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破解垃圾处理难题:以烧为主

第二座垃圾焚烧场闪电开工

鲁家山垃圾场并非北京市“十一五”规划中确定要建的四座垃圾场之一，北京市原来规划的四座垃圾处理中心可能会瘦身为三座，到2015年三座垃圾分类处理焚烧中心将解决北京市40%的生活垃圾

北京第二座垃圾焚烧场将在两年后开始运行。

10月24日，北京市规模最大的垃圾分类处理焚烧场――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场在昔日首钢鲁家山石灰石矿区奠基。出人意料的是，鲁家山垃圾场并非北京市“十一五”规划中确定要建的四座垃圾场之一。

此前，北京市在规划中将建成北部阿苏卫、东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宫等大型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但由于选址困难，及周边群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目前只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场建成投入使用。

但是垃圾围城的现实迫使北京市不得不做出选择，7月底，北京市市政负责人面对媒体强硬表态：“北京要再不建焚烧场，垃圾真的处理不了了。”鲁家山垃圾场就是北京市今年新选址的垃圾场，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原需一年的各项前期审批、准备工作，仅用三个月便全部完成，使整个项目得以提前开工。

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北京的样板间？

在此前针对垃圾焚烧处理的争议声中，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北京唯一一座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厂，目前已运行两年，它的运营现状也成为北京使用焚烧作为垃圾处理方式的样本。

走近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想象中的扑鼻臭气、冒着黑烟的烟囱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干净宽敞的马路、郁郁葱葱的树木、湛清碧绿的草坪、清澈的鱼塘、假山石围成的小型瀑布景观，还有池塘内一群戏水的野鸭。组织宣教科的科员杨漾告诉记者：“这可是‘纯’野鸭，自己飞来的，一只就招来一群。”两座圆拱形的灰白色建筑便是垃圾焚烧厂，绘有红色火焰图案的烟囱内并未冒出明显的烟气。

焚烧厂平日实行封闭式管理，在厂区入口处，工作人员刷卡才可进入大门。记者在杨漾的引导下，得到厂区管理部门的批准才得以“放行”。焚烧厂建设投资近9亿元。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总经理助理王勇告诉记者，焚烧厂与北京市政府签有协议，每日向焚烧厂额定配送垃圾450车左右，日处理垃圾1600吨。

王勇说，现在所焚烧的垃圾为居民生活混合垃圾，由于刚入厂的垃圾，水分含量非常大，约为55%，所以垃圾在焚烧前必须在垃圾池内存放5～7天，使垃圾充分发酵，渗掉水分，以此来提高其热值。

对于是否会因炉内垃圾燃烧不充分而导致二恶英排放的问题，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郭团会告诉记者，现在投放给高安屯焚烧发电厂的垃圾都是朝阳区比较优质的垃圾，所含可燃物本身就比较多。朝阳区一些试点社区已开始展开垃圾分类工作，将干湿垃圾分开，从源头上提高了垃圾的热值。此外，还有一部分垃圾是经过小武基垃圾分选站分选过的。垃圾的热值得到了保证，已经不需要投放油等助燃剂，因此也不存在工厂偷工减料的可能性。

王勇证实，现在入厂垃圾有500吨是经过分选的。

在厂内的中控室，记者看到10块屏幕分别监测着卸料平台、垃圾坑、料斗、炉内燃烧等操作环节。中控室的张值长说，通过监测，可以看到目前炉内的实时燃烧温度为883℃，“我们通常将温度控制在900℃左右，因为只要温度达到850℃以上，就没有二恶英的排放。此外我们还通过活性炭的吸附作用，来吸附二恶英和重金属。”

在厂区门口，树有一块LED电子显示屏，用以对外公示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化氢、一氧化碳、氟化氢、粉尘、黑度在内的7项污染物排放数据，王勇告诉记者，排放数据已和北京市环保局联网，进行实时监测，24小时不断更新。对于二恶英的排放监测，由于国际上还没有实时监测的技术，目前主要由北京市环保局委托中科院二恶英实验室进行检测。北京市环保局在厂内安装有二恶英在线取样仪，对二恶英排放情况进行在线取样，通常一个月化验一次，三个月实地检测一次。目前厂内二恶英的平均排放数据是0.05纳克。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副总李义达解释说，他听闻这样的排放量相当于烤羊肉串排放的量，后来他曾去检测单位求证，但没有得到准确的数据。

据郭团会介绍，焚烧厂采用BOT的运营模式，即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包括建设（Build）、经营（Operate）、移交（Transfer）三个过程。

目前焚烧厂的收入有两部分，一是政府补贴的每吨150元的垃圾处理费；二是回收发电，政府回收一度电的价格为0.595元。目前焚烧厂年处理生活垃圾53.3万吨，年上网电量1亿多度。在不考虑日常运营成本的情况下，粗略计算焚烧厂每年可收入1.39亿元，每年运营成本则占去一半，投资回收期至少需13年时间。

三座垃圾焚烧厂将成北京垃圾处理主力军

从2009年7月份开始，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首次设置市民开放日并实时公布其污染物排放数据后。10月14日，北京环卫集团下属的7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也定期于每周四开放，邀请市民亲身参观。

在开放的背后，则是北京垃圾围城的现实与垃圾处理场的环保之忧已越来越引发大众的关注。来自麦子店社区的居民代庆国写道：“通过这次参观，想象中垃圾处理应该是很脏、味很大的。可是我们所到之处，看见是干净，没有一点异味，很满意。”在组织宣教科科长王振军出示的“园区对外开放参观人员意见反馈登记表”中，大多数参观者对园区环境、管理现状给予了积极评价，迄今已有3300余人来“眼见为实”了。

也有周边居民仍对焚烧厂持不乐观的看法。家住柏林爱乐小区的赵蕾是高安屯周边反建焚烧厂的居民代表，她曾先后三次进厂参观。尽管厂区干净、优美的环境也让她感到欣慰，但她仍有疑虑：“垃圾分类还是没有真正实施，我们并不是非要反对垃圾焚烧这门技术，而是强调在分类没有做好的前提下，焚烧坚决不能进行。”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因支持垃圾焚烧而被居民冠以绰号“王焚烧”。但王维平却说，他既不是“主烧派”也不是“反烧派”，他认为对待垃圾焚烧应公正客观。在他看来垃圾焚烧技术已历经百年，技术在不断完善和提高，迄今已经成为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之一。

“垃圾焚烧作为一门技术，没有问题。但客观上垃圾焚烧目前同样存在着环境污染的风险。”王维平说，因为迄今为止，我国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标准、工程标准、工艺设备标准、操作运行标准均未制定，唯一落实的只有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王维平说：“从管理角度看，多数的标准还未制定，缺乏监管机制，环境污染的风险就存在。现在的垃圾焚烧厂多是企业运作，而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有可能为省钱该装的设备不装，该用的耗材不用，而我们的监管机制又没有形成，就带来了最大的风险。”

王维平认为，为降低垃圾焚烧可能带来的二次污染风险，应呼吁国家建设部、环保部等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有关标准，建立执法监督的机制。

垃圾焚烧的第二个风险，来自焚烧炉的起炉、停炉过程。王维平说，焚烧炉的启炉停炉通常各需要5、6个小时，而全世界任何一种焚烧技术设备在启炉停炉的过程中都达不到烟气排放的标准。所以现在要求焚烧厂一但启炉就不能停，至少持续燃烧半年时间，避免在启炉、停炉过程中造成污染。据王勇透露，目前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就是每6个月停炉一次，用来检修设备，维持设备的正常运行。

王维平告诉《小康》，北京现有垃圾填埋厂将在约三年半的时间内全部填满，根据北京市的规划，未来40%的生活垃圾将通过焚烧方式处理。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后还将扩建，达到日处理垃圾3000吨。鲁家山垃圾焚烧厂的日处理量的规模也有3000吨。此外正在准备建设的还有位于北京南部的南宫垃圾焚烧厂，日处理量2000吨，目前设备谈判、资金落实已到位，正在进行环评，预计两年内投产。

北京市现日产垃圾1.7万吨，三座垃圾焚烧厂加起来日处理垃圾8000吨，在2015年基本能实现北京市规划目标。

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才是垃圾处理的上策

在王维平看来，北京市垃圾处理的上策在于重心前移，即把关注重点放在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中。“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垃圾处理厂，长期背负沉重的运营负担，就不如少产生垃圾。这是垃圾对策的第一要务。”他说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已明确规定垃圾对策的第一要务是减量化。

如何减少垃圾？王维平说：“比如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据他考察，在日本和欧洲，通过这些做法都达到了垃圾年产量0或负增长。在日本东京，1989年垃圾产量曾达到高峰，通过垃圾减量，到2009年，东京垃圾产量已减少了44%。

“但在我们国家，一直没这么做。究其原因，是因为部门分割。比如旧货交易归发改委管，限制包装归商务局管，各项工作都不是一个部门管理。以前，垃圾减量化工作作为法律规定的垃圾对策的第一要务实际上没人抓，所以垃圾的产生量与日俱增。”王维平说。

垃圾的资源化则是指将垃圾当作可以回收物，在经济容忍的情况下，合理、合算的情况下，将垃圾回收作为再制造的工业原料。“不仅可以减少末端的运输、处理费用，从而减少环境污染的风险，同时可以再生资源，把大量自然资源留给后代使用。”王维平说。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王维平喊了15年。直到去年4月28日，北京市委市政府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才正式将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确立为工作重点。截止今年10月，北京内城区持续六个月同比垃圾产量负增长。

王维平介绍，在这样的工作思路下，未来北京60%的垃圾将采用综合处理的方式。一是通过机械分选，尽可能把可回收物挑出，作为再制造的工业原料。二是通过堆肥、生物处理等技术，将不稳定的有机物变成稳定的有机物。此外还将通过垃将圾衍生燃料技术（RDF）把垃圾做成燃料棒。他认为，尽管现在一些新技术缺乏大规模处理的样本，但各种技术的努力应该支持。鼓励新技术组合在一起，尽可能寻找更好的垃圾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