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推知识产权战略促自主创新

历经8年的武汉晶源“烟气脱硫”方法专利案，最终以原告被判获赔5061.24万元而告终。该案在知识产权审判中开辟了由5位最高法院法官组成大合议庭审理的先例，也是目前经最高法院判决的赔偿额最高的一起知识产权案件。

今年4月26日，是大陆知识产权界的大日子――由中国联合倡议设立的世界知识产权日届满10周年，中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30周年，《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实施40周年。为此，组织了25个部门参与的宣传周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知识产权的集中宣传。游离于民法之外

知识产权制度现正被中国政府寄予厚望。

在为本次宣传周发表的贺辞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充分肯定“中国在30年间所取得的进步令世人瞩目”。

据悉，目前在专利领域，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位列世界五大局之一，其国际专利申请量跻身世界前5位;在商标领域，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商标局，去年商标申请量达到80万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马德里体系中，中国的国际商标申请排名世界前10位;在版权领域，自1980年以来，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所有版权条约。

“以前我们都沉醉于自己制造的美好图景当中，说我们花了20年的时间走了别人200年走过的道路，但事实上任何发展都不可能有”，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中心主任刘春田教授对记者如是说。

曾参加多部知识产权立法的刘春田认为，受“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影响，目前大陆知识产权制度“只是搭了一个法律框架”，如著作权法就只有简单的60个条文，而且知识产权立法长期游离在整个民法体系之外，体系化极度欠缺，造成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看来，目前知识产权保护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思想认识里面对知识产权还没有给予充分、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中央高层讲话开始频繁地提到“知识产权”，希望借此促进自主创新、产业转型，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信息显示，截至2010年3月，大陆受理专利申请量已突破601.1448万件。其中，受理的国内申请量为国外申请量的5.3倍，但在最能反映创新性的发明专利申请方面，国内仅占申请总量的23.4%，而国外则高居86.33%。

“因为沾了‘知识’二字，知识产权就被很多人神秘化了。其实说到底，它就是一种财产权，在本质上与其他财产权没有任何区别。它只有被经营和利用起来，才能实现其社会价值。”刘春田对本刊记者说。

然而，在知识产权与创新成果之间往往还有艰难而漫长的实施过程，目前许多专利仍处于“冷冻”状态。据田力普介绍，企业专利有70%～80%可以得到实施，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则可能不到30%，而个人申请的专利则因条件所限，很难实现产业化。

虽然知识产权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一样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但其实施过程时时考验着当局者的气魄和能力。有专家向本刊记者表示，“任何国家级的战略都不应该是孤立的，必须要与其他制度相互渗透、相互协调”。该专家告诉记者，目前组织协调全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下设的保护协调司，而在官本位思想影响严重的大陆，依靠部门之力来协调全国之事就注定了“战略”会被矮化。

双轨制之争

“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保护创新，因此我们提出要以创新的方法来保护创新”，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知识产权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对本刊记者说。

据了解，为适应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的特点，重庆法院在借鉴浦东、西安等地知识产权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率先建立“三级联动、三审合一、三位一体”的知识产权审判管理新模式，打破了原来按照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类型来划分案件的做法，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确定专门审判庭，集中审理涉及知识产权的所有类型案件。

这一做法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肯定和推广。截至2009年12月底，全国已有5个高级法院、44个中级法院和29个基层法院开展了相关试点工作。今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有序推进这一试点工作，继续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

2009年3月，最高法院制定并了《关于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的意见》，从六个方面对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随后又制定了《关于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任务分工》，分解落实了涉及人民法院工作的20项具体任务，以“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但据记者了解，与国际通行的司法解决模式不同，大陆实行的是“双轨制”，即行政管理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有权处理知识产权纠纷，而后者居于主导。但据有关专家观察，从专利法、著作权法修改的情况看，近年来行政扩权的趋向明显。在行政管理方面，知识产权局、工商局、技术局、版权局等都有部分管理职能。

在近几年的“两会”期间，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呼吁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应当统一。“我们现在的状况给人的思维造成混乱，给行为造成不便，给资源造成浪费，”刘春田认为，“‘双轨制’及行政多头管理的状况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他建议，应该借鉴台湾等地的经验，成立统一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而作为财产纠纷，知识产权案件交由司法解决应是最终归宿，“双轨制”不是长久之计。

在调任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局长之前，陶凯元曾任广东省高级法院副院长，主管过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根据自身的经验她认为，“双轨制”是适应大陆现实状况的一个特色，在一定时期之内仍应保留。

她认为，目前知识产权诉讼仍处在快速上升阶段，尚未出现平稳期，而诉讼程序的刚性要求以及审判人员的欠缺，使得案件容易造成积压。行政解决则可以比较快捷、简便地处理争端，以广东知识产权局为例，1年处理的纠纷就约有1200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审判机关的压力，方便了当事人解决争议。

据最高法院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新收的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分别比去年增长25.49%和92.92%;审结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刑事案件则比去年上升10.04%。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知识产权案件的大幅增长，凸显了经济领域内激烈的竞夺关系。

“山寨大国”更需平等保护

德国《莱茵邮报》2月18日报道，法兰克福展会公布了2010年“金鼻子剽窃奖”，共有11个奖项。其中，来自中国的获奖产品最多，共有5个。文章还表示，德国每年因仿冒造成的损失多达300亿欧元。在被欧盟查获的仿冒产品中，有54%来自中国。类似的指责不绝于国外的一些报道当中。

近日，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颁布2010年特别301调查报告（即USTR根据其《贸易法》中的“301条款”每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有关全球各地知识产权保护的报告，分三级列出美国可能采取贸易报复的国家名单），在其77个贸易伙伴国家中，中国、俄罗斯等11个国家被列入重点观察的“黑名单”。

商务部条法司司长李玲日前向媒体坦承，“部分企业知识产权意识不强，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国际声誉”。对此，中国网民乐于自嘲中国为“山寨大国”。

“我不太赞同‘山寨’这个概念”，刘春田告诉本刊记者，“使用‘山寨’这个词有时是危险的，因为它既包括了法律绝对禁止的行为，也包括了一些并不构成侵权的合理借鉴行为。而对于后者，以‘山寨’为名进行批评就不太公平”。

比亚迪就是通过所谓“山寨”迅速实现技术升级的赢家。其掌门人王传福曾表示，“我们的车没有任何专利问题，我们把其中涉及的专利全部改完了，一条条地改。我们的确大量使用了别人的非专利技术，但非专利技术的组合集成就是我们的创新。知识产权要尊重，但可以规避”。

“我们与西方在技术上有一代人的差距，而且他们能够非常娴熟地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持自己的领先技术，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刘春田对记者说。许多案例印证了这一说法。

有迹象表明，大陆也正在学打“知识产权牌”。据法新社2009年11月17日报道，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微软公司在其操作系统中使用相关字体，侵犯了一家中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该判决正值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期间，且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处于敏感时期，而美国方面一直都在敦促中国加大知识产权法的执法力度。

商业上的竞争也表现在对诉讼管辖的选择方面――外国公司更愿意选择在本国提讼，而在华则表现谨慎。据2008年的一个统计数据，大陆的诉讼案件只有不足5%来自于跨国公司。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11日也发表文童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司法体系更支持本土公司对跨国公司提出诉讼，而且本土公司大都会赢”。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蒙洪勇告诉本刊记者，他组织相关人员作过一个统计，结果发现2003-2007年，重庆受理涉外、涉港澳台知识产权案件共31宗（其中外方作原告的24宗，作被告的6宗，作第三人的1宗），而外方当事人（包括港澳台）的胜诉率竟达94.22%。

据悉，最高法院于2006年开通了“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统一上网公开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知识产权裁判文书。蒙洪勇认为，这保证了司法对包括涉外当事人在内的所有当事人实行平等保护。

钱锋在也表示，“不论涉外当事人还是本国当事人，是否得到保护还要基于事实和法律的基本判断。司法保护既要依法，也要适度，贯彻‘平等保护’并不是要给予涉外当事人‘超国民待遇’”。

上述《华尔街日报》文章指出，在华跨国公司的专利侵权胜诉比以前提高了50%。文章认为，“虽然基于这些统计就宣布胜利可能为时过早，但它们的确意味着，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不可能取胜绝对是错误的”。

编辑 涂艳 美编 黄静 比亚迪通过对大量非专利技术的集成，成为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