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论文范文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本文拟从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各自的概念入手，通过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制度对于生产关系的形成、运行和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生产关系也对经济制度起着巨大反作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一、制度、经济制度、生产关系

“制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含义：一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西方制度经济学者所认同的制度含义与前者相似。

凡勃伦提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康芒斯认为，所谓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1934)。舒尔茨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思则认为制度是“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其它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可见，在制度学派看来，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那么所谓经济制度，就是在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

通过更深人探讨，笔者认为制度实为一种具有执行力，即有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协调机制，它在交易中发挥着对权利分配和义务分摊的指导作用。换言之，虽然制度类型众多，种类繁复，但究其本质都是交易中具有执行力的指导交易主体间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协调保障机制，其差别只在于协调对象、作用方式和保障手段的不同。

然而，我国学者所理解的经济制度却是第二种含义的制度，即_种对制度体系的描述。且这样的论述被广泛接受：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显然，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倾向于将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相等同，这不仅与西方制度经济学者所谈的制度不是同等意义的概念，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论述中也找不到相应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诚然，马克思的确阐述了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总和，相对于人们政治、思想的社会关系而言，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后者是上层建筑。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没有找到关于经济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总和的论述，那么显然，这一观点是我国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至于发展的准确与否，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关键词“生产关系”人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所谓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是人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方面的经济关系的总和。

研究生产关系，一般不仅要考察生产，还要考察其本质差别，在生产关系总体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说，“如果说在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决定着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消费关系。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区别不同生产关系类型的主要标志。所谓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的制度，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的性质和产品分配、交换的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可见，所有制首先是一种制度，其次它的调整对象属于物质资料生产领域。显然，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所有制的性质，及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系统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与协调方式。另一方面，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因此，可以说，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制度环境共同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独特性。

二、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

(一)经济制度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成、变革和运行

首先，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来展开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识。然而，生产力是怎样作用于生产关系呢?吴易风教授对此曾进行过系统的阐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成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会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又会产生和自己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力——生产方式_-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点，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对于此观点，笔者在赞同之余深受启迪，并进行了思考：生产方式是怎样将生产力的影响传导并衍变为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呢?经过反复探寻，发现了关键所在：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度及其发展和变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担当了重要媒介。

生产方式，即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物质资料的方式。新的生产力要求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即人们与生产资料之间新的占有、使用方式，及产出的物质资料的分配和交换方式等。相应地，亦会产生与新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所有制、生产、分配、交换甚至消费制度以对新生产方式的形成、确立和实施过程起到辅助和保障作用。而在人们遵循新的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受到新经济制度的协调和制约，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便会日益改变，生产关系也就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了。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制度对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变革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理论中的—个重要思想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笔者提出的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变革，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呢?事实并非如此。所有制形式一般都是以一国宪法的形式予以规定的，但它从根本上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是经济基础中不可动摇的支柱，其足以证明制度并非完全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前面的论证可知，经济制度是应该划分到经济基础里去的。制度也分为两部分，即经济基础部分(包括所有制及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部分(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方式随之改变，而生产方式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度的变迁又促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于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社会和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

其次，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进行考察：经济制度作为一种交易协调机制，就是为了保证交易顺利进行，促进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易成本的变化，当原有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原则无法再维持人们所认可的利益均衡时，经济制度中的部分甚至全部，包括所有制在内，就会发生变迁，以实现一个新的利益均衡。显然，在新的经济制度环境中，人们在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时所受到约束的内容、方式和程度等都会与旧制度环境下有所区别，其调整效果也自然会不同。也就是说，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即生产关系发生变革。

生产是一种社会行为，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及细化，人们在生产中的协同合作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产品分配和交换也日趋频繁、复杂。制度经济学把人们的一切交互行为都视为交易，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交易，无论从数量、频率或是复杂性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然而，由于人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生活环境中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性，以及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交易中的隐瞒、欺诈、偷懒及搭便车等现象不断出现且同样呈增长趋势也在所难免。此外，由于交易中主体间的意愿相左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引起交易无法顺利进行甚至中止也时有出现，这些情况又进一步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经济效率，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各主体间的信任度，减少了其进行交易的意愿，进而阻碍了生产关系的和谐、有序的运行和发展。经济制度是社会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协调机制，其产生就是为了克服人的弱点和不足。经济制度决定和调整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关系，使其更和谐，更有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维持着生产关系的良好运行及健康发展。

(二)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具有反作用

当一种经济制度环境下的生产关系出现利益失衡时，行为主体间的矛盾就会增加，利益失衡越严重，生产关系内部的不和谐也就越严重，生产关系越恶化，致使交易费用升高，甚至交易无法进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迫使经济制度发生变迁。1921年苏俄被迫由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转为新经济政策体制的重大经济制度变迁就是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反作用力的有力印证。可见，生产关系并不是消极被动地由经济制度所决定，其对经济制度也存在着反作用力，影响着经济制度的变迁。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一）改革前的农村制度环境

1962—1978年，中国农村通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所谓“三级所有”，是指农村生产资料的使用和产品的分配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分层管理。是政社合一的机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和协调生产大队生产、分配和交换活动的经济管理职能。生产大队乃与生产队之中介，它一方面是职能的延伸，协调和管理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另一方面保证所属各生产队在权利和义务上处于大致平衡状态。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是产权的排他性受到严格限制的农业生产组织（陈剑波，1994），其土地不能出租和买卖，集体耕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社员没有自由迁移和择业的权利。所谓“队为基础”，是指三级集体所有中，生产队是基本的经济单位。生产队的土地、山林、水利设施、耕畜和农机具等，由生产队自主支配使用，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度；受国家计划指导和、生产大队领导，生产队有权因地制宜选择种植何种作物，有权决定增产措施和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完成计划任务后，有权出售多余农副产品。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经营自。但是，在“三级所有”笼罩下，“队为基础”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集体经济中，农户依靠“人头”和“工分”从生产队取得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下，农村家庭经济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只是在不同时期里政策允许的范围有所不同。例如，在1962年9月27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中，就划定了社员家庭副业的范围。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第三条规定，“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合在一起的数量，根据各个地方土地的不同情况，有多有少，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另外，农村家庭还有权“进行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生产”和“从事采集、渔猎、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并且“各级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国家指定的国营企业，可以根据社员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分别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收购产品和公有私养等适当的方式，帮助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者国营经济联系起来。”遗憾的是，在当时“极左”的政治气候里，农村家庭经济的发展被扭曲了。

（二）改革前的农业绩效及解释

在上述体制下，中国农业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并没有高效率地利用农业资源。资料显示，1962—1978年中国农业产出总量和人均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5％和2.6％，粮食产出总量和人均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4％和2.2％。这段时期为什么没有高效率地利用农业资源？笔者认同的解释是，受既定发展战略和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没有充分地利用农民从事集体劳动的积极性。首先，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农业部门担负着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提供资金的职能（主要通过“剪刀差”形式），农产品的相对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了。其次，社员个人在生产队中的劳动虽然能够取得集体成果，但劳动的提供者没有办法排斥其他成员也参与集体成果的分享。集体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品性质，集体生产被“免费搭车”现象困扰。再次，生产队主要种植粮食作物，但粮食分配办法是先扣除“口粮”（每个社员都能够享受的、固定数量的粮食），剩下来的部分才按照“工分”（社员提供给生产队集体的劳动的度量指标）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进一步降低了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又次，由于不能从监督中得到相应的好处，生产队干部没有监督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对事对人的监督，容易引起直接的对抗；干部的工分不能拿得过多，否则干群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监督的成果不具有排他性，干部只能得到按工分来计算的份额；干部还不能从认真监督中获得职位升迁的机会。最后，家庭经济的范围尽管有限，但劳动成果都是自己的，社员愿意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生产活动。这样，社员的劳动要在集体经济与家庭经济之间进行选择（周其仁，1994；伍山林，1998）。

二、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绩效

（一）土地使用权变迁的过程

一般认为，1978年12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准备了条件。但是，在此之前，安徽农民已经自发地秘密地进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尝试，它拉开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同以前各次来自农村基层的创新一样，这次尝试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它仍然没有得到支持。不过，情况在1980年有了改观。1月份，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工作会议将“包产到户”看成集体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形式；3月份，国家农业委员会指出，对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的，不要硬性扭转，不要与群众对立；4月份，邓小平指出，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有的地方要实行包产到户；9月份，中共中央75号文件对农产品的改革和发展作了系统的总结，文件指出：在贫困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些认同对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的推广起了积极的作用。根据资料记载，到1980年底，在所统计的560多万个生产队中，23.6％的生产队联产承包到组，8.6％的生产队联产承包到户，9.4％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实行大包干的占5％。经过两年多的快速发展，到1982年底，已有89.7％的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此后，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中国广大农村基本制度安排被长期稳定下来。

（二）土地使用权变迁的特征及解释

概括地说，这次土地使用权变迁具有如下四个特点：（1）在初始阶段它是由农民自发组织进行的；（2）贫困地区的土地使用权变迁发生得早或推广得快，即“越穷越乐于改革”；（3）土地使用权变迁相继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制度安排；（4）从全国范围来看，土地使用权变迁在比较短时间里完成。林毅夫（1994a，1994b）、周其仁（1994）和伍山林（1996，1998）等人对这些特点进行了尝试性解释。概括地说，这些特点既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有关，又受政府偏好和农业生产特征的影响。对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导致的低效率，农事活动的当事人尽管知道其原因之所在，尽管知道怎样走出困境，尽管对这种体制并不满意，但是，农民在通常情况下并不会打破这种体制，以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来替代它，只有当生存危机迫近时，制度替代才会以尽量隐蔽的方式发生。偶然的生存危机主要由天气、病虫害等难以控制但对农业生产起重要作用的因素的异常变动引起，它在地域上具有随机性。持续的生存危机主要由生产力水平低下或农业资源贫乏引起，它在地域上具有稳定性。只有政治环境宽松起来，土地使用权变迁才能从隐蔽的状态转变为公开的行动，并且引起快速的传播。然而，政府态度的改变通常要求意识形态发生比较大的调整。这场制度变革正是先由农民在局部地区自发组织进行，再在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在全国加以推广的。

前面曾经提到，土地产出率在自留地与集体耕地上具有明显的差别（实证资料对此提供了支持（注：据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1988）透露，“集体大田的生产率差不多只及农民小块自留地的五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在前苏联，情况也惊人地类似。在《大国的兴衰》里，保罗·肯尼迪（1989，P.599）引述了这样一则资料，“现在的农民自留地只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4％，但其产量却占苏联谷物总产量约25％。”莫里斯·博恩斯坦（1988，P.273）说，前苏联的“自留地……在全部耕种面积中约占3％，但它们却生产了全部肉类和牛奶的1/3，将近2/3的马铃薯，以及2/5的水果和蔬菜。”在同一本书中格雷戈里·格罗斯曼（1988，P313-314）写道：“在苏联的合法的私人经济中，规模远远超出其它组成内容、并且也得到了最好的研究的部分，就是农业中的‘私人自留地’。……但将近5000万个这种极小的的‘农场’（它们加在一起面积，仅占苏联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3％左右），它们的总产量却占苏联农业总产量的1/4以上。”））。照此推理就有，如果政府调高自留地占生产队耕地的比例，即在总耕地中提高家庭经营的比例降低集体经营的比例；如果农民自发地改变原来的制度安排，将生产队集体经营方式改变为家庭经营方式；如果在自留地占集体耕地比例以及分配制度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将生产队划分为若干生产小组，即划小生产单位（伍山林，1998）；如果采取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定工定酬、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都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在这场制度变迁中，除了政府主动调整自留地占集体耕地的比例的做法没有出现外，其他做法都曾出现过。

（三）农业绩效快速提高

家庭承包责任制使中国农民本来就具有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压抑的劳动积极性充分地发挥出来，农业生产获得了快速的增长。无论从局部地区还是全国范围来看，情况都是如此。例如，安徽省的肥西、固镇、宣城三县1979年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分别占97％、94％和84％，同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5％—43％（黄希源等，1986）。又如，1978—1984年，全国粮食产出从3.05亿吨增加到4.07亿吨，农业产出指数从210.2增加到328.5。计量分析表明，从生产队体制转变为家庭承包责任制，是1978—1984年中国农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因素（McMillan，Whalleyandzhu，1989；林毅夫，1994a；等）。（注：在这段时间里，政府还对产品的价格进行了调整。从1979年开始，稻谷、油料作物、棉花、食糖和猪肉的定购价格平均提高了17.1％；对稻谷和油料作物超过定购的部分，价格比定购价高30％-50％，对棉花超过定购的部分，价格比定购价高30％。其结果是，国家牌价加权平均提高了22.1％，边际价格（即超购价）提高了40.7％。）

三、市场深化过程中新局面及解释

（一）新局面若干方面

如下四个方面尤其值得一提。首先，1980年代中后期，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增长速度显著放慢。土地使用权变迁基本完成（1982年）后，粮食单产和总产迅速地达到最高点（1984年）；此后无论从单产还是从总产看，粮食生产都处于徘徊状态，直到1990年才有实质性的改观。其次，农业生产结构发生明显的调整。例如，粮食生产用地比例逐步下降，全国粮食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从1978年的80.4％下降到1994年的73.9％。农业生产的其他方面，在增长速度上比粮食生产要快得多。与1978年的情况比较，就产量而言，1994年油料增长281.4％，棉花增长100.3％，甘蔗增长188.6％，甜菜增长363.7％，水果增长432.7％，肉类增长323.4％，水产品增长397.8％，而粮食却只增长了46％。还次，农业生产追寻比较优势。例如，土地密集型产品（如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增长缓慢，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蔬产品等）的生产增长迅速。比较优势还表现在，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区域变化特征，人均耕地面积和非农就业拉力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伍山林，2000；2001）。最后，在农业收入中，利润所占比例具有相当大的省区差异，非农收入的地区差异才是农民收入地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表1数据表明，在农业产值中，农业利润所占比例最高的省份是黑龙江，达44％，最低的省份是湖南，为-87％，且有一半（15/30）左右的省份该比例为负或零；利用表1给出的数据进行计算，我们发现：人均农业收入与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只有0.0479，其他收入（即纯收入扣除农业收入的余额）与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却达到0.8915。

表1各省区农业产值结构（1997）及人均纯收入结构（1998）

省中间农业农业人均其中中间农业农业人均其中

区消耗工资利润纯收农业省消耗工资利润纯收农业

比例比例比例入收入区比例比例比例入收入

（％）（％）（％）（元）（元）（％）（％）（％）（元）（元）

（1）（2）（3）（4）（5）（6）（7）（8）（9）（10）（11）（12）

北京4270-124029769河南4160-11864891

天津46381638901268湖北3668-421721106

河北444972405930湖南31156-872065395

山西4578-231859626广东32561235271021

内蒙古36323219821433广西2839331972866

辽宁4249925801427海南33244325751663

吉林31264323841967四川2653211789881

黑龙江32244422531899贵州34551113341650

上海6362-2554071113云南33132-651387749

江苏4456033771144重庆25101-261720776

浙江3070038151031陕西396101406747

安徽3795-321863807甘肃4661-71393733

福建3471-529461020青海3766-31426602

江西3636282048727宁夏3348191756966

山东4148112453949新疆40204016002560

注：本表（2）、（3）、（3）与（8）、（9）、（10）列数据反映的是1997年各省区农业产值结构（中间消耗、工资与利润占农业产值的比例）；（5）、（6）和（11）、（12）列反映的是1998年人均纯收入结构；因缺资料未列入；在我国农地制度安排下，农业劳动力定价难以直接通过市场进行，这里列出的各省区的农业工资，是以各省区乡镇企业平均工资为参照进行估计得到的；本表原始资料分别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辑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农村统计资料》的1998年卷与1999年卷。

（二）若干重要影响因素

要准确地理解农业生产的新局面，如下三个因素必需认真加以考虑。（1）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作用。很显然，家庭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业绩效的快速改善是一种恢复性改善；恢复期结束后，农业生产绩效的改善将取决于农业技术的进步、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和非农产业的吸引力。在此背景下，部分人士否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长期有效性，力图寻找新的制度安排来代替它，土地规模一度被认为是具有广阔前景的制度创新。（注：土地规模经营的提出和推行，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有意识形态的支持，80年代中期，随着沿海农村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农民对土地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土地以外的生产要素在农业就业与非农产业就业的报酬率有很大的差别，耕地的抛荒、滥用与低效率使用等行为出现了。各级决策人士对此颇感忧虑。为了稳定农业生产及其他目的，集中土地和劳动力、以较少的劳动力耕种较多的土地的规模经营便被提出来了。在“以工补农”等政策支持下，土地规模经营取得了一些成果，以致有相当多的人从长远意义上将它看成替代家庭责任制的制度安排。但是，笔者认为，稳定家庭责任制仍然应该是主要的政策，土地规模经营只能在有条件的农村由农民自发组织进行；强制性地改变农业生产家庭责任制，肯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在笔者看来，在农业生产上，家庭生产方式在相当广泛的技术条件下具有优势；1980年代中后期粮食生产停滞，原因并不在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在于农业技术进步缓慢，特别是农业资源严重外流。（2）非农就业的影响。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进城打工的机会对农业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就业门路多了之后，农民的就业选择取决于各行业的工资率及工作的稳定程度。重要的是，并不是保证了农业对劳动力的正常需求之后，农民才到其他行业就业；而是只要非农业的期望工资超过农业的期望工资的某个比例，农村劳动力就会选择在非农产业就业。另一个长期起作用的机制是，随着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将相应减少，每个劳动力有机会耕种更多的土地。这将提高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但是，上述结果只有在资源流动特别是土地转包等容易实现的情况下才会出现。（3）政府干预方式和程度的变化。市场深化过程中，政府逐渐取消了对农民家庭资源配置的限制。按照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虽然满足了农民致富的愿望，农产品的供给在短期里却可能出现短缺，并因此引发某些宏观经济如通货膨胀等问题。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政府有时还会采取阶段性干预市场的做法。政府干预市场的方式和程度的变化，必然影响农民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农业绩效。

（三）对农业生产新局面的解释

1980年代中后期粮食生产的徘徊、改革开放后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追寻比较优势和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动，在机制上是共同的。首先，大宗农产品多是土地密集型作物，吸收劳动的能力比较差；果蔬等则是劳动密集型的，吸收劳动的能力比较强。其次，相对于消费需求而言，大宗农产品短缺程度比较低，价格上升的空间比较小；其他农产品刚好与之相反。再次，市场深化过程中，农民投入的选择主要受报酬率的左右。198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生产的报酬偏低，非农产业以及其他农业生产上的报酬率相对较高。最后，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务市场初步发育，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收入结构发生了深刻的调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与其他收入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4098。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与耕地的配置在短期里不可能有大的改变，由于农产品生产对资源各具特色的稳定的要求，由于制度变迁的渐进性，上述诸多特征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四、问题与前瞻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首先必须澄清这个副标题里面“批判”的涵义，因为在中国现代语境里这个语词被污染得很厉害。康德作《纯粹理性批判》并非要对理性加以批判，而开宗明义提出要对“理性”的适用范围加以界说。“批判(kritik)”就是扬弃和理解。理性反省理性自身，于是有了“批判理性”。我们今天反省“知识经济”，于是可以有“知识经济批判”。对一件事情加以“批判”地理解，这可以理解为是出于人类理性要运用自己能力的“冲动”，也可以理解为是出于人的追求“自由”的天性。因为所谓“自由”首先便意味着“思想”的自由。当一件事情例如“知识经济”变得如此时髦以致获得了“意识形态(意蒂牢结)”般的话语权力的时候，思想的自由便意味着要对这一新生的“意蒂牢结”加以批判，通过批判，思想才获得了独立。

“知识经济”，把知识与经济联在一起使用，我以为始自德鲁克(PeterDruker),至少经过他1994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获得广泛认可。德鲁克定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阶级冲突的形态从古典的“有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冲突演变为“知识阶级—无知识阶级”的冲突。他把这一社会形态叫做“知识社会”。在我看来，“知识”作为一种经济物品，固然表现出特殊的技术属性(例如“规模收益递增”)，但当它被当成经济物品时，它的基本属性仍然是“资本品”。换句话说，作为“知识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改变知识的“资本”性质。其实只要存在谋利动机，就永远存在着将知识转变为商品的动机，从而永远存在着以“知识”为手段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化”的过程。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知识被纳入经济发展的范畴。换句话说，只要“资本”还具有积极意义(除非我们不要经济发展)，作为“资本品”的知识也就具有积极的意义。

把知识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在中国还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渊源。这一渊源可以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来概括。这一口号一方面是对“文化革命”反智传统的否定，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作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延伸，正在或已经成为市场化制度变革的障碍。在这一双重的背景下，澄清“知识”与“经济”之间的复杂联系和二者间互动演进的多种可能前景，就超出了单纯学术探讨的范围，进入社会批判领域。

下面我将要讨论的，首先是“知识”的经济学性质；其次，“知识”能否，以及在何种社会条件下成为“生产力”，从而解答“知识救国”与否的问题；再次，被当成生产力的“知识”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意味着什么，从而，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追求“发展”；最后，在“格物致知”的知识与“权力意志”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这一差异以何种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与人生。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几个层次上把握“知识”与“经济”问题，我们也就初步完成了对“知识经济”的批判，从而获得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自由。

二、“知识”与其“互补性”

在论及“知识”的生产力性质之前，让我先引述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兹(GottfriedLeibniz)对“知识”所下的定义，他的知识及道德哲学(例如《神正论》)可谓是“上承苏格拉底，下启康德”。他在一篇书简中这样定义知识[1]：“…(7)知识分为两类，其一为关于事实[facts]的知识，其二为关于理性[reasons]的知识。关于事实的知识就是统觉[perception]，关于理性的知识就是智慧[intelligence]。(8)关于理性的知识使我们变得完美起来，因为它教导我们普遍与永恒的真理，这一真理通过[上帝般]完美的存在而得到表达。而关于事实的知识就如同城市里错综复杂的街道，当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需要它们，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被这些知识负累了我们的记忆。”莱布尼兹在另一处还说：“…快乐，就是关于完美的一种感觉或知识，…”。而争取持久的快乐，在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兹这一西方哲学主流看来就是“明智(wisdom)”与“美德(virtue)”的目的。

从西方思想源流中截取的这一片段，对我们当下的讨论具有三方面的意义：(1)“知识”，至少在百多年来“西力东渐”过程中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知识”，是发自西方的，是希腊科学(自然哲学)的诸多果实之一；(2)西方启蒙思想家们重新开掘希腊精神的重要努力之一是从神与灵魂不灭的宗教传统中论证个体“自由意志”与个体“理性”追求幸福的正当性。我们知道，希腊自然哲学的精神里面没有中世纪基督教那种强烈的“善”与“恶”的道德观念。而具有浓重宗教传统的德国启蒙运动实际上把“知识”从希腊自然哲学的道德中性立场转变为康德式的、类似于宋明理学那样的“知识”观念，即旨在“安身立命”的知识；于是，(3)从西方人那里发展起来的知识论因英美与欧陆这两大思想传统之间的差异而分化为：(a)无神论的、怀疑主义的、经验论和功利主义的知识论，由洛克、休谟、边沁(JeremyBentham,)直到詹姆斯(WilliamJames)和杜威(JohnDewey)；(b)目的论的、神正论的、先验论和义务论的知识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莱布尼兹和康德。

这样，当我们反思“知识”观念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西方知识论传统当中“技术的”(英美的)与“道德的”(欧陆的)知识论之间原本就有的张力。我认为保持这一张力是西方保持其正常人生状况(humancondition)的前提(而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则是打破了这一紧张平衡的结果)。其次，我们需要考虑中西之间对“幸福”(必死的生命试图超越其有限性的方式)的不同理解以及由这一差异所造成的对“知识”的基本态度之差异。只有经过这两个方面的反思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确立一种健全和明智的中国人的知识论，并由此而进入一个健全和明智的中国人的“知识经济”。

经验论和功利主义立场上的“知识”是一种力量，所谓“知识就是力量”。注意，在英文里面“力量”与“权力”是同一个词(power)。我常常觉得为了使知识分子对“知识”保持必要的疏离和警觉，应当把培根的原文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作为“权力”的知识，本质上是技术性的知识。这里有必要界定一下“技术”这个语词的含义。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第一卷里把“技术(tekhne)”与科学做了区分：技术是对个别事物的观察和研究，而科学(“科学”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被叫做“知识”)则以一般事物为观察研究的对象。对事物进行个别的研究，这正是英美经验主义知识传统的特征。这样一种“分殊”原则极大地拓展了西方人的科学与技术——导致西方权力的全球范围的拓展。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下，亚里士多德说“技术”是一种依赖于偶然性的机巧。因为只有对事物的普遍形态进行研究才可以把握事物的必然性。家政学(即后来的“经济学”)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究作为个别形态的家庭的理财方式。修辞学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究如何说服具体(个别形态)的听众。政治学，如果是马基雅维利所定义的政治学，就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究如何在具体的权力博弈中取胜(权术)；如果是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政治学，就是一门科学，因为它研究“最高的善”(即普遍形态的“幸福”)。

技术性的知识必须通过具体经验才能够积累起来，实验室的发展和大学制度是技术知识获得长足进展的最关键环节。每一个人的具体经验都是有限的，于是：(1)只有在分工制度下才可能积累大量的技术性知识，(2)只有那些协调成本较低的分工制度才可能持续地获取和积累技术性知识。我必须在下面的论述中把这两个原则展开来讨论。

如我在以前一系列文章里已经论述过的[2]，人类各种知识之间的经济学关系主要是“互补性的”而不是“互替性”的。知识互补性的经济学含义是：知识甲和知识乙单独运用于经济活动时各自获得的收益的加总必定小于它们联合运用于经济活动时的收益。这种互补性包括两个方面：(1)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即对同一个(个人或群体的)知识传统而言，尚未获得的知识与已经获得的知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补性(例如个人数学知识传统里面的小学数学与中学数学之间)；(2)知识沿空间的互补性，即对不同知识传统(个人的或群体的)而言，各个传统内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通过传统之间的交往而获得强烈的互补性(例如个人知识传统当中汉语知识与外语知识之间)。是否存在着“互替性”的知识呢?就我所知，互替性的知识总是孤立地个别地存在着，例如录像机的各种制式之间往往相互竞争，网络浏览器里面的IE与Netscape之间相互竞争，还可以列举一些重要的知识互替性。但是，即便在这些互替性的例子里，仍然存在着基本知识结构之间的互补性(录像机基本原理，浏览器的基本语言)。只要知识是稀缺的，知识互补性就必定占据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即“按照互替性生产知识”是奢侈的行为)。可以想象，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知识过剩”以及相应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互替性”。

知识互补性是收益递增现象的本质。所谓收益递增，就是产品的平均成本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而下降。通常所谓的“知识经济”，是指经济的主要产品的主要成本含量从古典的资本与劳动投入转换为“知识性”的投入。严格地定义“知识性投入”需要很大的篇幅[3]。在古典的要素投入(资本与劳动)与现代的知识性投入之间并不存在概念的鸿沟，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系列可以视为“连续性”的、要素含量的结构性变动。例如“劳动”这一要素，当培养劳动力所需要的教育投入的价值增加到超过该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日常消费投入的价值时，我们就认为该“劳动”已经从古典的“劳动”要素演变为“后工业社会”的知识资本了。当我们试图界定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时，我们会进一步发现所谓“教育”，既包括专业化训练，也包括业余消闲(电影、画报、体育、旅游、美食、恬睡、畅饮，等等同时增长体力和智力的消费活动)。这一现象已经日益被经济学家所重视并且在当代经济学文献里被定义为“生产性消费(productiveconsumption)”。

不论如何，要素(资本或劳动)当中包含的知识含量具有与其他要素单位所包含的知识含量的互补性。这一知识互补性产生了所谓“收益递增现象”，后者引发了当代经济学的“收益递增”革命[4]。当要素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意识到他们自身知识与他人知识之间存在强烈互补性时，他们就会意识到潜在的利润机会。这一机会导源于这一基本事实：要素联合运用与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总产出减去要素单独运用于其他生产过程所带来的各自的收益所得的差远大于零。这就是收益递增经济里面的“经济租”。人们通过分工与合作试图获取和分享这一“经济租”。后者为分工与合作提供了强烈的经济激励，这一激励强烈到足以使人们为了分工的好处而自愿放弃离群索居所具有的自由。

三、“知识救国”吗？

人们通过分工制度的协调来获取大量的知识。因为在分工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专业化为某一狭隘知识领域的专家，而后通过与他人“交换”知识而获得生活与生产资料。心理学研究自19世纪初已经发现，学习一项知识所花费的平均时间总是随着学习者在该项知识上投入的学习时间总量的增加而下降。而这一发现在当代脑神经研究与认知科学中又获得了新的神经网络理论的支持(神经网络均衡点的稳定性与学习时间之间的关系)。历史观察表明，那些更加依赖于分工制度来获取知识的社会比那些主要依赖于传统方式(例如师徒制度、家族传承、个人探索)来获取知识的社会，表现出高得多的知识积累速度，从而可以在短短几百年或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传统社会在几千年时间里所积累的知识存量。

理解了分工制度对获取知识的重大意义之后，我们就可以讨论分工的协调问题了。协调分工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是单纯的知识论问题。制度问题的本质特征在于：收入分配的方式决定性地影响到分工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因为这一特征，当经济学在90年代以来进入“博弈论”理性主义阶段时[5]，它才真正开始接触到制度问题。

对于可供选择的各种各样的协调分工的“制度”——我还没有定义“制度”概念，如果我们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考虑问题，即仅仅考虑效率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把各种制度按照它们的经济效率排列出来。所谓“效率”，就是节约经济资源的程度。如果我们把知识列入稀缺的经济资源的话，那么对于“知识经济”极端重要的制度问题就是寻找那些最小限度地闲置知识的协调分工的制度。而这是很难很难的，因为知识存储在每个人的脑子里，以“观念”的方式运行着，任何违反了知识主体的主观意志的制度都很难避免巨大的知识浪费。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处于奴隶地位的知识主体与一个处于企业家地位的知识主体之间可能表现出的巨大的知识运用能力的差异。

在没有给出“制度”定义之前，让我先提出协调分工的最有效率的制度的第一个判据：生产的效率越是取决于要素投入主体的主观意志与主观努力，协调生产的制度的效率就越是依赖于“自愿原则”。

读者或许已经想到，“市场”机制(与传统的中央计划机制相比而言)是一个比较尊重自愿原则的制度，所以应当表现出高得多的协调分工的效率。这个判断，或者上述判据的这一运用，大体上是正确的。不过，我愿意指出，即便是“市场”制度里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压抑主体意志的现象，典型如“垄断”，或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某些事情，等等。

现在我必须澄清两个概念：(1)“自愿”，(2)“制度”。哲学家们长期以来讨论不清楚“自愿”这个概念的实质。我甚至可以声称，自从西方人获得了神学(始自摩西)，他们就不得不在自由意志的自愿性与上帝的秩序的必然性之间纠缠不清[6]。

当我们说到“自愿”这个语词时，它指涉这样两方面的情况：(1)被指涉的主体必须是免于明显的外力强迫的。注意，我使用的语言：“强迫”在语义上明显地不同于“控制”，后者可以包括受控主体“间接地施加影响”(通过语言、感觉、意识)。在这一点上，你可以争辩说“市场”经济制度其实是很虚伪的，它表面上尊重你的自治权利，实际上控制你的主观意志。对此我表示同情的理解，却无法为此而修改我对“自愿”原则的定义。(2)被指涉的主体必须在主观上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及其各种可能的后果。这一条件可以有效地减弱上述的“控制”所施加的影响，因为主体明白他在做什么，这意味着外界施加的“间接的影响”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主体意志的选择。这两个条件意味着两个推论：(1)主体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因为他事前意识到了他所做事情的各种后果并且他是主动地(不受外力胁迫)从事这件事情的；(2)主体有知的权利，因为不如此便无法承担道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自由社会的宪法里面，在确立了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之后，第一项重要的补充条款就是“新闻自由”条款(公众对信息的权利)。

现在可以定义“制度”了。事实上，对制度的定义需要整整一门“制度分析基础”课程作为定义的展开。简单地说，制度就是群体内部有自由选择权利的成员之间就协调分工所达成的均衡的从而是可预期的和稳定的行为模式。这一行为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可见的行为。很明显，不可见的行为是别人难以预期的；(2)对可见行为的公认的阐释。关于这一点我要补充两条：(a)人们尽可以对行为作出极为不同的阐释，但只要这些阐释没有得到公认，它们就难以获得制度力量。任何制度条款都是在获得多数人的公认理解下发生其协调人群行为的效力的。典型的例子如交通规则，只有当人群的多数成员对规则作出统一的理解时，规则才可能实现其协调交通的功能；(b)对行为模式的新的阐释对制度创新是极为重要的。假如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居然对其既有行为模式作不出任何新的阐释，那么这个社会的创新和演进的力量必定已经消失了。观念的力量对制度发生作用，通过制度演变而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制度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之间辩证关系的关键环节，是合理性展开其自身的“中介”。

只是在这一节的结尾处，我才具备了回答这一节主要问题的条件：“知识救国”吗?我回答是：技术性的知识与一般意义上的“救国”无关。更进一步，如果没有协调分工的有效制度，技术性知识甚至无法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即便在“实业救国”的意义上也与“救国”无关。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最关键的字眼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第一生产力”，而是那个“是”字。在完成了上面这样冗长的论证之后，我们有资格询问：科学技术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

显然，自愿原则是那些有可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制度的第一个特征。这一特征的政治学意义就是“自由”。我们固然可以对“自由”作出许多不同的理解，却不能了自愿原则里面讨论过的对“自由”这一概念所概括的人们的行为模式的基本理解，这一基本理解应当、而且为了具有制度效力必须是公认的。让我补充两点：(1)公认的理解要求知识的“本土化”，这是很显然的，非本土的知识难以达成本土成员间的共识。一个眼下的例子是北约在科索沃事件中采取的强力干预，我很怀疑这一干预所依据的制度知识(哪怕它是关于“自由”制度的知识)能够被本土成员的大多数所理解和认同；(2)公认的理解要求阐释与事实的基本一致，这也是很显然的，那些明显地具有胁迫性质的规则不能被阐释为“自由”。没有人会认为限制了他呼吸通畅的某种外力是使他“自由”的力量[7]。

现在让我提出(在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意义上)可以“救国”的制度的第二个特征：协调分工的制度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下个人的努力是否与其回报紧密联系着。换句话说，权力与义务是否紧密地联系着。关于这一点我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补充任何东西，因为读者十分清楚传统中央计划体制是怎样失去创造力和效率的。或许我应当补充一点：即便是市场体制，也时刻面临着并且时刻在解决着如何改善激励机制和激发人们的创造力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个成熟的市场社会可以逐渐失去创新力量，例如70年代以前的英国。另一方面，有效地解决了创新机制问题之后，僵化了的市场社会可以重新获得生命力，例如当代的英国。

最后，而且在操作意义上最重要的，是有效率的制度的第三个特征：协调分工的制度的效率每时每刻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由于自然环境变动和由于人群心态变动导致的)新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制度安排使得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紧密联系能够以最小成本实现。这句话或许涉及较多的技术语言，需要进一步解释。让我引用我喜欢的张维迎举过的例子(经过修改)来说明这里涉及的条件。设想两个人分工的社会，假定其中一人在月光下挖土，另一人在树影下挖土。当这两个人谈判他们之间的社会契约时，最关键的条款之一是“由谁来负责监督全体人员的劳动，从而负责制定每个人的劳动报酬?”如果社会推举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来监督群体和制定每个人的报酬，那么，由于他必须花费很大精力才可能准确测算和监督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劳动努力，他的最优行为模式将逐步演变为：减少他所支付的监督努力，按照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总产出来决定他的报酬。这是因为挖土的总产出比较容易观察和测量。而对于每个人的总产出的测量归根结底要参照社会平均产出来决定其高低。换句话说，在月光下挖土的人只能参照他自己的(此处代表“社会平均生产率”)总产出来决定支付给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报酬。但是在这一“权利—义务”关联之下，假如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原本比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具有先天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例如天才或特殊技能者)，我们可以预言，这才能多半是要闲置的。因为按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决定每个人的报酬必定导致“平均主义”的报酬法则。这一法则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综上所述，一个效率高得多的制度安排是让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负责监督群体和制定每个人的报酬。道理很简单，由他来监督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的劳动，监督成本小得多，测算也准确得多，从而以很小的成本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紧密联系。关于这类制度安排的经济学分析，大多包括在针对“信息不对称”情况的“机制设计经济学”里面了。

上面讨论的制度有效率的第三个特征，其最重要的推论在于：一个制度的效率不能够靠任何一套普遍原理来保证，而只能依靠千百万社会成员追求效率的日常努力来保证。因为如上面的例子所表明的，命名权利与义务在较低成本下紧密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随着环境与人群的变动而处于永恒的变动中，没有任何普遍原理可以事前把握这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性知识里面的这类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对“技术”定义，具有技术性知识的特点，因为它们只针对具体的个别的事物，不针对普遍的一般的事物。在我的理解中，韦伯所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撑体系”，不是别的，正是这里所说的技术性的制度性知识。没有这些知识的大规模积累和不断创新，就没有“可计算的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里作为一种有效协调分工的制度的发展。

由于有效率的制度的效率依赖于大众的日常的追求效率的努力，我愿意以下面的命题来强调我在这一节里提出的三个特征在制度经济学意义上最为关键的环节：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励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追求效率的努力和创新。注意：这一命题所要求的制度安排是完全“自恰”的，因为它所追求的效率依赖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依赖于制度安排是否最大限度地激励了对效率的追求。在这样一个纯粹关注效率的环节里面，制度的“好”与“坏”不是我们关心的主题，尽管我们必须询问一个制度的好与坏。仔细阅读我在这一节里的讨论不难发现，这些讨论其实已涉及了制度好坏问题。例如，我讨论了“自愿原则”与“自由”的含义。但是对制度作道德判断毕竟已经超出了这一节的主题，应当放在另外的章节里讨论。

四、“人力资本”与人的“异化”

一旦以劳动者为载体的知识成为谋利的资本，劳动就开始转化为“人力资本”。也就是说，投资人以劳动者的知识积累过程(例如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自修)为投资目标，期待着将来从这一知识存量中获得大于投资额的回报。最早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经济学家们估计过就美国社会而言的这一“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大约为20％～50％，依样本结构而有巨大差异。不过，这一比率的下限仍然大大高于美国经济在常规情况下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10％左右)。由于这一超高回报率的吸引，成熟市场经济(美国、德国、甚至香港)的投资结构在1970年代以来明显地向人力资本方向倾斜。

下面我希望在我提出的“知识互补性”概念体系中解释一下，人力资本为什么比物质资本具有高得多的投资回报率。首先应当界定“资本”概念，这一概念曾经和仍然在引起广泛的争论，著名者如庞巴沃克与费舍之间的论战[8]，以及后来的“两个剑桥之争”[9]。

庞巴沃克以及整个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出发点是把“资本”看做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迂回生产方式(theround－aboutmethod)。“时间”在这一生产方式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迂回所用的时间越长，理性投资人所要求的回报率就越高。因此从实证角度看，一项投资的资本周期越长，就说明该类迂回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回报率越高。教育通常比物质资本投资具有长得多的周期(常规学校至少需要12年才完成中等教育，而最大的钢铁基地建设周期不过是5年左右)。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教育投资具有比通常物质资本投资高得多的回报率。

资本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费舍的“投资机会决定投资回报率”的理论。在费舍看来，一切事物，只要可以产生未来收益，就都可以成为“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由投资项目及各个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决定。假如我们把全部可能的投资项目(机会)按照回报率从高到低排列出来，那么最优的投资选择将从那些回报率高的项目开始投资，只在用尽了较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以后才逐次向更低回报率的项目投资。这样的投资安排一直可以进行到融资成本(例如向银行贷款所必须支付的利息率)等于投资回报率时为止。而融资的平均成本由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在现时与未来一切时点间的一般均衡决定。由这一均衡决定的融资成本也叫做“真实利率”，它的大小归根结底要取决于一个经济所提供的投资机会的多寡以及这些投资机会可能产生的回报率的高低。

在运用费舍的资本理论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判断“投资机会”及其“回报率”。例如，一般来说“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投资机会。可是如果受过教育的劳动与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具有同样的收益，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教育是“投资机会”。又如，当投资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里进行从而所涉及的风险非常高的时候，投资的帐面回报率就显得毫无意义，相当于接近于零的投资回报率。由于这些理由，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少得多(因为经济结构对简单劳动的回报与复杂劳动的回报没有加以细致的区分)，有保障的投资回报率也低得多(因为投资环境不甚稳定，产权制度不甚健全)。

让我总结和引申一下上面的分析：(1)对经济发展而言(知识稀缺)，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的回报率比物质资本投资的平均回报率高得多；(2)尽管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极高的潜在回报率，当社会政治环境不能提权保护时，或者当制度安排极大地扭曲了人力资本的价值时，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回报率可以大大低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3)如果国际间可以自由移民的话，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应当倾向于在各国间达到均衡，而在均衡状态下，世界人力资本将集中于成熟市场经济而不是发展中经济；(4)当国际间不可能自由移民时，从发展中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移民的劳动力将倾向于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5)基于与(4)同样的理由，从乡村向城镇移民的劳动力将倾向于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6)经济发达地区倾向于比经济落后地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率(即在总的投资结构里人力资本投资所占的比率)。

为什么就常规而言(即潜在回报率与现实回报率相符合)人力资本具有比物质资本高得多的投资回报率呢?我认为这是由知识的“人力资本”载体与“物质资本”载体之间的本质差异造成的。当一项知识从它所在的知识传统中抽离出来被装载到物质的或人力的载体里面时，它与其他知识之间的互补依照载体的技术特征而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例如以物质资本为载体的知识，一旦被物化为资本品，将失去可塑性(这是索罗，RobdertSolow，资本理论里的术语，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灵活性”，“创新性”，知识传统的“持续性”，“可发展性”等等)。而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则能够保持这样的可塑性。人不同于物的根本之处在于人具有创造能力，人的思维过程能够不断从简单事物的复杂连接突显出高度复杂的事物，并且至今为止人类大脑表现出的，是几乎无限制地将这一过程持续下去的倾向[10]。

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上面的例子：(1)如果物质资本最初被设计和生产出来时，就包含着利用知识互补性的初衷，那么任何两项知识的物质载体之间可以存在强烈的互补性。例如专用于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的打印机与计算机，它们分别运用时能够得到的收益的总和会小于他们联合运用所产生的收益。这样，知识互补性所隐涵的经济收益递增就通过将知识专有化为物质资本而得以实现。按照这一原理设计与生产的资本品，叫做“专有资本品(specificcapital)”，它们只能运用于特定的生产过程，通过该特定生产过程获取规模收益。因此，专有资本品虽然可以带来规模收益，它们所装载的知识仍然是不可塑的；(2)如果两项资本品最初设计时并不考虑到获取特定生产过程的规模收益，那么它们装载的知识项目很可能不具备强烈的互补性，或者只具备潜在互补性(有待未来知识进步将其开发出来)。这样的资本品叫做“通用资本品(generalcapital)”，它们单独运用所得到的收益的总和通常不会小于它们联合运用所得到的收益。于是这里没有因知识互补性而来的经济收益递增现象。当潜在的知识互补性被进一步的知识进步所开发出来时，要想通过物质资本获得这一知识互补涵着的收益递增，人们只能淘汰旧的资本品，代之以装载了新的知识的资本品。这叫做“资产更新”或者固定资产的“技术改造”，改造之后的资本品将变得更加“专有”而较少“通用”性。这样，资本品的可塑性将变得更弱；(3)当代技术已经预示着人类有可能制造“有创新能力的”机器(这符合“互联主义”的认识论)。假如这样的物质资本被制造出来成为知识的载体，那么可以设想，关于知识互补性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的关键问题将不再是知识载体是否具有“可塑性”，而是“创造性的知识”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人类利益，以及诸如此类的“目的论”问题。

以人为知识的载体，知识得以保持可塑性。这一命题成立的前提是人保持心智健全和持久的学习能力。丧失了学习能力的人不能成为知识的载体，只是在这一意义上，人力资本才需要被替换。通过可塑性，每一项已经装载到人脑里的知识都保持了与其他知识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互补性。换句话说，一方面，储存在大脑里的知识服从特定生产过程的要求，与其他既有的知识构成互补性关系。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可以进入其他可能的生产过程，与潜在的任何知识构成互补性关系，这就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人的“联想能力”。联想能力是人类学习与创新的基本能力，联想力与记忆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作用与反作用)说明了联想力与记忆力处于同等基本的层次上。

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带来强烈的递增收益，市场力量倾向于将人转化为资本品，从而在这一谋利过程中将人降格为物。这是任何关注人类状况的人都不能不关注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发展作为人的发展的物质条件，要求将人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当社会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时，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免除异化为“人力资本”的命运，享受“全面发展”的幸福，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则不得不接受异化的命运。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它要求我们在这两个对立的方面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点。一般来说[11]，经济越是发达，多数社会成员就越具备了条件从异化状态转向全面发展。但这个“一般性”绝不是自动实现的，它需要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求新的制度安排，不断寻求理想状况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平衡。正如我反复引述过的哈耶克的思想：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社会是鼓励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进行创新的社会。并且这一命题是自恰的。

我再强调一遍，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解决制度创新问题。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与社会成员的基本自由权利之间的某种相容性，自由的社会成员的创新力量常常能够把已经僵化了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灭亡状态下挽救出来。一个有生命力的市场社会永远需要马克思、福柯和哈贝玛斯这样的批判者存在，正如同它永远需要斯密和佛里德曼这样的辩护士一样。

五、“大同”理想下的“竞争”经济

如我在“经济原考”[12]中指出的，汉语的“经济”概念自始就含有“止于至善”和“以天下为己任”这两重人文涵义，而希腊文的“经济”最初包含着“劝告”和“亲近”这两重人文涵义。经济学的现代化使得“经济”在汉语和希腊语里面意谓着的这些意思逐步丢失，转化出“资源最优配置”这样一个纯粹静态的、道德的、非人性化的经济学定义。

经济学作为一门主要的“西学”，它的现代命运是从西方人的现代命运中生发出来的，那就是由胡塞尔(在“维也纳演说”中)提出并被海德格尔充分阐发了的“科学不思”。由于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从古代希腊的道德的科学转变为“分析的时代”的非道德的科学，科学不再认为关注人类生存状况是自己责任的一部分——“科学”沦落为“技术”，艺术的人生沦落为技术的人生[13]。尼采指出，西方命运的终结在于：和对信仰的真诚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最真理的追求和求知意志，而后者不可避免地转化为纯粹的虚无(作为表象的世界，上帝之死，存在的虚无)，从这一虚无当中不可避免地升华的，是知识意志掩盖下的权力意志(不再受神约束的权力)。于是世界向野蛮状态“复归”。

作为人类“物质生活”的特定形态之一的“市场经济”(我喜欢伯劳代尔的这一看法)，其制度特征是“谋利”。而把这一制度特征(把它的“逻辑”或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理性”)发挥到极限的(如伯劳代尔所论)，是被叫做“资本主义”的制度——市场经济的诸多可能形态之特定的一种。从社会契约层次上说，每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都要有自己的“物质生活”，为了丰富这一物质生活而要有自己认可的“市场经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例如西方人)接受“资本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极端形态。

当自由意志接受一种制度安排时，它所承受的代价是放弃一部分自由，但是如果它不打算放弃任何自由，它将无从实现“自由意志”所意味着的任何自由[14]。如果我们要在社会契约层次上讨论制度的“好”和“坏”(我觉得这是几乎唯一可行的评价制度的方式)，我们就应当试图判断：一个特定的制度是否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这一判断的另一种形式(都是“理性为自由立法”的形式)，是对历史演进的合理性的判断：一个特定的制度里面是否存在符合社会每一个成员自由意志的改进方向。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考查制度创新的案例，我们就会发现：创新的行为几乎总是以主体对现状不满开始，通过寻求新的意义，新的行为得以被社会接受。而新的意义总是对旧制度的一种批判。这样，只要我们承认“自由”具有最高的价值，我们就应当承认：“理性”对现存制度的持续的批判是制度得以保持创新能力和维护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的充分(从“自由”的最高价值导出其“充分性”)且必要(从逻辑上不存在压制“批判”的“自由”制度导出其“必要性”)的条件。

我觉得上面的这些条件大致足够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讨论源自西方的“知识”与“经济”，以及“知识经济”的时候，把这些西方观念所代表的“制度”放在一个更高的评价体系里来把握。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一把握，我们就实现了在这些问题上的“中国人的自觉”。

就理想状况而言，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备了“自觉”时，在特定时刻与特定场合存在着的制度总是由“社会博弈”决定的。所谓“制度选择”，根本上说不是任何“个人选择”问题，而是“社会选择”问题。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选择”(即社会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都只能通过“博弈”来实现。因为所谓“博弈”，就是信息交换与相互理解的过程，是主观意志之间达成相容性的过程，是“理解”从“主体的理解”转化为“主体间的理解”的过程。

我把上面描述的那种理想状况叫做“大同”理想。不错，我正是在这样的设想下展开这一节的论题的。所谓“大同”，就是“能合不同”。后者正是上面描述的理想状态下的社会选择过程。

至于这一节标题里的另一个词——“竞争经济”，我没有什么要注释的。这里应当强调的是这样一个(AnthonyDawn的)看法：当人们以自由为最高价值时，竞争性的经济制度永远比垄断性的经济制度要“好”。基于这一理由，也基于我对“大同”的解说，在“大同理想”与“竞争经济”之间便存在着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关联了。虽然我们认同“竞争性的经济制度”(反对垄断的从而必然倾向于腐败的经济制度)，但是当“竞争”与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的“大同”理想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加以修正的应当是“竞争经济”，而不是“大同”理想。读者尽可以批评我的这一立场，因为它显得如此不切实际。到底是“存在决定意识”呢?还是“信仰决定存在”?此处的讨论涉及到这一更高层次上的问题。

六、简短的结语

把“知识”简单地与“经济”相关联，这解决不了经济发展问题，因为“资本积累”始终是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内容。知识的运用从来也不曾改变过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后者与人类状况(人在其中被异化的程度)的关系由生产的目的决定，只要生产的目的仍然是生存性的，就必定存在着劳动的异化。社会选择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具有主体意志的社会成员得以找到与每一个“他者”意志相容的行动方案，这样一系列行动方案(均衡的行为选择)以及对它们的阐释塑造了特定社会的人类生存状况。健全的生活方式总是既承认物质活动的必要性又对人的异化加以批判的生活方式。

注释：

[1]转译自J.B.Schneewind编译MoralPhilosophyfromMontaignetoKant，Vol.Ⅰ，“Leibniz”，pp.313—330，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方括号内英文及中文为我所加。

[2]参见例如“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

[3]详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各篇有关“知识”定义的文章。

[4]详见我写的“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及反思”，《经济研究》1994年。

[5]参见我写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7年2月。

[6]关于这一论题的权威的和冗长的讨论，参见HannahArendt,TheLifeoftheMind，vol.Ⅱ，“Willing”，HarcourtBrace,1971；以及RobertNozick,PhilosophicalExplanations，Chapter4,“FreeWill”,andchapter5,“FoundationsofEthic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

[7]为了“最终的自由”而实行强迫，这是很值得怀疑的论证方式，不过这里无法展开讨论，读者可以参考哈耶克的著作。

[8]参见Bohm－Bawerk,PositiveTheoryofCapital,1889；IrvingFisher,TheTheoryofInterest,1930。

[9]参见MarkBlaug,EconomicTheoryinRetospect，5thed.,CambridgeUnviersityPress,1996。

[10]参见我写的“面向综合的时代”，《回家的路》。

[11]参见上引“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及反思”。

[12]参见《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1996。

[13]参见我写的“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涵义”，《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制度经济制度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制度本质上是人们设计出来用于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其基本功能就是规定、调节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制度的作用。

一、制度本质上是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

制度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行动准则。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一套制度规范来调整和维系。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用于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制度本质上是人们设计出来用于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其基本功能就是规定、调节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对立和摩擦会变得很频繁，经济社会不可能达到健康发展。因此，在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制度的作用。

1.制度是现实社会关系中不同人们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社会分层加剧、社会关系复杂多样，如何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可循，制度在此就提供了准则。在经济发展中，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起基础和保障作用的是制度建设。

2.推进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度建设保证。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也就是能够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二、深刻认识目前我国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经济发展中的人本诉求迫切需要完善制度，而制度建设则为经济发展的人本目的提供有效保证。建立一整套在各方面更加定型的制度，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处就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己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但是，实践的新发展对我国社会制度化水平提出了实质性的新要求，而当前制度的供给状况与对制度的更高要求形成明显反差。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改革响应不够及时，制度创新相对滞后，甚至在实践中造成了障碍。具体体现在:

1.形式制度与实质制度之间的反差。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表象来看，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具体制度看似比较完善，基本覆盖了所有的领域。但在现实中，这些名义上的、正式的、显性的制度规范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真正引导和约束人们行为的往往是那些背后的、非正式的、隐性的“潜规则”。

2.制度的内在协调性与现实冲突之间的反差。完善的制度是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的有机体系。

3.制度的公众本位与部门本位之间的反差。制度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其根本出发点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些部门在相关制度设计过程中，局限于自身部门角度而缺乏全局考虑，以部门利益来支配制度设计，将部门权力尽量扩大化，而将服务公众的责任尽量泛化和缩小，以至于这些制度成了他们“权力寻租”的“法宝”。

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这就要我们紧紧把握制度改革的时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化水平。

1.要注重制度的整体设计和协调推进。要根据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关联性、综合性日益突出的趋势，着重从全局和整体层面来设计和推动制度改革。要在总结以往制度改革经验与教训、把握制度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对制度改革的步骤、方式、整体布局做到科学规划，使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相协调，使制度改革的设计、制定、实施、监督等程序和环节相匹配。

2.要切实突破制度改革的部门本位。要着眼于克服部门本位及主导的弊端，对制度设计和制定的程序进行必要的调整，同时切实加强立法机构的能力建设，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制度设计的范围和途径，保证制度设计和制定的公平正义性。

3.要从程序上保证公众的广泛参与。制度设计和制定最基本的原则是以人为本。在制度设计和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增强透明度，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通过完善政策、法律等制定的程序，让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都有充分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和渠道，使每一项制度的推出能经过广泛的上下讨论，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为发扬民主的过程，成为推进法治的过程。

三、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制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范畴，可以从多学科、多角度来加以界定。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制度，一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准则体系以及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准则、规章的活动即制度建设。T.W.舒尔茨在将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时，又指出这样的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

四、结语

制度要真正能够充分发挥效应，应当是与经济社会现实契合。可以说，对要调整的对象认识得是否清楚，关系到所制定的制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实现预期目标。为此，应当按照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理念，跟踪经济社会的变化，精心地、持之以恒地进行制度建设，以使制度日趋完善，更加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3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制度理念需要系统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特征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理念的创新。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核心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二是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模式是行政组织系统，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基本上形成行政等级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便于中央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指令的下达，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时期比较适合。知识经济的人力资本的集约经营需要的组织结构不是行政等级型，而是横向合作的自治契约型。国民经济管理致力于在企业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建立大量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法律社团、文化社团等非营利的第三部门为自组织网络，承担建立法治经济秩序的责任。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宏观秩序责任可以交由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承担，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民主，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一定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企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依法进行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保障。新型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注重的不单是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更注重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微观主体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棋子，组织结构不只是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而是为了微观与宏观主体的聚合能量的最大化。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一经济人假设的真实程度

“经济人”在学术界曾备受非难，皆因为传统经济学理论对经济人的特征---“自利”的动机和“理性”的行为的狭隘解释。批评者认为：（1）经济人模式只考虑个人主义的利益，从而排除任何利他主义的动机，因而是一种不完整的个人行为模式；（2）这种模式不考虑社会习俗与传统对个人的偏好和选择的影响，忽视了个人与他人所保持的社会关系。

作为对这类非难的反应，经济学家已经拓展了“自利”和“理性”的范围。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把对他人福利的关心，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之中。2．把尊循习惯、传统规范和法律等制度，视为一种有助于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理。

这两种拓展无疑是有价值的。一旦把“对他人福利的关心”作为一个变量而纳入自利者的效用函数，我们就无需为了容纳“人们有时会把社会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事实而以某种“伦理人”观念来取代“经济人”。我们在理论所需要作出说明的，仅仅是：（1）把名声、友谊、爱情、尊敬、自我表现、权力等等“非经济的”效用源泉解释为个人效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一种有约束的、开放的效用函数；（2）把诸如社会规范、道德准则等约束机制的存在视为是生产“受人尊重”这类个人的“社会价值”或“互惠”的方式和手段，因为遵守它们符合个人的自身利益。

严格地说，这里所谓“对他人福利的关心”是一种有条件的利他主义，或曰这种表面的利他主义行为源于个人的自利倾向。因此，这是一种“开明的自利”。在人类生活的“利他”领域中，得到极丰富表现的，正是这类行为。经济学家能够对这种行为作出很好的解释：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行为（杨春学：2001，）。

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真正利他主义行为，是不企求相等的回报、或者连任何期待回报的无意识举动都不曾有过的、纯粹为他人考虑的行为，是一种无条件的利他主义。无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只意味着自我牺牲（从而得不到强化），为什么也能存在呢？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学确实无法解释这一问题。不过，这并无损于“经济人”假说。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理性地支持与“开明的自利”吻合的立场（这类利益往往是微妙的、遥远的，而促进这些利益的政策往往是复杂的、甚至是尝试性的）。然而，自利的力量以及它在复杂的社会经济领域里几乎难以置信的精细微妙，一方面促使经济学家力图寻找明确的或隐含的价格在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促进这种利益的政策努力有时往往会产生出难以预料的结果。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得不面对现实，力图以“因势利导”的原则来设计制度，以阻止自利力量的放肆妄为。

对我们在这里的论题而言，经济学的现有解释已经足够了。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意图，将借用HarsaynI的两个概念---个人的私人偏好与个人的伦理偏好，把理性概念从个人的私人偏好拓展到他的伦理偏好。私人偏好是个人用于作出日常决策的偏好；伦理偏好是个人必须权衡某一既定的决策对其他人的后果时所使用的偏好。

二经济人的私人偏好与制度设计

我们不敢说经济人可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含义，但它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特别地，设计制度时，只有假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只进行纯粹个人主义的成本与收益计算的经济人，且缺乏足够的理性，我们才可能设计出一种一视同仁的正规制度。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预设，但这种设计绝然不同于直接了当地把人塑造为野兽的设计，不同于对追逐最大利益行为不加限制的设计。

在这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或应该是）完全由自利的动机所驱策，而在于社会能否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法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没有谁可以宣称比当事者能更好地判断其自身利益之所在。这不是说“经济人假定”认定人们有足够的理性去追求开明的自利。相反地，这一假定认定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谨慎地或经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简言之，个人所获得的报酬不取决于其目的之好与坏，而仅仅取决于其行为结果对其他人的价值或贡献；而且，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受到他人的检验和纠正。在这种强制的行为限制中，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可能会推进整个社会的福利。

把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从市场扩展到制度环境的分析，旨在估价强制的结构（即“规则”），最终目的是重新设计和改革，以确保在利用明显的互利关系上增强制度的效率。只有假定所有的人都是经济人，并分析经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关系，才能规定出适宜的法律限制，从而把追求私利最大化的行为纳入互利的界限之内。特别地，赋予统治者之权力的规模与范围绝对取决于对相互作用模式的分析结果。以这种经济人观念为原则推论出的社会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一种使坏人所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最小化的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出道德高尚的“好人”来操纵政府和治理社会，也不依赖于个人的偏好或好恶。这种制度将通过芸芸众生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来发挥其效率作用，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能给所有的人以“法治下的自由”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只给“善良、聪明人”以自由。

在这方面，中国的法家思想，西方从近代的霍布斯、休谟到现代的布坎南，都有不少精辟的解释。中国古代圣贤韩非子以朴素的语言指出，“今贞之土，不盈于十（这已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棗笔者注），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法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民主之迢，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这种认识体现出古代法家的一种健全理智。在近代西欧，像休谟这样的经济学家已早已指出：“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很大。不这样的话……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保障。因此，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这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休谟：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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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实践的历史中，对这种预设的清醒认识，首推美国开国元勋的制宪活动中。这些立宪者中有政务要人、商人、律师、种植园主兼商人、投资者等等。他们在市场上、法庭和立法机构内部、以及财富和权力受到青睐的幽径、通道中目睹了人类自利本性的各种表现，对人类的罪恶和无可救药怀着一种鲜明的加尔文教意识，并深信霍布斯关于人类自私好斗的判断。在他们看来，既然人类是无法改变的追求私利的动物，就不能求助于人类的克制能力，而必须以恶制恶。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他们设计出并实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其目的在于使政治决策过程不依赖于任何官员的单纯动机、意愿和道德品质。

即便如此，美国的宪法也是利益集团朴素斗争、讨价还价和妥协的产物。正如查尔斯·A.比尔德在其《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宪法不是所谓‘全民’的产物”，在制定和通过宪法的过程中，“经济力量是原始的或根本的力量，而且比其他的力量更足以解释现实”。虽然美国宪法的制定者本身就不能摆脱自身利益的约束，但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承认自利的力量，并且巧妙地加以运用，从而把一个新政府建立在唯一稳定的基础——经济利益之上。

反观中国的政治制度历史，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中国的传统中存在着类似的法家智慧，但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不讲法治的儒家思想。这种非法治思想的基本态度可以用孔子《论语为政》中的名言“为政以德”来概括之，其实质在于政治的道德化。相信人的内心有无穷的道德力量可以发掘，把这种信念引入政治领域，化政治问题为道德问题，以为依靠思想和道德的力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便是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核心。正是这种把治国大计转化为道德问题的做法，暴露出中国传统政治模式---人治-吏治模式固有的致命弱点：皇帝的贤明和官吏的廉正无法依赖外在的制度来保证，相反，倒是个人的内在品行，修为可以决定政治制度的存废。这并不是因为外在的制度不足以约束个人行为，而是因为那种可以有效约束个人行为的外在制度从来没有建立起来。虽然历代帝王都极为重视法典的修订，并为掣肘臣属而在官制的安排上颇费心智，但那不过是弄权的结果，法律从来不是权力的基础，至高无上的皇权反倒成为法律的源泉。官吏自然应该服从法律，但不必对法律负责，因为他们的权力是上级的恩赐，而非来自法律（梁治平：1997）。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一)社会思想僵化，缺乏自由民主，盛行

社会思想的僵化，缺乏自由民主。生产资料的全部公有化，个体必然没有选择地被狭隘集体化。在这样的体制下，所产生的就是绝对的人身依附———个人是集体的附属物。经济上的绝对依附使得个体没有私有财产权，这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权。财产权是生存权、自由权的基础，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正如洛克在天赋人权论中强调的:没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权和话语权，也不会有政治民。因为经济的绝对依附，个体所做的只有服从的义务，而不是民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更谈不上创新。社会思想文化单一化，统一集体化，社会也就不可避免的走向倒退。盛行。当个人在政治与经济上完全依附于“集体”，集体高于个人，集体用行政的高压手段控制个人，就会产生高于一切的集体利益。而这个“集体利益”不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而是“某一个人的利益”。集体利益成为特权者的代名词，最终得到发展壮大的是，强化的是行政权力。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思想被禁锢，个人的自由个性被压抑，社会衡量标准一切以权威之是非为是非，将长官的意志奉为真理。所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盛行，也愈演愈烈。

(二)生产效率低下，社会全面退步

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一旦个体被迫的进入“集体主义”下，就表现为“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这种形式上平均主义实质上并不公平。当大家做好做坏所得到的结果都一样时，实际上是勤劳多干者的劳动果实被懒惰少干者“公平的平分”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必然是懒惰的人越来越多，而劳动成果却越来越少。经济效率低下的不可超越。正如马克思所言:“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认，向贫穷的、粗鲁的和没有欲望的人———这种人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违反自然的单纯性的倒退”我们说所有的资源都平均的归大家公有，那么实际上人们将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不难理解这种物虚拟化所造成的后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公有资源的不负责任。如果每一个农民都可以在河里捕鱼，只要能到手，那么他们就会尽可能的多捕。因为是公有的，谁都可以去捕，哪怕是竭泽而渔也心安理得。那么本就稀缺的资源更加严重，这将对资源是巨大的浪费，最终结果准确地讲，就是共穷。这种物质的严重匮乏导致的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的情况，必然会出现马克思所言的那样:如果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那么“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生产力发展缓慢，是一切社会病状浮现的根源。在这样的体制和状况下，政府官员又必然会以集体的名义直接操纵社会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生产资料名义上虽然人人都是所有者，但这实践上普通老百姓却一律“平等”的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社会主义越搞越穷，初衷和最终结果渐行渐远。

二、理论的重新认识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本指针，主要在于中国的内在需求“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一般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针对一定的问题写成的。这些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应用必须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果对理论理解断章取义，那么实践的结果将是南辕北辙，再多的努力也是“反作用力”。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高度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经过漫长的，高度发展的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在仰望“共产主义”星空时，更应该脚踏实地了解中国的实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现实问题不是消灭商品经济，更不是超越商品经济，而是连最起码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都没完成。我们要做的不是建空中楼阁，而是补基础，不能不顾客观规律，人为的去创造“集体”，建立了一种富有空想色彩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所谓“集体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是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创造的，其实质就是将自给自足的权力控制的自然经济形态强行推广并普及到整个社会。正如顾乃忠所言:“如果说一个民族处在群本位阶段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它处在历史的‘幼年时期’，那么，如果一个民族不意识到自己处于‘幼年时期’，反而为幼年时期的无知辩护，那可能比‘幼年时期’还要小三岁。中国文化转型的最大障碍不在于自己处在群本位的发展阶段，而对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的不自觉”以幼年期的意识去反对成年时期的意识，这样的民族是不会有历史的。人为创造的集体里的个体是没有活力的。这样的个体是被迫的，没有自由和个性的。没有个性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没有创造力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切创造性都是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如果社会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无足轻重，不负责任，那么这样的集体是没有生机的，这样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当共性过于对个性的制约时，这会摧残创造力，阻碍社会前进的，是专制主义社会。这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集体主义。真正的集体是以每个人充分自由发展为前提，个人与集体是内在和谐一致的，为的是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不是“某个人”的发展。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是统一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唯一标准。共产主义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社会为个性的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个性尽善尽美的展现出社会的共性。中国的发展必须遵循中国的客观实际，不切实际地违背了历史发展否认规律，注定是失败的。人类如果没有实现商品经济而不顾客观规律，仅凭主观愿望跳跃到产品经济，这只能是历史的倒退，本质上是全面退回到亚细亚社会。

三、市场经济是必然选择

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力落后的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关键是要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人类活动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还是要落到人的解放这一核心上来。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自由，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关键在于打破人身依附关系，打破被束缚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死板的集体主义的大锅饭。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生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体制，关键就在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去掉个体束缚，让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是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之所在，只有依附而没有独立性人格的个人组成的社会，是没有活力、创造力和生产力的。个体因为约束而失去活力，这个群体的生命力也必然衰竭。只有个体的自由作为集体的基础，让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实现社会公平与高效率的统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体只是狭隘群体的附属物而存在，自由的空气匮乏得令人窒息。一个本来属于集体的有机部分个体被硬生生地从其统一体中分割出来被孤立对待，这使集体变成了抽象物同个体对立起来，最终造成自我的不断丧失成为发展集体主义的唯一途径。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性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主选择并自我负责，在自由与责任同在的价值理念上，享受主体权利并勇于为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负责的义务。当个人价值得到尊重时将有利于个体增加对社会的感情和自我的主人翁意识，同时提升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社会的凝聚力。而由这样千百万自由个体所组成的社会能够释放出的能量是巨大的，潜力更是是无穷的。它必然会激发出更大的民族活力，最终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共赢。

(二)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让每一个人的潜在能量都最大的释放出来，其核心就是要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秩序，而平等与自由是商品经济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形式的基础。”交换的前提是每一方必须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方可，此即自由，货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商品交换中与身份无关，彼此平等。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冲突与利益的协调需要法制的规范。只有自由的个人才会承认别人的自由，主体思维价值在商品的交换中“自然”而“默契”地形成平等自由法制的社会共识，最大限度的符合人们意愿并且公平正义秩序也逐渐表现出来。自由平等法制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市场经济形成的是一种文化伦理，那么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就是一种制度保障。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所以解放生产力就是要解放个体，其关键是打破僵化体制。在传统的“集体主义”下，这种解放是不能实现的。“它作为封闭式经济，不能不具备封闭式经济的最根本、最主要的特征，这就是劳动和物质资源即生产要素的直接分配，它作为社会范围的经济，劳动和物质资源又不能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分配，而在全社会的范围是难以进行直接的、非市场的分配，这就是矛盾。我们所说的社会经济结构失衡、效率低下，以致产生腐败现象等等，就是这个矛盾的结果”正因为这种不可避免的根源，传统体制必然是没出路的。市场以其巨大的穿透力将束缚个人发展的各种狭隘封闭的群体击得粉碎，从而使个人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及精神解放，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分化，经济组织又与政治组织分开。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及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属性，是解放生产力的最现实最理想选择，所以我们需要变革，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四、结语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市场经济是孕育政治文明的温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自由、平等、法制的价值理念。中国在实现经济的腾飞时，民主政治建也开启了新时代。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制度；体育竞技制度；同一性

Abstract:Anewthesystemeconomic''''sangle,thesportsathleticssystemandthemarketeconomysysteminaspectsandsooncorevalue,formcharacteristic,basicprinciple,movementrulehastheidentity,discoveredthatthisidentityandpromotesthetwo''''sbenigninteractionpositively,notonlytodevelopssportstheculturalfunction,topromoteourcountrysports''''developmenttohavethepositiverole,andhasthepositiveculturalinfluencetoourcountrysocialistmarketeconomicsystem''''sconsummation.

keyword:Marketeconomysystem;Sportsathleticssystem;Identity

前言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体育发达的国家，往往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体育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体育规则与市场规则具有同一性。由此产生了体育文化与市场文化的双向互动效应。发现这种同一性并主动地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建构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促进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一、“制度”的本质和一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进行着举世瞩目的深刻的制度变迁，而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构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因此，探索制度创新，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创新的文化动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体育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社会渗透力最强的文化形式，探索体育竞技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相关性及其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显然应当成为体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一切应当从“制度”的概念说起。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抑制人际交流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人类交往规则。“制度”的首要功能是协调人的行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可靠合作，增进秩序。在无制度或制度失效的情况下，社会就会混乱无序，社会交往必然代价高昂，信任与合作必然趋于瓦解。[1]例如，没有规则，无论有多么出色的运动员和体育运动设施都不可能组织起一场体育竞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结构包括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基本价值信念和伦理、道德习俗。[2]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包括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前者是由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包括习惯、伦理道德和习俗；后者由设计而成，并有违规制裁机制保证其执行的法律、条例和成文规则。就体育而言，前者指运动员、裁判员的行业习俗和职业道德，后者指市场经济的法律和规则。两种规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一种制度体系能够达到两者的高度统一，那么将最大限度地实现制度效能，节约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

有效制度的最本质特征是普适性，它包括三种含义：第一，它必须具有普适性（一般性），即不应在无确切理由的情况下，对个人和情境实行差别待遇。它必须“适用于未知的，数目无法确定的个人和情境”。反之，如果制度具体而非抽象，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亲此疏彼，就无法很好地发挥节约知识搜寻成本的功能，导致行为的低效率。第二，它必须在两种意义上具有确定性：一是可以认识性，公民应能清晰地读懂制度信号，二是能就未来的环境提供可靠的指南。第三，它必须具有开放性，可以不断改进，以便允许行为者通过创新活动对新环境作出反应。[1]

一般说来，普适性特征在禁令性规则中更易于得到保证。它意味着制度适用于一切未知的任何情境，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无人高踞于规则之上。如果制度违背了普适性，那么就会削弱对规则的服从，削弱制度的协调性和规范性，例如，如果对高官和富人采取不同的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警察可以违反交通规则，不受任何惩罚，如果法律对政府官员比百姓宽松，如果球星犯规不能得到同其他球员相同的判罚，那么，对制度的自发遵守就会衰退，当然无疑会削弱制度的效能。

二、体育竞技规则与市场经济规则的同一性

毫无疑问，体育竞技规则与市场经济规则从规范对象、规范目标，到规范主体和规范结果都不相同。然而，从形式上来说，它们都属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行为、促进人们相互协作的“制度”，两者之间不仅在正式制度上形式相同，而且在非正式制度的基本价值信念上有着惊人的同一性。

1.体育规则和市场规则都反映了人类的基本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不同于他人的目标，但是，这些各不相同的目标背后却体现了人类共同追求的基本价值。它们是所有人自觉不自觉地信奉的价值信念。这就是自由、公正、安全和平和经济福利。其中，除了经济福利价值外，其他价值都共同体现在体育规则和市场规则之中。

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自由主要是指免于任意强制，在普适性法律约束下自我选择、自我负责、自主追求幸福的自由。市场经济规则和体育竞技规则恰恰为自由设定了法治框架。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人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这种规则是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的，因此，它体现了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公正原则。这种平等不仅包括了主体人格上的平等，而且体现了程序上的无歧视原则。这种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就是公平或公正。

同时，体育规则与市场规则所设定的秩序反映人类对和平的追求。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人们解决利益纷争的方式主要是暴力方式。尽管掠夺、战争等暴力行为贯穿人类的历史，但不否认人类同时始终如一地追求着和平，因为和平才能保证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繁荣。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种排除暴力的和平的自由竞争，是一种最有效的“生财”方式，是惟一能由个人自利行为促进公利结果的制度方式。体育是人的原始攻击本能的文化宣泄，是一种和平的平等竞争，人类暴力潜能的文化升华，是提升所有人生命质量和能力的游戏。竞技主体是“对手”和“朋友”的双重角色组合。体育与市场都使人的趋利倾向和暴力潜能得到了对社会和他人有益无害的文化实现，你死我活的暴力竞争变成了和平的竞争，所以，体育和市场集中体现了追求和平的人类的基本价值。

2.体育竞技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首先，体育竞技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都奉行主体性原则。赛场与市场一样，运动员与厂商和顾客都是自主决定、分散决策的主体。在赛场上，运动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制胜目标；在市场上，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主体，消费者也自主选择，拥有消费者，所以，都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本质。

其次，都奉行“规则至上”的法治原则。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反对经济特权和超经济的政治强制；市场经济要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体育竞技也是如此。在比赛中，无论是什么国家和民族的运动员，无论是明星大腕还是无名小辈，都必须遵守竞技规则，一旦犯规，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正是这种法治原则才推动了体育竞技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市场经济的不断跃进。

再次，都奉行自由竞争原则。商场与赛场一样，都具有准军事性质，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没有竞争就没有体育，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这种竞争是自由的，不应当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例如，奥运会接纳所有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的种族、性别、经济文化水平、国家大小、意识形态差异的限制。市场经济以无壁垒限制的完全竞争为理想状态，以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为先决条件。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国际化。

最后，都奉行追求卓越原则。“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集中体现了人类自身不断地自我超越的精神原则。市场经济制度的原则之一是优胜劣汰。只有优胜劣汰，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佳使用效率。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如果不在创新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就会被淘汰出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赛场是市场的微观模型。

三、体育竞技模式对市场经济模式建构的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是，许多微观制度还须创新性建构。已经建立的制度规则，急需非正式制度的文化支持，才能达到良性运行。由于市场经济模式与体育竞技模式具有同一性，因此，体育竞技模式对市场经济模式的建构具有突出的示范作用。体育竞技规则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变得非常严密和科学，形成了高度国际化的完善制度系统，可以成为当之无愧的示范模型。

仅从人所共知的球场模型来看，足球赛场是由运动员、裁判员、球迷（观众）、媒体、足协等5个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竞技主体是对阵的运动员，他们在正式、公开、透明的比赛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竞争，裁判员根据规则时刻监督着运动员的活动，一旦发现越轨的机会主义行为，立即根据情节实行不同程度的惩罚。裁判公正是球员水平发挥和竞赛顺种进行及结果公正的关键性因素。一旦球员打假球，在裁判员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观众会实施监督并通过大众传媒进行非正式惩罚，并且敦促足协实施正式惩罚。如果出现裁判“寻租”现象，即裁判与球员合谋的“黑哨”现象，对方运动员可以向足协申诉，对之进行正式惩罚，观众自己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对之实行广泛的非正式惩罚。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运动员，政府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和裁判员的统一。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保证政府官员不吹、不敢吹“黑哨”的机制，并且形成责任明确、循环制衡的监督机制，消费者大众和企业也可以“告官”、控告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大众及大众传媒有权利对企业和政府官员实行广泛的监督，并具有制度保证，这样才能真正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体育竞技规则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主动地通过适当的教育和传播方式，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中的示范作用，将对我国的经济转轨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2,148.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教学目的是什么？这是思考《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前提。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先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培养品行良好的资产阶级社会公民或新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人，这一见解合理地提出了培养品行良好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的教学目的。不仅《西方经济学》教学有其前提，而且《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只有明了《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前提，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保罗·萨缪尔森在《一个折中主义者的宣言》中称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是“有限的折中主义”，这一“有限的折中主义”的前提是“现代混合经济”[1]21,23，这就是一个证明《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的证据。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漫游了经济学领地之后，我们的心得是，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点已为经济史所证实。”[1]22同样地，根据社会存在是历史的产物的原理，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说，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第一，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这是马克思在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反反复复地向人们证明的一个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而表明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经济学理论的资产阶级立场。第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林毅夫、蔡、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认为，传统的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而做出的选择，这就证明了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①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实现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在生成之中。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了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工业生产力和城市生产力有了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没有可供减轻甚至避免这些问题的措施可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人们没有摘要：在国家密切关注下，为进一步提高高校学生学习的时效性，教育部对高校课程的深化改革已经全面推进。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质量是评定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而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评价又是评定教学质量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文章就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评价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对策。关键词：思想政治课；教学评价；问题；对策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153-02彻底学会。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一定要着眼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即我们生产和生活于变化中的经济制度，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

从人类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比较起来，显然是初升的太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意义在于，人们在见证了西方经济学在预防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缺陷之后，开始了进一步创新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的过程，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机会。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传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大学生，只有明了人们生活于或者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即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性），从而有历史感；只有明了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对新一代经济学人创新思维的挑战，从而有创新能力，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才能实现其教学目的。

二、教学内容：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学内容构成教材，教材内在地有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和内部逻辑的一致。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教材”也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当下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正经历着变化的经济制度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们借以分析这些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之后，我们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问题。在《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据历史的顺序考察，它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就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而言，这第一手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如此，这三个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成的前提，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挑战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这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为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又是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所以，我们要选择借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的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现为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体系的分析。显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的教材，在研究和叙述这一主体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应对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分析。这样的教材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有学者研究认为，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改革有的问题，特别地，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丰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使西方经济学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科学。而笔者认为：第一，以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展开《西方经济学》教材；第二，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同于欧美的经济问题，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同于欧美的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可以直接选用引进版的欧美《西方经济学》教材[2]。

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创新思维

提高中国学生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思考中国经济问题的能力，就不能不从中国的当下经济社会实践的方向———科技创新———出发。科技创新的经济社会实践方向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如下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即社会生产力创新的问题；第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问题，即社会生产关系创新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必须主动地回应这些问题，这就必然引起《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创新。只有创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我们才能培养出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一代经济学人，从而回应当下中国以科技创新为方向的经济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后金融危机时代创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大体说来，有如下具体内容：（1）营造教师平等地参与和引导学生小组研讨交流的氛围。教师提前设计方案，要求学生自主阅读学术论文、参与学术论文研讨或者撰写学术论文。学生自主在课堂上交流自己的学习成果,锻炼学生的知识运用、技能训练、语言表达和归纳总结的能力，教师则以提问题的方式平等地参与和引导学生的研讨交流[3]。（2）营造教师创新教学的氛围。激励教师把精力集中于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基本思想的理解应用，激励教师把精力集中于学生质疑批判、归纳分析和概括提炼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实际指导。激励教师从理论研究和问题分析中概括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根据理论案例和实际案例设计训练方案,使学生在实践训练中贴近现实、贴近时代。一句话，营造学生创新学习的氛围。鼓励学生以小组形式创造性地研究,鼓励学生提出新问题和新见解。

经济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天籁之声的曲名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实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这部2012年的国际畅销书，回答了任何不无趣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都会为之兴致盎然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极度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却异常贫困？国家为什么会兴起，而有些一度勃兴的国家为什么又会衰败？

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无数智者贤人为回答这些问题而殚精竭虑，答案也五花八门，包括地理民情、资源禀赋、宗教文化、精英抉择、政策制度等等，不一而足。面面俱到但却蜻蜓点水并非西方智者的思维和论述方式，而剑指最重要影响因子，方显分析功力。当代新制度主义智者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剑芒，寒气逼人。透过比较历史政治经济学分析，二位合修的大气磅礴之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揭开国家贫富兴衰的谜底：第一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还是制度！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于2012年春由知名出版商兰登书屋的子公司皇冠商务出版，一时间在西方的财经界和读书界激起阅读和阅听热潮。大大小小、新新旧旧的各路媒体刊载无数书评，书评者既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包括知名学者和畅销书作家。

事实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也曾在中文世界引起过一定的关注。不仅有相关读书会、书评和论文详尽讨论此书的学术思想，而且还有论者干脆以《国败论》作为此书中译书名，以推崇其堪与《国富论》相比肩的思想和写作功力。该书英文版出版后不到一年，其繁体字中译本就在台湾出版了。但令人意外的是，该书简体字中译本直到2015年5月才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印行，且有所删节;更令人扼腕的是，原书目录每一章正标题下大多有一两句话的副标题，醒目点出该章的核心内容，但不知为何，这些副标题在简体中译本中都删除了。《国败论》共有15章，第13章是点睛之章，正标题为“今天，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唯其副标题仅有三词：“制度！制度！制度！”可是，黄钟大吕之音，却在简体中译本中泯然无存。

尽管姗姗来迟且黯然失色，但《国败论》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依然及时。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而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有赖于制度变革的深层推进，却已成为举国智者忧思的焦点。作为比较发展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杰作，《国败论》的如椽巨笔揭示了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和国家衰败的充分条件，为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展政策的研讨和制定，确立了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思考框架。毫无疑问，对于所有关心华夏兴衰的学者来说，这本书（无论哪一个版本）都应该出现在一个触手可及的地方。 比较发展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智者

《国败论》在西方读书界取得的巨大成功，与阿西莫格鲁的学术号召力不无关系。这位冉冉升起的巨星，在国际经济学界真可谓无人不晓，在中文经济学博客中也常被称为“鲁神”。鲁神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系的讲座教授。这位1967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亚美尼亚家庭的聪慧学人，25岁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次年被MIT挖角，并在33岁时晋升为正教授，37岁时荣升讲座教授。

对经济学江湖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MIT稳居五岳之列。在如此声誉崇隆的学堂仅用十年多时间就晋升为讲座教授，非有过人的成就而不可能。事实上，鲁神的学术成就，那是相当的过人，简直可以用彪炳、强悍、神奇来形容，在中文经济学博客中也常见“巨牛”、“超牛”之类的礼帽。自2000年以来，鲁神每年以5篇-10篇的频次在顶级国际学术期刊上（试比较一下，中国众多顶级大学所有社会科学学者在顶级国际学刊的年总量多不足20篇）。尤其突出的是，近十年来，鲁神稳居世界引证率最高的前十位经济学家之列（多排在第五、第六的位置），而且其引证宽度（即考察引证者所的亚学科范围）的排名更是稳居前五，足以凸显出其学术影响力之强和学术影响力之宽。鲁神于2005年荣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克拉克奖，该奖有“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誉。鲁神的产量如此之高，难道真是他一人所为吗？据说在克拉克奖颁奖仪式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大牛曼昆调侃说：“达龙，你的神秘双胞胎该出场了。”

依照中国人的概念，年龄不到半百的社会科学学人均属青年。2006年，年仅39岁的鲁神当选了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2007年，鲁神又荣获了匈牙利拉兹洛高等研究学院约翰・冯・诺依曼奖。诺依曼是一位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熠熠生辉的名字，他在数学、物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气象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科学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称为“计算机之父”、“博弈论之父”。以这位科学大师名字命名的奖项，自1995年颁给那些为“精密社会科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国际学者，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声誉之隆，不亚于诺贝尔奖。鲁神终将荣膺诺贝尔桂冠，这在国际经济学界早已是随处可闻。

鲁神的长期合作者罗宾逊1960年出生于英国，其父曾任英国派驻多个殖民地的官员，罗宾逊自小就随父亲在加纳、尼日利亚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地生活。2004年以来，罗宾逊一直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并在2009年荣升讲座教授。尽管罗宾逊在鲁神的阴影下多少有些星光黯淡，但他的光芒已经开始在学术界四射了。2012年，罗宾逊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2015年2月，罗宾逊被芝加哥大学挖角，荣膺大学讲座教授，在该校的哈里斯公共政策研究院任教。

鲁神和罗宾逊都接受了经济学的正宗修习，但其学术修为恰互有长短、刚柔相济。经济学的无上内功心法有二：一是数学建模;二是统计计量。鲁神之所以神乎其神，全在于其内功修为至少达致八层境界。将模型和计量之功用于分析寻常的增长、失业、培训、收入分配、工资结构、失业保险、技术变革、人力资本积累等经济学问题，只不过是少年鲁神修习内功的操练而已。进入21世纪之后，鲁神的关注转向了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普选、腐败等词汇出现在他的论文题目之中，这些充满了模型和计量的论文是很多不谙数理分析的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看不懂的。鲁神能将建模和计量炉火纯青地施展于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分析，足见其经济学内功修为之深，不枉其成为诺依曼奖的第十二位获奖者。

就政治制度而言，阿-罗的分析范畴突破以往社会科学中盛行的民主-独裁框架。事实上，民主或独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是增长理论的一个老课题，只不过始终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无论何种关系都能找到足够的例证。阿-罗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转换了研究焦点，不再将竞争性选举的存在与否，而是将国家能力的强弱和参与机会的宽窄，视为真正的自变量。

依照阿-罗的分析范畴，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优制度条件，而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构成最劣制度条件。《国败论》分别用以“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为题的两章，以英国、北美、澳洲以及“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为例，将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如何促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用近代西班牙、近代法国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案例，将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如何引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失败，娓娓道来。其中，对博茨瓦纳为什么欣欣向荣而塞拉利昂却贫弱衰败的精彩分析，尤为引人入胜。

相较于处在两个极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更为常见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模式。很多独揽政治大权的人，出于各种考虑，大都衷心冀望其统治之地的财富快速增加，因此他们会采纳一些包容性经济制度，以提升人们的生产性激励。与此同时，掌握资源配置大权的统治精英，也会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那些业已证明较优甚至最优的产业，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剪刀差强制收购（降低农产品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重工业倾斜等政策的快速经济增长。所以，阿-罗指出，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当权者不仅有强烈的推进经济增长的动机，而且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有时还具有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

然而，尽管攫取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大有可能风光一时，但长期可持续性却很弱。这种组织模式的脆弱性有两方面的原因：

（1）结构性限制：民众缺乏对攫取性利益集团的制衡，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展开竞争，非既得利益者为获得攫取机会也会参与竞争，结果自然是寻租滋长、腐败横行、投机蔓延，生产和创新的激励降低，最终阻碍了长期经济成长的实现。

（2）极限性限制：攫取性增长多发生在后发展国家赶超型发展的初期阶段，通过输入技术甚至“山寨”并输出低端产品，经济有可能快速腾飞。可是，这种增长模式极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旦民众的收入增多，其消费需求层次必定提高，而满足其需求的中高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一方面需要更高水平的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创新的更大激励和更好保护。这不仅需要经济制度进一步向包容性的方向改革，也需要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

前文提到，《国败论》虽姗姗来迟，但依然生逢其时，盖因此书极为切合中国的国情。有趣的是，国际上对《国败论》批判点之一就是其分析不适用于中国（福山之论）。总体来看，《国败论》中有关中国的陈述一来篇幅比重不高，二来多为正确但却肤浅之论。

可是，此书的核心之论，即少数利益集团把持政治经济会引致国家衰败，无疑可在浩瀚的中华历史通鉴中找到无穷无尽的精彩案例。几千年来，治乱循环，无非是王朝初期朝廷在民生事务上采纳一些包容性制度和政策即可成就盛世，而朝政一旦被各种利益集团（或外戚、或官僚、或宦官）把控，包容性递减乃至丧失就必然引致盛世之衰。在当今中国，行政化盛行，游戏规则的制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深受利益集团影响。因此，必须真正改变既有的增长模式，必须真正触动既定的利益集团格局，必须真正将相当一部分政府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社会，必须真正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实现包容性。

所有这些，既是《国败论》的分析之论，也是当今中国的改革之道。将权力之手关进制度的笼子，在政府放权上真正做到“壮士断腕”，这正是当今中国难得的举国共识。“制度！制度！制度！”依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