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变迁视角下的收入分配差距分析

摘要　本文主要从经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在改革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此同时，逐渐形成的市场机制也扩大了居民个人的收入差距。因此本文着重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产权制度及市场竞争机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

关键词　基尼系数　收入差距　经济转轨

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中有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大部分与收入领域中的矛盾和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而收入分配领域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主要表现就是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悬殊。我国反映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世界公认的中等程度的贫富差距0.3－0.4的范围，收入差距可能将进一步扩为经济的有序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笔者主要从经济制度变迁视角下分析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

一、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产权制度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市场经济产权制度与国家所有产权制度的冲突，一般地说，广义的产权即财产权。是指与财产相联系的各方面的权利，或者说是指人们对财产在社会经济生活运动中存在的各方面的权利，因而，产权是包括财产多种权能在内的一种权利结构体系。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国家所有制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即由国家全体成员行使公共产权，并由国家权利执行机构政府来国家行使公共产权。从理论逻辑上来说，既然所有权主体是国家，并且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来执行国家对资产的产权，而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政府作为支配主体，这两个主体就性质而言均不可能是单纯经济性质的，因此，他们对资产的权利也不可能是单纯经济性质的权利。所以，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产权制度具有超经济强制的存在，从而使生产资料财产权直接依附于国家的政治、行政权利，经济资源绝大多数首先必须服从行政权利的支配，企业不是以平等竞争的身份进入市场，而是被纳入等级森严的行政网络。

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是以产权交易运动为内容，必须首先使产权成为可交易的权利，而可交易的前提则在于社会占优势的财产权利必须是经济性质的，而不能是超经济性质的，不能是隶属于超经济强制的权利，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从法学上讲，界定产权界区主要是在制度上形成排他性；从经济学上讲，界定产权界区主要是保证产权的可交易性。这两方面的统一是市场制度对产权的基本要求之一。作为法权关系的市场交易制度在要求产权权利界定的同时。必然要求权利与责任相对称，一方面使权利不被侵犯并且可以在市场交易中得到证实，另一方面使权利无以逃避相应的责任约束，否则便会导致权利的滥用，破坏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权界区越明确，市场机制越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为界区越明确，各自的权利、责任、义务越清楚，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的摩擦越少，即使有了摩擦也有解决摩擦的制度保证，从而交易费用越低。产权界区不清的领域。权利和责任不以制度来明确，相互交易过程中便会产生严重的外在性，即交易主体之间相互发生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涉及各自的成本和收益。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必然带来产权制度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市场经济要求的政企分离与国有制内在政企合一间的冲突，以及市场经济要求的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与国有制企业委托一中的权利与责任失衡间的冲突。

双重经济体制下，产权制度内在的冲突就是市场经济要求的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与国有企业委托中的权利与责任失衡，权利脱离了相应责任的约束必然导致权利的滥用，即脱离责任的行使权利。就企业制度而言，只要资产权利开始分解，只要采取委托的方式，只要不同权利主体存在不同的目标函数。推卸责任的冲动便会产生；只要信息不对称，只要监督不力，这种冲动就会便成现实。而权责失衡是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二、市场竞争机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收入分配的市场机制实质上是一种通过市场竞争按个人资源禀赋分配的机制，而个人资源禀赋因自然、社会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再加上其中个人财产真赋的差异在市场竞争中具有累积效应，从而导致了市场竞争中个人收入差距的必然出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入，市场经济部门的不断扩张，市场机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必然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财产禀赋差异引起个人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人与人之间的财产积累与继承的财产将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近几年，我国金融资产快速积累。随着个人禀赋的资产的积累、扩大造成了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

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引起个人收入差距。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个人的获利能力。个人获利能力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能力，既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二是配置能力，配置能力是指发现机会、抓住机会、最有效地使用各种资源变成产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下，这种能力对一个人成功与否极为重要。受过教育多的人，人力资本存量丰厚的人，一般来说更容易捕捉到信息，发现并抓住机会，更敢于冒风险，因而更可能获得高收入。人力资本投资的获利能力可以用教育收益率，即教育成本与教育收益之比的指标来判断教育在经济上是否有利的标准，也是衡量各级教育收益的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教育收益率越大，教育投资经济效益越高；反之，教育投资经济效率越低。教育收益率的上升表明个人收入分配的市场机制既按资源禀赋分配机制越来越发挥其作用，而客观上又必然引起不同文化程度的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目前，我国高收入群体一般是受过高等教育，从事风险较高，科技和脑力劳动含量较大职业的人员。而低收入者一般受教育程度低，没有技术技能，从事体力劳动职业的人员，体现了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带来的获利能力的差异。这种差异还体现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收入差异上。据统计，东部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中部地区高出0，42年，比西部地区高出1.62年。这种文化素质上的差异决定了东部地区居民比中部地区居民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更能充分利用政府的政策，具有更高的配置资源的能力，因而具有更高的人均收入。在某些地区，贫困儿童现在上中小学的可能性比过去更小。尽管中国的宏观教育支出有所增加，但从微观看，由于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收人水平低、生活艰难。来自家庭的教育投资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低收入户的现实选择也限制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低收入户家庭在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决策上，首先考虑的是为子女提供初等教育的成本，这取决于居民户收人，上学的直接费用、预期收费，以及为此损失的收入。

劳动者能力差异引起的个人收入差距。劳动者的能力因智质天赋、年龄以及后天培训。职工的要求不同而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劳动能力的差异会给具有不同能力的劳动者带来不同的收入。劳动能力的差异造成收入差异的程度因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而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中的产业、行业、专业、职业比较简单、单一，劳动者所从事的经济活动通常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而劳动者一般都表现简单的体力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别不可能很大。所以，这一阶段由劳动能力决定的收入差别程度是很低的。但随着经济中现代非农业经济的发展，经济中的产业、行业、专业、职业构成必定逐渐多样化、复杂化，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适应各种工作性质、种类的需要来发展和发挥劳动力。因此，在这个阶段，劳动能力差别决定的收入差别程度会逐步扩大。当经济发展进一步推进到现代经济占主导地位时，经济中的产业、行业、专业、职业等更加多样化，分工更加细密，这时大多数经济活动都需要较高技术和较大信息量，因而主要使用熟练劳动和复杂劳动，对简单劳动的需求将大大减少，因而又会促使劳动能力的差异在更高的基础上缩小，由此制约的收入差别也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