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农村人口转移中问题研究

时间:2022-10-17 06:38:42

河南省农村人口转移中问题研究

摘 要: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不仅要促使农村各项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更为核心的是要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有序转移。当今,河南省农村人口转移的不完全性、非正规性,甚至各种“流于形式”等问题,不仅增加了地方政府管理的难度,还阻碍了农村人口有序转移良性循环机制的构建。因此,以河南省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研究重点,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农村;人口转移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070-02

就本质来说,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和集聚的过程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得到优化配置的过程。河南省作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重要的农业大省,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有序转移,对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该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都不断扩大,一方面促进了农民的充分就业和收入增长,但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在向城镇转移过程中所突显出来的问题仍然阻碍了该省进一步城镇化的进程。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完全性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城市原来单一正规的部门逐渐分化并形成多种非正规部门,企业的形式和用工方式也灵活多样化。同时,市场经济使农村内部的分工得到扩展,诸多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得以重新配置,农村人口转移也随之呈现出新的观察视角,即城乡四元结构。从就业性质是否正规来看,劳动者就业可以划分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两种形式,从就业的地域上来看,可以分为农村就业和城市就业两类。倘若把这两个分析维度相组合,就得出现今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从全国到河南省都广泛存在的“城乡四元结构”。

二、第二、三产业支撑能力较弱,不利于农村人口的均衡转移

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观点,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发展规律一般遵循:在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的国民收入比重与劳动力比重同时下降,第二、三产业的则不断上升;到工业化中期,第一产业的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力比重继续下降,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比重继续上升,劳动力比重则基本维持不变,第二产业对国民收入的增加做出较大贡献;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第二产业雇佣的劳动力逐渐接近饱和,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增长速度则会超过国民收入比重上升的速度,成为吸收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按照以上观点,河南省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变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而第二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据河南省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末,河南省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达到32 155.8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4 058.98亿元;第二产业实现17 806.39亿元,同比增长10.0%;第三产业实现10 290.49亿元,同比增长8.8%。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的确为农村人口转移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也能创造部分就业。据课题组统计,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14.4%、50.9%与34.7%。近年来,虽然第二、三产业的从事人员比例逐年升高,但在部分的中小城镇中,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第二、三产业尚不发达,对就业的支撑能力较弱,尚不能有效实现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转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小城镇的第二产业偏向重型化,限制了人口集聚能力。建国初始,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其主要内容即通过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以快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在这样的发展战略指导下,长期以来,河南省的第二产业结构呈现出偏重型化的特征,并且处于资源初加工阶段,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为主。煤炭、电力、有色金属、重化工等能源、原材料基础产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初级加工业所占比重依然过大,约占全省工业比重的70%左右。这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所能吸纳的就业人口数量有限,制约了人口集聚的能力。

第二,第二产业发展不平衡,无法实现农村人口的均衡转移。在中小城镇中,地方发展第二产业的载体主要是通过建设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即指由政府统一规划,企业相对比较集中,以实现资源集约利用,提高整体效益的区域。主要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在内的各类开发区和园区。目前,河南共建立180个产业集聚区,工业增加值约占全省一半;截至2011年底,集聚区从业人员超240万,成为农村人口转移就业的重要渠道。但产业集聚区通常以若干特色主导产业为支撑,产业集聚特征明显,各个产业集聚区建设的时间、比较优势、规模大小、产业性质等也不相同,整体发展不平衡,无法实现农村人口的均衡转移。

第三,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低,无法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和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产业经济规律已经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将由一、二、三发展至三、二、一的比重,第三产业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的主导力量。河南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第三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从2009年的5 629.66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7 832.59亿元,总量实现跨越式增长。但产业比重与之相较,却有所下降,从2009年的29.1%负增长到2011年的28.8%,更是远远低于全国46.1%的平均水平。在产业内部结构上,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与零售业等传统第三产业仍占主导地位,而新兴产业拓展不足,限制了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能的发挥。在全国各个省、市中,河南省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仅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处于倒数第二位,这与河南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地位是不相符的。此外,河南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也会阻碍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农村人口的转移就业质量偏低

河南省的农村人口转移数量虽然连年升高,但在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工作或简单的体力劳动,整体就业质量偏低。男性主要从事的职业有技术工人、生产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女性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各类服务员、一般职员等,工作不稳定、收入偏低、工作强度大、缺乏安全保护等问题十分普遍。

1.“非正规”性就业①

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素质是其实现向劳动生产较高部门转移的前提条件。实践事实已经证明,人力资本积累量的多少与农民在转移到城市后从事非农产业经营的机会大小成正比例变化,相应地,收入报酬也随之提高,而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则不可能在城市里立足。再加上城市居民本身也存在竞争,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现代化建设脚步的不断加快,就业部门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基于此背景,大量缺乏技能与文化知识的农村人口即使转移到城市里来,也无法很快地找到工作,转移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就业的领域越来越狭窄,就业的层次也越来越低,只能停留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内,包括规模较小的甚至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小企业、小作坊、小商贩等,从事着那些城市居民都不愿意做的收入最低、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我国典型农村人口转移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内就业的例子当属城镇农民工群体,他们没有城市户籍,也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所从事的行业相对集中在技术含量低、对劳动力技能要求不高的行业。根据河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该省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占38.2%,建筑业占2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4.7%,批发和零售业占7%,住宿和餐饮业占6.2%,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9.7%,如保姆、保洁员、运送垃圾人员、社区保安等。

2.工作强度大,社会保障普遍缺失

在笔者调查中,农民工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都明显高于城镇正式职工,他们一年内约有10个月左右的时间都在外出务工,日平均工作时间约9.3个小时,高于国家规定的8小时工作时间。与此同时,农村转移人口的绝大多数也都没有参与社会保障制度,普遍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

四、农村人口转移不当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方面,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涌入城市,带来“城市病”。受历史因素影响,我国的城市发展规模和速度都要快于农村,在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具有特有的区位优势。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城市的规模效应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在集聚生产要素与资源进行组织生产、促进产品流通与经营等方面具有规模效应,因此,城市是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阵地。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其速度超过了城市承载能力的最大负荷,就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当其冲,外来人口增加城市人口密度,进而造成空气污染、资源紧张、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城市病”的不同程度显现。除此之外,大量自发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其中不乏有些文化素质较低、职业素养差的个体将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沦为“无业游民”或“新贫困一族”,这些三无盲流人员成为社会治安问题的潜伏点,危害城市公共安全。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呈现“空心”化。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效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市场机制下,该群体必然要向相对发达的城市转移,使农村出现“空心”化。首先,城市化就像一台巨大马力的抽水机,把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和优秀人才都抽向城市,留下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都严重降低,大多是老弱病残或妇女儿童。精壮劳动力的短缺,会加剧农业生产的低效性,如农田撂荒、农业广种薄收,不利于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经营等,对我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都造成较大影响。

参考文献:

[1] 宋吉文.农村人口文化素质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2] 李霞,程湛恒,孙金浩.全域成都统一户籍背景下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3,(10).

[3] 李子奈.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J].经济学家,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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