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养老困局

养老不能单靠养老金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在日前召开的博鳌论坛上表示，养老金确有缺口，“靠公共养老金养老根本是不行的”。他建议选择适当时机考虑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

其实，自去年年中以来，关于养老金存在缺口的报道就屡见报端，引发公众关注。延迟退休是解决养老困局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吗？这项政策在正式推出之前，有必要经过社会公众的充分讨论。

养老金够不够养老

由于观察口径不同，养老金的缺口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计算结果相差很大。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通货膨胀致养老金稀释，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现行的现收现付制方式可能造成养老金空账越来越大。社科院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中显示，

2012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97万亿元

靠养老制度改革消除不公

与其说有观点反对延迟退休，不如说反对政策变化在养老金制度碎片化背景下，可能对不同群体带来的新的不公正。

众所周知，我们当前实施养老金“多轨制”，光城镇就分为三类养老制度：企业养老保险、事业单位退休制度和公务员退休制度。公务员最高，财政全额拨款，而我国农村养老金最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享受较高退休金待遇，既加重了政府财政不合理的养老支出，又缩减了社保基金的一大资金来源。这直接导致每个“轨道”之间、群体之间待遇差距悬殊，滋生了很多不和谐因素。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黄方毅深入考察养老金制度，他认为，当下最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企业职工的养老金，以解决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差距悬殊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也提出“三步走”的建议：第一步，尽快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步，将现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分解为“基本养老保险金”和“职业年金”，降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金”，使之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接近。第三步，放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与工资增长挂钩的机制，代之以与“企业职工养老金计发办法”一样的机制。

延迟退休，别无选择？

据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测算，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中国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因此简单地看，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似乎算合适的解决办法。

同时，很多国家也以延迟退休作为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办法之一。德国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将逐步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英国目前为男65岁，女60岁退休，计划在2018年把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男女并轨。美国并没有硬性的退休年龄，雇员最多可以提前到62岁退休，但每提前一个月退休，养老金减发。多数美国人预计自己退休的年龄为67岁。

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平均退休年龄延长5年，每年可能会涉及上千万人，并由此导致年轻人无法进入这些岗位的问题。另外，很多人从事的工作强度大、环境差，对健康有损害，很难坚持到法定年龄退休。

四种方法弥补养老金缺口

通过行政手段补充投入

如何平稳度过养老金缺口的风险期，目前各级财政部门已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扩大参保覆盖面；第二加大财政投入。第三从2000年开始，中央已经在安排战略性的储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目前已达近1万亿元的规模。

划拨央企利润 依靠市场运作

2012年，戴相龙出席社会保障国际论坛表示，划拨央企20%的利润可以弥补养老金缺口，并且将其制度化。保守估计，每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高达2万多亿元，国有金融企业实现利润高达1万亿元以上，每年最少在6000亿元以上。

同时，各地社保机构也开始尝试市场运作。2012年，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受广东省政府委托，投资运营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1000亿元，当年投资回报在9%以上。

商业保险成为另一种渠道

上海将在今年内展开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目前财政部、国税总局和上海市政府已在主要内容上达成一致。

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是指投保人缴纳的保费在缴费期间按照统一方案免缴税款，并递延至退休领取，在领取保险金时再按照一定规则缴纳相关税款的养老保险产品。它是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税收优惠。业内人士算了一笔账，以月收入13000元的人为例，在没有税收优惠前，扣掉五险一金大约是1万元左右，实施了税收优惠后，假设优惠额度是2000元，一方面他的纳税基数少了2000元，另一方面他可以用这2000元去购买商业保险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只不过退休领取的时候再缴税。而到退休的时候，由于收入相对降低，纳税的税费就会相应下降，从而合理避税。

据了解，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均有此类政策。政府可以通过此扶持商业养老险的发展，居民购买养老保险，也能拉动内需。

即便养老不能全靠政府，但养老金缺口一定是政府的责任。何以老有所养、养有所安？养老基金的缴纳、分配、保值增值情况如何，应该摊开来详细地晒一晒。养老金改革须有一个明晰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延时退休这个涉及到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严肃的公共政策，不能成为一种被利益绑架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