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盈余及时性对公司治理机制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考查1997年到2004年问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变量与会计盈余及时性指标之间截面数据相关关系，探讨治理机制是否随会计盈余及时性而变化。结果基本支持了本文的假设：董事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整理的需求与会计系统信息的有用性是倒数关系，外部股东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整理的需求与会计系统信息的有用性是正相关关系；会计系统信息有用性的重要决定因素是解释股权价值现时变化的程度；以高成本的监督活动为特点的特殊治理结构是股东和董事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整理需求的反应。

关键词：上市公司　会计盈余及时性　公司治理机制

一、引言

上市公司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广泛和重要。上市公司的基本治理原则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由于股权分散等多种原因而造成的对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威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治理机制来缓和。会计信息不能很好反映股东价值相关信息，财务会计系统就不能有效满足董事和股东的治理需要，这样的公司有可能采用替代成本更高的机制以补救财务会计信息的不足。

在现时会计信息有用性相对较低的环境中，公司治理结构会表现出相应的特点，其中“以手投票”的董事会将在其规模大小、内外董事比重和对董事的股权激励等方面表现出便利董事会高成本监督活动的特征；而“以脚投票”的外部股东将会在股东结构和持股比重等方面表现出尽可能使自身利益得以维护的特点。本文的假设是：董事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整理的需求与会计系统信息有用性是倒数关系，外部股东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整理的需求与会计系统信息有用性是正比关系；会计系统信息有用性的重要决定因素是它们解释股权价值现时变化的程度；以高成本监督活动为特点的特殊治理结构是股东和董事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处理需求的反映。

二、文献简述

本文的研究与关于公司在财务会计系统提供信息受到限制的环境中，管理激励合约将倾向替代使用非财务会计计量方法的证据是一致的(Bushman et a1．，1996；and htter et a1．，1997)。在思想上也与关于当会计披露质量恶化时，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将替代使用高成本私人信息收集方式相一致(e．g．Verrecchia，1982)。低劣的会计信息可能增加对替代信息机制的需求，如财务中介的私人信息收集和管理者的自愿披露。在另外一些相关文献中，研究发现跨国间的所有权集中与一国会计披露的程度负相关(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and Vishny，1998)。也有研究断定会计实务的国际差别内生于对解决管理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需要。证明盈余报告的及时性在普通法国家比较高，如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倾向于管理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更加分离(Ball，Kothari and Robin，2000)。

在国内的相关实证分析文献中，研究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相对较多，关于会计信息有用性与公司治理的研究较少。刘立国(2003)等在研究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时发现，第一，上市公司法人股比例越高、流通股比例越低，公司越有可能发生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当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时，公司更可能发生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第二，执行董事、内部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越高，公司越有可能发生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第三，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通常有一个更大规模的监事会。

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一个公司财务信息系统的特征是治理机制选择的决定因素，现有大部分关于治理机制内生选择的研究，更多的是探讨与公司道德风险问题的敏感性或规模相关因素的作用，或探讨与监督管理者难度有关因素的作用(Demsetz and Lehn．1985；Smith and Watts，1999；Himmelberg，et a1．，1999)。这些研究将公司信息系统的特征作为不可观察的给定因素，笔者试图明确地把握信息系统反映价值增进行为和活动的能力在公司间的差别，并且指出这些不同与治理机制选择的不同是联系在一起的。除了考查股权结构等问题外，还考查与董事会组成有关以及与外部股东以股权激励有关的治理机制因素。本文以会计盈余作为分析中心，是基于会计盈余在资本市场环境中作为公司和管理绩效总体测量的基础性作用。在治理环境中，盈余有用性在于它包含关于公司现时活动和结果对股权价值影响的信息。本文考虑的盈余信息特征是其及时性，即Ball，Kothari，and Robin(2000)定义的：现时盈余包含现时经济成果或价值相关信息的程度。

三、变量定义、样本与数据

(一)盈余及时性指标　本文选用盈余及时性指标来测量公司现时盈余捕捉到股东价值变化全部现时信息的程度。考虑到单独一个指标不能捕捉到所有及时性特征，提出专门指标，以反映公司年度盈余捕捉到当年置留在股票价格中的全部信息。由于每个指标各有优劣，其基本及时性指标是专门指标的综合。前两个指标是以2004年以前至少八年的年度盈余与同时期股票总回报率之间的回归为基础的：

其中EARN，是给定公司在第t年的基础盈余，定义为例外项目、非连续经营和特殊项目之前的盈余，除以年初该公司净资产市场价值。RETt是t年末的股票总回报率。NEG是哑变量，如果RETt是负数则NEG为1，否则NEG为0。第一个盈余及时性指标是表示消息反映到公司盈余上的速度的b1。预期在盈余及时性存在严重问题而使价值增长活动和结果在盈余中推迟确认的公司中b1的数值低。第二个指标是公式(1)中R2。公式(1)中的R2是盈余捕捉反映在股票收益中的信息滞后性的减函数。预期盈余及时性存在严重问题而使价值增长活动和结果在盈余中推迟确认的公司中R2的数值低。第三个指标是(式2)中R2：

EARNt和RETt的定义与前面相同，EARNt-1是在t-1年的基础盈余。与(式1)不同的是(式2)中允许股票价格随盈余双向变动。(式2)中R2解释为当年年度盈余水平及其变化反映股东价值相关信息的程度。预期(式2)中的R2是盈余捕捉反映在股票收益中的信息滞后性的减函数。用EQUI_R2表示(式1)中的R2，用EQU2_R2表示(式2)中的R2。用EQUI_SLOPE表示(式1)中的b1，本文在以上三个变量的基础上构成了盈余及时性综合变量EARN TIMELY，它是三个分变量的对数百分化后的合计值，该变量值越大说明盈余及时性越好。

(二)指标变量描述 (1)董事会的组成变量。Fama(1980)和Famaand Jensen(1983)认为，董事会监督管理者的效果是内外董事结合产生的功能，最佳的董事会应该由内外两类董事组成：内部董事的优点是其对公司专门活动竞争环境的深入知识；外部董

事的优点在于其独立性和监督技巧；还认为董事会作为监督机制的效果可以由外部董事的作用得到增强。笔者认为，那些会计信息对估计现时管理和公司绩效几乎没有作用的公司董事会组成，要便利于收集、分享和处理更多替代性信息资源。董事会组成提出如下假设：第一，公司盈余及时性低的情况下，董事会规模会比较小，以方便快速和密集的信息分享和处理；第二，由于内部董事有对公司专门活动和竞争环境的深入知识，公司盈余及时性低的情况下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将较高，外部独立董事比例较低；第三，公司盈余及时性低的情况下，董事会中专家董事的作用会比较突出，此时专家董事的比重会较高；第四，在盈余及时性低的公司中持有股份的董事人数会相对更多，因为当董事持有股份时，股权激励有利于使他们以股东的利益为出发点履行其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公司董事会组成变量：第一是董事会组成规模变量DIR#，是每一个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第二是独立董事的比重变量％OUTDIR，是公司独立董事的数量除以该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值；第三个是内部董事比重变量％INDIR，是公司内部董事人数除以该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值；第四个是专家董事比重变量％EXPERTDIR，是公司董事会中专家董事人数除以该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值；第五个是董事会中持股董事人数比重％SHAREHOLD-DIR，是公司董事会中持有股份的董事人数除以该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值。(2)外部人持股变量。我们认为，盈余及时性越低，外部股东持股集中度越低作为对高成本监督的反映，也就是所谓外部股东“搭便车”而“用脚投票”假说。这种预测基于Demsetz and Lehn(1985)的观点，假设股权集中至少部分上是由高成本的股东监督利益内生决定的。其基本理论是持有少量股份的股东没有激励去从事高成本的监督活动。因为小股东这样做要承受全部成本，但只能分享一小部分监督收益；相反，如果潜在的监督利益大，持有大量股份的股东有相对强的激励从事高成本的监督活动。这是因为大股东可以从高成本监督活动的收益中获得较大比例利益。我国上市公司国家股“一股独大”是普遍现象，在这样的前提下，持有少量股份的股东没有激励去从事高成本的监督活动，只会采取减少股份持有量以便利“用脚投票”的方式保护自身利益。外部股东持股集中度变量第一个是法人股比例％CORPORATE，是公司中法人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比重；第二个是流通股比例％CIRCULATE，是公司中已流通股份占总股本比例；第三个是户均持有流通A股数#SHARE-A，是公司中流通A股数除以A股总户数；第四个是股东持股比例％SHARE，是公司中平均每一股东持股百分比。

(三)控制变量在公司治理截面数据回归模型中，我们引入了相关控制变量，一是股票BETA系数，用以控制公司的不确定性或离散性；二是净资产市场(MV)，用以控制公司规模。提出这两个控制变量是受Demsetz and Lehn(1985)的启示，他们提出证据表明这两个变量与所有权集中度显著相关。此外，我们提出保值增值率(RATE-BZ)，用以控制公司的成长性；公司国家股比重(％STATE)，用以控制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一股独大”现象的影响。

(四)样本和数据本文中全部数据取自聚源数据库和巨灵数据库中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所有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样本公司从1997年一2004年间年度会计盈余和股票总回报率数据；样本公司2004年末董事会人数、独立董事人数、内部董事人数、董事会中专家董事人数、董事会中持股董事人数；样本公司2004年末法人股比重、公司流通股比重、户均持流通A股股数、股东持股百分比等数据；2004年末样本公司股票BETA系数、净资产市场价值(MV)、公司保值增值率(RATE-BZ)、国家股比重(％STATE)等数据。由于部分公司数据不完整，最终选取的样本公司数为657家。(表1)简要列示了样本公司相关变量的统计属性，包括了会计盈余及时性的变量、公司治理相关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情况。

四、研究设计及结果分析

(一)会计盈余及时性个别变量、综合变量和公司治理相关变量相关性(表2)列示了会计盈余及时性个别变量及综合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情况。会计信息及时性综合变量(EARN_TIMELY)是由三个独立的会计信息及时性变量结构而成，会计信息及时性综合变量与三个独立的会计盈余及时性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性为正，且都具有在1％水平的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会计盈余及时性综合变量(EARN_TIMELY)抓住了三个独立及时性变量的本质。

(二)模型设计及回归结果保值增值率、净资产市场价值、股票BETA系数、国家股比重等四个控制变量，采用截面数据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公司治理变量与会计盈余及时性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基本假设是会计，信息反映公司现时经营活动和股东价值能力较差的公司，其公司治理机制将会更多地依靠高成本的方式。基本模型是：

(表3)列示了会计盈余及时性综合变量(EARN_TIMELY)与公司董事会结构相关变量的回归检验结果。会计盈余及时性与公司董事会规模变量、独立董事人数比重是正相关。这与本文的假设是一致的，会计盈余信息治理功能较差时，为加强对公司的控制，董事会的规模会较小，独立董事人数较少而对公司内部董事人数相对较多。公司会计信息及时性综合变量与其他董事结构变量内部董事人数比重、董事会中专家董事人数比重、持股董事人数比重是显著负相关的。这也与本文的假设相一致，公司会计盈余及时性较低时，内部董事、专家董事、持有股份的董事人数会相对较多。

(表4)列示了会计信息及时性综合变量(EARN_TIMELY)与公司外部股东持股集中度相关变量的回归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会计盈余及时性与公司流通股比重、法人股比重、户均持有流通A股数量、股东持股百分比正相关。其中，后两个变量通过的显著性检验，而前两个变量的显著性没有通过检验。这与本文的假设基本相一致，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国家股“一股独大”现象比较普遍，存在问题也相当严重的条件下，当公司会计信息不能满足需要时，外部法人股东会选择“用脚投票”方式，选择减少股份持有量的决策。股市投机性强，股票投资换手率高的事实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一点。法人股比重变量之所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样本中没有区分出国有法人和其他法人。同样会计信息及时性与公司流通股比重是正相关，但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及时性与公司治理机制内生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基本支持了本文中的假设。在现时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相对较低的环境中，其治理结构会表现出相应的特点，其中主要“以手投票”的董事会将在规模大小、内外董事比重和对董事股权激励等方面表现出便利董事会高成本的监督活动特征；而主要“以脚投票”的外部股东将会在股东结构和持股比重等方面表现出尽可能使自身利益得以保护的特点。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