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郭嵩焘循理外交思想的内容及成因

摘要：郭嵩焘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思想家，其在外交实践中形成了循理外交思想，主张以礼相待，以理制胜，以和为主及反对蛮干。这一思想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条件。

关键词：郭嵩焘；西方列强；循理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071-02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著名的外交思想家，办理外交是其平生最主要的一项活动，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依理原则来解决国际纠纷，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外交理念——循理外交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本文试对这一思想的内容及成因做一简要浅析。

一、郭嵩焘循理外交思想的内容

关于洋务处理，郭嵩焘曾言“有谓嵩焘能知洋务者，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茫然无所知，所持独理而已。癸亥秋，权抚粤东，就所知与处断事理之当否，则凡洋人所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拒，又皆可以理通之，乃稍以自信”。［1］以上其所说之理就是事物的是非曲直，循理即是在对外交涉中摒弃惧怕心理和蛮干做法，冷静地按照条约法例、常规不卑不亢、讲求信义地处理对外关系。具体来说，循理外交思想的内容主要有三：

(一)以礼相待

1、主张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要以城相待，讲信义、不欺诈

郭嵩焘指出“非谓尽地球纵横九万里皆为夷狄，犹中土一隅，不问其政教风俗何若，可以陵驾而出其上也”。［2］而且他还多次批评不讲信义、出尔反尔、有约不遵、签约违约的现象：“国家办理夷务二十余年，大抵始以欺谩，而终反受其陵践，其原坐不知其事理”。［3］

2、严格要求自己，要讲礼、有节制

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仅对自己的行为举止讲礼节制，而且对侍臣也严格要求，出使英国时，曾“传集随侍人等，谕以五戒，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出外流荡，五戒口角喧嚷”。［4］这种讲究礼仪、以礼自守的做法维护了国家尊严、赢得了国际信誉。

(二)以理制胜

郭嵩焘多次强调“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认为处理对外关系应遵循一个“理”字，与之讲理，以理折服。

1、要分清事务的是非曲直，循理而动，依理而行

郭嵩焘说“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所恃，尤恃理以折之”。［5］当时中国处于“势不足”，与洋人交涉更要讲理，依据条约、国际惯例和公法行事，以便对对方有所制约。

2、对外交涉既要刚柔相济、不卑不亢，又要据理力争，以理拒之

郭嵩焘强调“为政当识体，此语切要。如待夷狄，刚则忿争以求胜，而急婴其怒；柔则一顺其情以取媚焉，而卒为所狎侮，同为不知体而已。”［6］、“或高而亢，或卑而俯，其失均也”。［7］这说明刚柔相济、不卑不亢在外交工作中非常重要，但要处理好外交事务同时还必须得据理力争，以理拒之。郭嵩焘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践行的,如在1877年英国不准中国在新加坡常设领事和潮州开埠英领事入驻潮州等问题上郭嵩焘就依据这一原则取得了巨大成功。

（三）以和为主、反对蛮干

鸦片战争后，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尊朝廷，攘夷狄”，一味言战；而另一部分惧怕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味屈膝投降。郭嵩焘对这两种做法都进行了尖锐批评，主张以和为主、反对蛮干。他特别痛恨那种放弃和平谈判、盲目蛮干的行为，这点在僧格林沁痛击英法联军这一事件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战前郭嵩焘曾向僧格林沁陈述不可战,“至于上说帖一十有七次。大致以为今时意在阻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8］但这被斥为书生之见，僧氏遂在大沽痛击了英法联军，结果换来的是中国被迫签订屈辱条约，赔款开埠。事后他曾议评说“处弱之势,无可据之理,又与外夷情形懵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诈胜。……僧邸所办,延夷祸于无穷”。［9］

二、郭嵩焘循理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

郭嵩焘循理外交思想的形成有主客观各方面的因素，但其形成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熟悉国情和考察洋情是郭嵩焘循理外交思想形成的前提条件

郭嵩焘认为与洋人打交道，首先要熟悉国情。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踯躅不前，日益落后，而西方“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10］因此郭嵩焘从这一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应与西方进行正常交往，而且抨击封建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

其次，郭嵩焘认为不仅要熟悉国情，还要考察洋情。郭嵩焘强调“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11］浙东鸦片战争失败后，他便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了解西方，出使英国后他更是积极考察英国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文化机构等各个领域，经过这一系列了解考察他认识到西方国家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经济政治制度优于中国，由此主张清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培养专门人才，悉通外夷之情，做到知己知彼。

（二）对西方来华目的的认识是郭嵩焘循理外交思想形成的主观因素

郭嵩焘对西方列强来华目的进行了考察剖析，认为其来华目的在于通商求利，而不是觊觎中国土地，这已不同于中国古代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进犯,“与历代匈奴、鲜卑、突厥、契丹为害中国，情形绝异，始终不越通商之局”。［12］、“彼国无意于中国的土地人民，而玩弄之而凌藉之，直无足介其意者”，因为“夷人之入广州，与督抚错居，不相贼害；入天津，不相贼害；其入都亦犹是也”。［13］因此郭嵩焘强调中西之间没有必要以敌相处，应利用“以商对商”策略来处理对外关系，这样不但可以制止外祸还可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促进国家的发展。

（三）读书观史为郭嵩焘循理外交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鸦片战争后，郭嵩焘开始反思洋患问题，自此读书观史，从中国古代边衅着手研究，总结中国古代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利弊，寻求夷务得失。通过研究比较认为中国战争的失败皆因中国措置失当、国力衰弱而造成。最好的办法就是对西方列强要讲理要避战主和。在《绥边征实》中，他不仅批判了南宋书生脱离现实嚣张论战的风气，而且指出“自南宋以来，议论多，而控制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14］另外郭嵩焘还对《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当代书籍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前线将士的怯战而在于中外国力悬殊太大。

（四）理学和礼学是郭嵩焘循理外交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郭嵩焘还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来寻找解决对外问题的依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他十分推崇理学，“嵩焘于朱子之书，沉潜有年，而知圣人尽性已尽人物之性，统于明道、新民两者，而其道一裕之学”。［15］与此同时，他对礼学也十分崇尚,“学无所不通，而尤善言礼”。对理学和礼学的执著追求，导致他十分信奉心诚哲学，并按照“情”与“理”的原则为人处世，与洋人交往主张以礼相待、以理胜之。如“办理洋务非他长也，言忠信，行笃敬以立其礼”［16］正说明了这一点。

郭嵩焘的循理外交思想是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中西对比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形成的，这一思想在当时中国处于全面弱势的情况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盲目蛮干带来的灾难。但郭嵩焘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片面强调列强来华目的是为了通商而无意于中国的土地，并且主张遵守近代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来换取和平，因此，他的这一思想也具有鲜明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2\]\[3\]\[9\]\[15\]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4:35,20,174,149,24.

\[4\]\[10\]\[11\]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M\].长沙:岳麓书社,1981:98,928,11.

\[5\]\[12\]\[16\]郭嵩焘.郭嵩焘奏稿\[M\].长沙:岳麓书社,1983:358,246,353.

\[6\]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1:529.

\[7\]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4;204.

\[8\]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M\].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五十六年(1967):9.

\[13\]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M\].长沙:岳麓书社,1981:998.

\[14\]钟叔河.走向世界\[M\].北京:中华书局,198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