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的一封信

季羡林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学东语系读书时的系主任。1953年我考入北大东语系时原想学习日语，经季先生与贺剑城系总支书记分别动员，我才把泰语列为第二志愿报了上去。结果，与我相同的另外三位同学一起分去学习泰语。我们班最初只有我们四人。季先生对我们这个全校最小的班当然印象深刻。有时候，季先生骑自行车到外文楼上班，碰到我时也曾问我学习情况。1957年反右时，我们班一个也没有。毕业后，我们五个人（全班七人）被分到总参。这在当时是很好的。可是，由于形势变化，1958年4月，我们五人全被下放到安徽。离京前，我们去季先生家向他辞别。季先生对我们离京表示无奈，但，季先生在领我们参观了他的丰富的藏书后告诫我们说，无论如何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以后总有用的。粉碎后，我只要去京，总要去拜访季先生。加上，我是山东人，与季先生自然也有一丝乡情。见到先生时，他总是谆谆告诫我，不要把泰语丢掉。这使我深深感受到季先生对我的期望，我哪敢不牢记在心呢。

1985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我主译的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的长篇历史小说《四朝代》。此书出版后，《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等报纸向读者做了介绍。我只得抱着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想法，同时也想向季先生报告一下学生的努力求得先生的指教，于是便将拙译《四朝代》及一封短信寄给季先生及好友刘安武教授各一套（上下两册）。后来，刘安武同学（他是学印度语的，与我同届，时为北大东方文学研究所所长）给我回了信，说，他与季先生都收到了我的书。我想，季先生大概太忙了，没时间写信。我也理解。由他转告一下，也是合理的。

到了1986年8月，出乎意料地却收到了季先生的来信。全信如下：

树榕同志：

我到庐山休假，昨天才回来。你的信（指我寄书时附的请指正的信）又答复得晚了，务请原谅。尊译早已收到。我写好了一个信封，准备写回信。但是一转瞬间，文件信件一压，就把我的记忆压回去了，实在非常抱歉。另外寄上一本拙译《家庭中的泰戈尔》，请查收。今后有何新著，尚祁随赐下，俾开眼界。

即祝

暑安

季羡林（签字）

1986.8.15

以上就是季先生给我的一封极其珍贵的信，到现在快30年了，我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如果再不将先生的信公之于众，这信可能就湮没了。季先生在学术上是一位泰斗级的学者，在人格上，也是令人仰止的。就是这封信足以反映出季先生的人格的魅力，他对后学的殷切期望与鼓励，自谦与自责充满在字里行间。先是“务请原谅”，后又是“实在非常抱歉”；对后学的译作则称为“尊译”，这固然是一般的客套话，但结尾却说，“今后，有何新著，尚祁随赐下，俾开眼界。“祁的含义是祈盼、祈求即恳切盼望、希望或请求。这已经充分表达了深切的愿望。在我看来，这对后学已经有违师尊，而“赐下”更是颠倒了。为了表明季先生的真诚，先生倒在这几句话之前说，“另外，寄上一本拙译《家庭中的泰戈尔》，请查收。”这当然可以看做是对我寄书的回赠，但，与下文联系未尝不可当做要我不寄不可了。而此时，我的第二本书还不知在哪儿呢！因此，季先生的信，在表面上的客套中却蕴含着真诚，在谦辞中满含着对后学的瞩望与切盼，充分表现了谦谦君子的礼贤下士的高风亮节，相比而言，季先生与那些故作高深的学阀及伪道学，何啻天壤之别！

注：直到1991年，我主译的泰国吉莎娜阿索信的长篇小说《曼谷死生缘》，才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我没有忘记季先生对我的瞩望，便将书奉上。

2015年5月于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