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弃的家庭生活

我仍然记得那条围裙。白色，褶皱花边，在新娘送礼会上，我婆婆的一群朋友送给要做新娘的我的。

我打开盆子，看到它被整洁地叠放在纸巾里面。如果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我会把这条围裙当做一个嘲笑我不会烹饪的玩笑。

但这份礼物却来自一群50多岁的人，它不是玩笑。她们希望将我武装成这样的角色――妻子、主妇和母亲――都是她们曾经扮演的角色。她们吸引我进入她们的俱乐部，并自然而然地认定我一定会参加。我被这支我根本不想拿却传到我手里的“火炬”惊呆了。

如今，大多数妇女都不愿意系上围裙，男人们更不想系上。

当工业兴旺发达起来之后，女人们便开始在外边工作，但同时也保留着家庭主妇的基本角色。

现在情况又发生了转变，大多数妇女已像男人一样赚钱养家，并从中获得与操持家务一样甚至更多的成就感。男人们却渐渐参与到他们在殖民时代所珍视的家庭生活中。但如果说他们热衷于此，他们还是会眉头紧锁，以示抗议的。

今天，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在遗弃家庭生活。打扫卫生是令人厌恶的，烹饪却成为杰出技能。最好要有周末消遣活动。家庭生活倡导者们，如马萨・斯图尔特，到处提倡对家庭生活艺术的推崇，但却拘泥于十分奢华、耗时、昂贵的形式。

因此，结果只是为家务工作作了一幅讽刺漫画。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花钱请陌生人为他们修剪草坪，清洗厕所，做饭，整理衣柜，记录仰卧起坐的次数，跑腿办差。他们花钱请人为自己组建家庭生活的构架。

我永远不会系上围裙，我也不是惟一在夜里哄孩子不哭不闹的父母。其他的父母像我一样烤生日蛋糕，准备圣诞大餐。然而我还是会请人帮我打扫房间，我也不介意订购更多的外卖食品。我不认为自己是“家庭型”――一种带着贬义光环的评价。

因此，我怀疑，现在家庭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家务活意味着毫无意义的服苦役呢，还是编织着我们家庭生活的花环?外包式家庭生活真的能够创造出逃避的时间，还是将各种形态的家庭成员――同性恋家庭、单亲家庭和继养家庭――变成和住在一起的房客一样的室友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我想知道我们如何能够在推行解放妇女的家庭理念的同时，仍然崇尚家庭生活的亲密感?

这些问题直击家庭生活意义的要害。

17世纪对家庭生活膜拜而产生的恐惧始终围绕着女人：人们痛斥她们落满灰尘的小绒兔，指责她们订购外卖食品。然而事实上，在近几十年里，妇女做的家务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少得多。

在1965年，妇女每周有30个小时整理家务，而到了1995年，她们一周只做17.5小时的家务活――包括6.7小时的清洁卫生――资料来自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家。男人打扫卫生的时间却在过去的30年里上涨了240％―――已达到每周1.7小时。男人们也在家中做更多的其他的杂务，但是女人们还要再做一遍社会学家阿尔莱・霍赫希尔德所谓的“两遍工”――尽管这一次可以省很多力气。不管怎样，没有人在家中做太多事情。

洗厕所和更换猫舍的工作呢？无论我们把妇女对家庭的热爱放到多么崇高的地位，家务活始终是件繁重、重复、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在现成食品、衣物、自来水和电视出现以前，妇女们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从繁重至极的全职家庭工作中摆脱出来。一位19世纪的观察家做了这样的计算：一位农民的妻子每天要从井里挑8到10次水回家，40年里，要长途跋涉6 068英里。

历史学家苏珊・斯特拉瑟(Susan Strasser)却没有如此浪漫地描述这段历史。她这样写道：“对于大多数20世纪以前的人来说，妇女们偶尔聚在一起的快乐，远不如肮脏的水源、令人作呕的食物、炉火里的油烟及烧伤的皮肤、还有装得满满的便壶更能准确地描绘当时的日常生活。”

然而她也记述了在消费主义兴起前，家务活中搀杂了更多的手艺、亲密感和强烈的团体纽带。妇女们在水井边社交，为她们的缝纫技艺而骄傲。家庭之间互相帮助饲养牲畜，收割农作物。无论是令人高兴还是令人厌烦的家务活，家庭成员都并肩工作。

雇用清洁公司并不会成为任何人灵魂上的污点。我也请人打扫房子，而且对此十分坦然，尤其是因为我从七岁起就开始做这些工作。同时，我还有一位兼职保姆。

令我感兴趣的是，有些人把全部的家庭活动都外包出去，形成一种使家庭生活像住酒店一样的趋势。

我认识的一位女士，她请不同的人到家里帮她装饰房间、理发、按摩、教她用电脑、承办家庭晚会、做晚餐以及照顾她的孩子们。这种生活方式引发一种空虚危机，一种认为家庭生活中最好的部分――关怀和共处的时光――可以买来而不是创造出来的企图。

甚至在经济衰退时期，人们还是倾向于把所有的家务活都交给陌生人去做。

在19世纪，随着家庭逐渐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象征意义的中心，妇女通过掌管这一领域而取得自身地位。

在美国，男人的父亲角色完全改变了，男人几乎成了家中的陌生人。每天回到已与自己分离的家中，男人成了玩伴，来拜访的法官，纪律执行者和家中最大的孩子。

今天，当人们把全部家务活动外包的时候，这些不就成了男人们和女人们共同扮演的角色了吗?当我们买了别人设计的厨房，并且放在那里一动不动――或是请别人装饰我们的圣诞时，那一刻我们成了自己家中的入侵者。当我们只留出时间陪孩子玩耍的时候，我们在试图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的父母。

当我们依赖陌生人来维持家庭生活运转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嗷嗷待哺的孩子。

许多妇女慌忙地逃离家庭生活，因为长久以来，她们担负着家务劳动的重担，无法看到生活中其他的东西。尽管男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孩子们的抚养中，但他们并不想继承这个日益衰落的家庭的衣钵。因为长期以来，这是一个有辱身份的领域。

然而在被遗弃的家庭生活中，我们抛弃了许多可以证明我们关怀彼此的有利时机，可以证明在这个日益变化的世界里我们愿意彼此相守的时机。

相反地，我们四处购买我们的家庭生活，就好像它们只是一盒奶酪空心粉。我们甚至付钱给陌生人来为我们做清洁工作，以此换取带孩子们去博物馆。这难道就是我们要教给孩子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难道想教育他们说，生活只是排除干扰的游戏？

我并不想系上那条围裙。我想自己选择要住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想自谋生路并能去探索比我厨房更大的世界。但我仍会做香蕉松糕，尽可能地和女儿坐下来共进晚餐，并哄劝她们靠近桌子。除非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关心家庭生活，否则我们就好像生活在酒店里，在大堂里与来来往往的亲人们擦肩而过，彼此却像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