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认同与制度: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生长问题研究

摘 要：在农民“原子化”和社区“碎片化”的背景下，实现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持续生长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保障。基于单一视角的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或社会资本理论都不能全面地解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动因。本文在整合这三种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出一个“利益—认同—制度”的综合性解释框架，说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就是农民在利益、认同和制度的混合机制作用下，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合作的集体行动过程。

关键词：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利益；认同；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8-0073-04

自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后，“基层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了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的关注视野。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建设，是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区服务功能，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繁荣的重要保证。

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指在乡镇及村落范围内开展活动和服务，以满足农民需要为目标，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性的、主要开展各种公益或互益活动的社会组织。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在农村现代化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快，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对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存在自主性弱、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缺乏持续、有效的内源性生长动力。如何在“原子化”的邻里结构、“碎片化”的基层社区条件下，使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获得持续的内源动力呢？本文在比较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任何单一理论视角都不能全面地解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动因，进而构建起“利益-认同-制度”的综合性解释框架，说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生长就是农民在利益、认同和制度的混合机制作用下，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合作的集体行动过程。

一、文献回顾：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

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里快速发展，其生长动因何在呢？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三个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解释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

（一）理性选择理论

这种理论在微观层面上，从“理性人”假设出发，用农民解决公共事务的需求和个人利益的驱动，来解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理性人”假设，即假设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理性行动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2]农民是否愿意合作组建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否愿意积极参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活动，也是一种理性行动。有学者通过对在现实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农民与收购商的博弈分析，指出农民合作这一制度变革是在农民及相关利益主体潜在经济利润的驱使下进行的，符合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分析。[3]但农民是否参加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理性行动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计算，还受到许多因素制约。吴理财认为农民的一些在外人看来怪异的、不符合所谓理性的行为逻辑，只有放置在特定的生活场景或制度环境中才能被理解。[4]但理性人在集体利益、公共利益和合作行动中往往是非理性的，在现实中表现为集体利益无人关注，公共产品无人提供。为什么农民在有共同需求和明知合作好处的情况下却无法组织起来？当前中国很多农村地区存在的农民合作难的现实，迫使我们不能满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

（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

这种理论从宏观层面上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迅猛发展的原因。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生成是某一历史进程的具体遗产，强调制度的演进与特定的制度起点相关；制度具有黏性，在特定时空里形成的制度愈强大，对于社会变迁的阻滞性愈强。虽然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被视为“全球结社革命”的一部分，但中西方社会组织兴起的原因还是不一致的。当代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是上世纪70年代伴随着西方福利主义与自由市场的“双重失灵”而产生的，而当前中国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与西方意义有本质区别。因此，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兴起应从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态环境背景进行分析，包括家庭的变迁、城市化、中国独特的政党制度以及执政党执政方式的转变、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旨趣的变化、中国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等。[5]具体就农村基层社会组织而言，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其兴起的制度环境。正是中西方社会不同的制度环境及其路径依赖，构成并形塑了中西方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不同背景与特征。而且，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不是被动地受制于外部制度环境，反过来，它的兴起也会促进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6]但历史制度主义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外部制度环境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与村庄的社会组织发展程度却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它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对各种制度如何确切地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解释，即没有提出具体且确切的因果链来说明制度的影响机制。

（三）社会资本理论

这种理论在中观层面上强调信任、规范、网络等因素对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建立与持续运作的重要作用。学者主要从社会资本对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积极作用角度来研究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李熠煜认为农村自身广泛社会资本的运用是当代中国乡村民间组织生长的主要原因。[7]陈雷、仝志辉以甘东用水协会为例说明社会资本在维持农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重要性。[8]贺雪峰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但是用了一个内涵相关但表达更直观的词语——“社会关联”——来分析农民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他认为不同村庄提供公共品多少的差别主要源于不同农村的社会关联度的差异。[9]但社会资本理论也存在一个严重的局限性，即概念中的因果问题。正如纽顿(Newton)指出的，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将主观的社会规范（信任）、客观的社会特征（社会网络）和结果（有效性和效能）混合在一起。[10]社会资本理论混淆了社会资本的“来源”与“收益”，存在着逻辑循环论证和同义反复的嫌疑，因而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村庄具有不同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