度和体制的最大突破，都是打破旧的才能创造新的。

问题根源在中关村之外

新世纪：中关村这个科技园区成功以后，对国家全局上的政策制定有什么影响?

凌志军：中关村当初是自发地、创造性地产生的，无论在商业还是金融上政府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学聪明了，以前也办过些蠢事，整个国家也是这样进步的。

新世纪：就你对中关村的观察，它目前最大的隐患是什么?有人提到说“没技术”、“长不大”、“恶性竞争”、“信用危机”、“人才流失”、“商气太重”等等，你怎么看?

凌志军：这些问题跟整个国家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创新推动力不足，金融市场化程度很低，商业秩序混乱，也包括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

中关村问题的根源发生在中关村之外，它不是世外桃源。

我认为中关村往前走最大的问题，还是要跟西方先进的技术、制度、经验融会贯通，这样的工作做得好一点，进步就会快一点；做得差一些，进步就会慢一些。无论以什么方式往前走，它都不会死，总之，是进程的快慢问题。

新世纪：中关村的发展主要是政府驱动还是市场驱动?在中关村的改革发展中，如何评价政府和企业各自的作用?

凌志军：我认为民间的力量正在成为主导力量，政府服务的色彩更多一些。有些事情政府起的作用大，比如街区改造。长远来看，民间显得更有力，经济推动还是靠民间的力量。

新世纪：中关村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凌志军：最大的希望还是在海归，他们能带回来一些先进的科学理念和技术手段。

新世纪：中关村的“革命”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凌志军：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真正地进入到了学习硅谷的那一套。学习硅谷说了20多年，到最近四五年硅谷的东西在中关村才开始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