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人忧天与文人忧时

杞人，乃杞国之民也。从其姓名无考的情形分析，估计属于草根大众一族；从他的行为看，大概是天生的操心命，操心自家的生计还嫌不够，居然关心起宇宙安危的大事来，你说是不是一个好忧之人？宇宙运行如何，那是天文学家的职责，你杞人乃一非专业人士，硬要横插一杠子，“吃咸鱼、操淡心”，不是瞎忧是什么？谁说过天会塌下来？你杞人大惊小怪、咋咋呼呼，不是故意制造混乱吗？就算天真要塌下来忧也是白忧，完蛋的也不只你一人一家，何况天根本不会塌下来。这难道不是十足的白忧吗？这位可爱的杞人先生该操心的不操心，不该操心的瞎操心，结果落了个穿越时空的笑柄。

文人忧时忧世也称得上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从西周时代的文学经典《诗经》“国风”中我们就能领略到；战国时代“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更是文人忧时的典范；到了唐宋时期，忧时的文人更是层出不穷：有盼“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有为卖炭翁鸣不平的白居易，有与捕蛇人感同身受的柳宗元，有先忧后乐的范仲淹；近代则有痛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马寅初，有“炮轰”孔祥熙、宋子文的傅斯年，有为农民的“九地”待遇“面折廷争”的梁漱溟；今天有领村民上访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有为三门峡移民鼓与呼的谢朝平，有批评政府违法征地被“跨省追捕”的王帅……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好忧――忧时忧世、忧国忧民。但从这些忧时忧世者的际遇看，似乎大多不太乐观，屈原在绝望中自沉汨罗，杜甫在贫病中客死异乡，柳宗元在放逐中英年早逝，马寅初遭遇软禁，梁漱溟备受冷落，谢朝平身陷囹圄……看来文人忧时忧世有时比杞人忧天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在某些人心中，体制的沉疴、制度的积弊、人性的堕落、道德的沦丧、强者的霸道、弱者的悲号、外在的病灶、潜在的隐患，等等，自有“肉食者谋之”，“预卿何事”？你一介草民，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和杞人一般瞎忧什么呢？在另一些人心中，或许更偏激：你的呐喊、你的鼓呼、你的愤激、你的不平、你的规劝，有用吗？会有人听吗？会有人采纳吗？如果不能挽救世道人心，不能改变社会不公，那不是白忧吗？

的确，从急功近利的角度思考，文人忧时忧世有杞人忧天之嫌。但细细一想，二者有天壤之别。杞人忧的天是自然的天，文人忧的“天”则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而有异：古代文人忧的是一家一姓的天，为一家一姓的天而忧确有“吃自家饭、操他家心”之嫌；当今文人忧的是大家的天，既然是大家的天，人皆可忧、人皆应忧，“好忧”是大家的本分，何来“瞎忧”、“白忧”之说？杞人忧的天估计再过几千年也塌不下来，的确难逃瞎忧、白忧之讥，但一家一姓的“天”倒是多米诺骨牌似的塌个不停，可见古代文人的忧还真不是瞎忧，不过白忧了倒是千真万确。如果现在仍把今人之忧视作杞人之忧，对忠告、规劝听而不闻，那最终落下杞人一样笑柄的就绝不是忧时忧世的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