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占水:谁来接村医的班?

“我原想最多干到2012年，但村里就我一个村医，现在暂时没人来接替我，我要是不干了，村里就没人给村民看病了，我不忍心。”村医郭占水如此感慨，在宁夏银川，有这样一个400多人的群体，他们工作在医疗体制的最基层单位，是医疗体制散布在农村的“触角”，他们没有编制，也无社会保障，而且目前这个群体还面临老龄化和后继乏人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被称作赤脚医生，现在被称为乡村医生。郭占水就是这样一位乡村医生。4月20日，记者走进贺兰县洪广镇金沙村，采访了曾获得“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称号的郭占水。

42年熬了4个行医资格证

“我们家祖孙三代的病都让老郭看了。”金沙村村民潘学中说。当时郭占水正在给他量血压，听了这话，郭占水笑了，因为潘学中说得一点儿没错，毕竟自己行医42年了。

1970年年初，金沙村打算筹建村里的第一个卫生所，预设的3个岗位在村里的年轻人中掀起了一场激烈的竞争。1970年1月2日，当时年仅19岁、中学毕业返乡劳动一年的郭占水被录取了。时间太长了，郭占水对工作期间的许多记忆都模糊了，但是这个日子他记忆深刻，因为就是这天他实现了两个愿望：一是多挣些钱，缓解家庭负担。“我劳动一天才挣6个工分，到了卫生所，每天8个工分，而且每月还有6块钱的补贴。”郭占水说。二是实现了他当医生的梦想，当时缺医少药，一点小病都可能夺人性命。

卫生所里3个人，只有一人学过医。郭占水和另一名青年像学徒一样跟着一位名叫贾万宝的医生从零学起。1971年和1976年，郭占水在贺兰县医院进修过两次，两次加起来还不到一年。1976年，郭占水开始独立行医，1979年他拿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行医资格证——赤脚医生证。

1982年，赤脚医生的这个说法不存在了，他的行医资格证变成了乡村医生证。几年后，银川市卫生局对医生等级划分更加明确和规范，经过考试，他拿到了乡村医士证。2010年，县卫生局收回了乡村医生证和乡村医士证，给他重新发放了乡村医生职业许可证。郭占水说，行医资格证换了4个，但是他的工作内容基本没有变，就是治疗村民的常见病、开展卫生防疫和卫生教育宣传等公共卫生服务。

收入起起伏伏

1983年，金沙村的大集体时代结束，郭占水借了2000多元，盖了5间房子，用其中3间开了诊所。自开诊所，自负盈亏，收入好坏随着病人数量走，最困难时都没钱进药，“那是1991年、1992年的时候，看病打白条的人多，两年病人欠下2000多块钱，可我当时一年才挣3000多块钱。这些账到现在还没要回，有些人都已经去世了。”但因为郭占水看病认真、负责，随着良好口碑的建立，来他这儿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本村村民，外村的也来这儿看病，最好时一年收入近3万元。

2007年，贺兰县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实行住院统筹加门诊统筹，由于提高了报销比例，到各乡镇卫生院看病的农民多了，随之“以药养医”的村医的收入受到了冲击。“以前每天30个左右的病人，新农合后也就10个左右，年收入一下掉到了七八千元。”郭占水说。2009年，政府开始给村医发放生活补贴，每月300元，2010年提高到每月500元。此外，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也从2010年的服务一人8元提高到2011年的13元。金沙村共有1780人，如此一来，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加上工资，现在郭占水每年又能拿2万多元。

谁来接村医的班？

2011年，郭占水因结核性胸膜炎住了次医院，2012年他又得了甲亢。明显感到工作吃力的郭占水有了退休的念头。其实，早在15年前，郭占水就在为自己寻找接班人了。15年前，儿子即将从原宁夏医学院毕业时，郭占水就希望儿子能够子承父业。但儿子觉得村医是个“没时间”的活，只要病人来找，无论什么时间都得去，所以拒绝了。“儿子在城里当医生，一个月收入6000多元，而我这里，一个月总共算下来也就1700多元。”郭占水说。

“听说正在定向培养村医，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我就再坚持几年，等到那批村医来了再退休，要是我现在就退休了，村里就没有人为村民看病了。”郭占水说。

链 接

贺兰县现有61个村卫生室，村医93人，其中50岁以上的村医占50%。贺兰县卫生局打算以后每1000农村人口配备一个村医，按照现在贺兰县13.7万农村人口算，将需要137名村医。据贺兰县卫生局局长王生平介绍，自治区为了稳定和加强农村医疗队伍，从2011年起，将利用3至5年时间，定向培养和招聘3000名村医。现在贺兰县的村卫生所有70%以上是为村医投资盖的，为了减轻村医的负担，2013年政府将投资在各村建起标准化的村医务室，并且配备相应的设备，还将对水、电、暖给予补贴。此外，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也将大幅度提高，提高后，村医的收入将大大改观。最关键的是，一直困扰村医的社会保障问题，今后也有可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