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与通俗小说中的冒籍

[摘要]在明代科举中，冒籍是一种特殊的科场舞弊行为。从制度层面说，它与其他舞弊手段没有区别；从科举所标榜的公平、合理的角度看，冒籍又是对科举制度不甚公平、有欠合理的一种反抗和弥补。因此，朝野上下对冒籍持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虽然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但冒籍者不会被轻易指发，也很少会受到严惩。现实社会中对于冒籍的宽纵也影响并反映在通俗小说中。小说作者往往并不将冒籍看作一种舞弊手段，而是将其视为小说人物考取科名的科场利器，并由此发掘出冒籍在人物形象与小说情节方面的诸多功能，使之成为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元素。通过冒籍，我们也可以体察到小说作者对于科举的矛盾心理和隐秘需求。

[关键词]冒籍　明代科举　通俗小说　人物形象　情节结构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2－0142－05

所谓“冒籍”，是指考生冒充行政户籍所在地去参加科举考试。《明史・选举志》在谈到科场弊窦时说：“其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可见冒籍和贿买、怀挟、请代等一样，都属于科场舞弊，都是寄望于非法手段获得非分的科名，与科举制度所标榜的公平、公正原则是根本抵牾的。从这个角度说，冒籍和其他的舞弊行为一样，不仅会被时人严厉指责，还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从明代科举的实际来看，却又并非如此。冒籍作为一种特殊的舞弊手段，可以让我们对明代科举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

一、明代科举中的冒籍

明代科举冒籍现象的产生和科举取士制度息息相关。早在洪武三年首次进行乡试时。就规定了每省的解额即中举人数，此后，除了英宗正统二年及景泰元年两次规定开科不拘额数之外，历科乡试根据不同的地域，都有解额的限制。会试也是如此。洪熙元年“九月令会试分南北取士”，宣德、正统间又分为南北中卷，各有录取名额。正是由于在乡试和会试中都按照地域规定取士名额，才直接导致了冒籍现象的产生。虽然正统以后各省的额数都有大幅度增长，但远远不及生员增长的速度。而更为突出的矛盾在于，由于各地的教育水平并不一致，各省乡试的激烈程度也大不相同。在明代，以江苏、江西、浙江三省应举生员的材质最优，南直隶、江西、浙江三处的乡试也就自然成为竞争最为惨烈的考场。

而到了会试，南卷虽然中进士的比例最高，并且与其解额相比，其会试份额略有提升(见下表)，却几乎荟萃了所有最擅举业的省份，属于南卷的生员首先要从竞争激烈的乡试中胜出，再在与其他诸省举子的比拼中出头，相当于再进行一次更为不易的“乡试”，可谓难上加难。而中卷、北卷的取士比例虽然不及南卷，但由于避开了应天、浙江、江西诸省单独取士，其举子中进士的几率大增。

因此，无论是乡试和会试，南方的士子，尤其是应天、浙江、江西等文化教育发达地区的士子，都必须要面对人数众多且实力强劲的同考者，很难有杀出重围、获得科名的机会。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他地区，特别是北方以及边远省份的士子，虽然总体水准远在南方士子之下，却不必在考场中经历如此激烈的搏杀，即可较轻松地获得举人、进士的名号。也就是说，看似公平合理的科举制度，却在制度设计上产生了明显的漏洞：某一地中举、中进士的士子，实际的才能很可能远低于他处没有中举的生员。而冒籍也就由此产生，在此地没有中举希望的生员，便希望通过换一个地方参加考试的方式，较为轻易地获取科名。

值得注意的是，冒籍者不是力图修补科举制度上的这一漏洞，而是试图在制度中去寻找其他的漏洞改变这一有欠公平合理的状况。明代的科举制度本身也提供了很多冒籍的可能和便利。首先，明朝曾规定“学校乏材处，许他县人补充生员”，这不啻为冒籍者开了一个后门。其次，一些特殊的学校，可以很方便地容纳冒籍者，如卫学、运司儒学等。再次，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可以不受户籍的束缚，在其他地方应试，如官宦子弟，医士、医生以及医官子弟，天文生等。而在以上几点之外，明代科举中还存在一个可供冒籍的最大漏洞，这便是顺天府。总体说来，北方考生的应试能力不及南方，但正统以后，北直隶却拥有全国最高的解额，这便直接导致了顺天府乡试“冒籍”的泛滥。

嘉靖二十二年，礼科给事中陈荣上疏，奏陈历来京闱之弊，从奏疏中可以看到，冒籍者之所以对于顺天府趋之若鹜，是由于顺天府多有达官显要，可以更为方便地请托到冒籍的机会，并且顺天府本来就是各方人士杂凑的地方。冒籍后被人告发、败露的可能性也小得多。事实上，顺天府在冒籍方面的优势还不仅于此。与其他地方的卫学比起来。顺天府的卫学因为“向不限籍”，因此更容易冒籍；而顺天乡试中，也有五个名额专为“流寓，及各衙门书算杂流”而设，这也成为冒籍者往往青睐顺天府的缘由所在；更重要的是，顺天乡试对士子资格的审定也似乎没有他处乡试来的严格，如陈的奏折中便有“而京闱乡试如各省法，唱名辨验不得混冒”之语，从中足见一斑。

从制度层面说，冒籍行为违反了科举考试的相关规定，应该和其他科场舞弊行为一样，受到严惩。从落实于纸面的条例规范来看，也确实如此。例如正统四年规定，“各处生员若犯受赃奸盗、冒籍科举、挟妓饮酒、居丧娶妻妾等罪，直隶发充两京国子监膳夫，各布政司发充邻近儒学斋夫、膳夫，满日原籍为民”。至成化三年，礼部尚书姚夔等奏修明学政十事，请榜谕天下学校永为遵守，其中一条就是针对冒籍而发：“若他处人冒籍边方学校岁贡科举者，械系解京治罪。所司纵容者以赃论。”此后的规定在处罚程度上也是有增无减，弘治十三年，再次规定“但有冒籍生员食粮起贡”，“俱发口外为民”，“若已授职，依律问以诈假官苑罪”。万历三年颁下敕谕，“诈冒籍贯投充人学”之人。“访出严行拿问革黜，若教官纳贿，容隐生员扶同保结者一体坐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到，明朝对于冒籍的处罚极为严苛，就连纵容、包庇冒籍的官员也会以贪赃受贿的罪名被治罪，其目的无疑是要遏制冒籍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但实际上，具体执行起来却并没有看上去的这般铁面无情，明人沈德符所说的“国初冒籍之禁颇严，然不甚摘发”，指的就是这一意思。如景泰四年，顺天乡试第一名罗崇岳，以及尹诚等十二人。因为冒籍而被发回原籍学校充当生员；成化四年，章元应被人告以冒籍中式，被处发回原籍入学的处分；嘉靖二十二年，顺天乡试又十余人以冒籍被劾，陆光祚等人“俱得贷”，另几人则“以诈冒回籍”；嘉靖四十三年，顺天乡试第一名章礼是浙江余姚人，“以冒籍被劾，覆试得留”。上述多是明代颇具影响的科场冒籍事件，但从冒籍者所受到的处罚来看，最严重者不过是免除已经取得的科名、发回原籍而已，大多数都保留了生员的身份以及此后继续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甚至还有像章礼这样的例子，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而那些明文规定中的发充膳夫、械系解京等严罚则几乎没有落实到任何一个冒籍者身上。

当然，也不是没有冒籍者受到过严厉的处置。万历十三年，顺天乡试冯诗等人因为冒籍被给事中钟羽王弹劾，“诗等二人。枷示顺天府前，满日同六人俱发为民，禁锢终身。是时讯治既酷，二生被重创，荷三木，穷冬盛寒，皆濒死而建”。冯诗等人可以说是整个明代的冒籍者中所受处罚最重的人，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之所以受到这样的重谴， 和维护科场秩序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其谮出于宫闱”，并非由于冒籍本身引起。这也可以从万历一朝对于其他冒籍者的处罚得到证明。从数量上说，万历朝冒籍事件是最多的，可其他冒籍者受到的处罚却与历朝无异。据《明实录》，万历朝先后有武惟谦、王国昌、许鸣毂、柯两江、张宗厚、黄金烛等数人因为冒籍而被告发，但对于他们的处罚最重也不过是张宗厚所受到的“革褫原籍为民”，其余冒籍者则大多是革去举人，“发回原籍，送学肄业”。由此可见，冯诗等人受重谴完全是一个特例。沈德符也说：“盖自冒籍受法，未有此严峻且滥及者。逮其后再有议，则宽政普及矣。”并且，万历十三年的事件之后，冒籍之禁又松弛下来，“此后屡有冒籍受攻者，皆不能胜，而顺天讦告诸生，或有反坐被褫者矣”。

总之，有明一代，相对于实际存在的冒籍状况，被指摘出来的冒籍者并不多，而与其他科场舞弊手段相比，冒籍者所受的处罚也并不重。这使得冒籍成为一桩对于士子来说风险极小，但是回报极高的事情。事实上，一些冒籍者在受罚回籍以后，很快就能再次考取科名。例如景泰四年的汪谐，下一科便即考中，成化四年的章元应，也是回乡后就中了浙江乡试第二十名。从受到的处罚和后来的遭际看，与其说这些冒籍者给其他士子提供了足够的警示，不如说他们树立了可以效仿的榜样。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和明代朝野上下对于冒籍的态度分不开的。就连对冒籍者颇为严格的嘉靖皇帝也曾说过：“天下皆是我秀才，何云冒籍?”而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冒籍根本算不上是舞弊，至少不能算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景泰五年，礼部祠祭司主事周j奏“顺天府中式举人尹诚等十二人冒籍，下锦衣卫狱鞫罪，终身不录用”，礼科都给事中张轼等竟然上言为这些冒籍者辩护。如果说张轼等人仅还是出于同情替冒籍者开解的话，那以下对于冒籍的看法则更值得深思。由于元代科举按蒙古、色目和汉人、南人分别取士，亦有人冒籍蒙古等族应试，因此，按省划分解额以及分南北中卷取进士的制度所引起的冒籍很容易让明人联想起异族统治下的惨痛记忆。沈德符在谈及冒籍时便说：“窃以故元用蒙古人为状元，而中华人次之，此陋俗何足效”。在沈德符看来，种族的不平等与地域的不平等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冒籍的产生并不是冒籍者本身的过失，而是源于不平等的取士制度。取士应以获得真才为唯一宗旨，而不应以貌似平衡下的地域不平等为基本原则。

但不能忘记的是，从表面看来，科举虽然是一种考试制度，但实质却是一种政治制度，其目的不是评校各地士子的才干，而是为了选拔可以为官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子，便有出任各级官员的资格。从这一意义上说，每一届的科举都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一次分配。以“求真才”为宗旨的科举可以“不必乡贯是拘”，但以权力分配为宗旨的科举却一定要做到利益均摊、彼此制衡，如此才能维持大一统王朝的正常运转。这便决定了地域平等原则要让位于地域平衡原则。实际上，地域平衡原则并不只存在科举制度中，但恰恰是通过冒籍现象，我们可以将科举制度的这一本质特性做更为清晰的审视。

当然，明代统治阶层虽然以地域平衡为基本原则来制定科举制度，却也没有忽视教育发达省份的士子对地域平等的要求，从上文所列“正统间乡试、会试取士比例对照表”中可以看出，南方士子会试的录取率要高于其乡试的解额。此外，景泰七年定两京乡试解额，135个名额中便专有五个是为“流寓”等人而设。而朝廷上下对于冒籍的宽纵，则更可看作是对地域平衡原则下的失意者的补偿了。

二、通俗小说中的冒籍

明人对于冒籍的宽纵，在明中期至清初的通俗小说中也有反映。

在《初刻拍案惊奇》之《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里，浙东人张幼谦在湖北应试，中了彼处乡试的“第三名”。张中举后，湖北的差人竟一路大肆宣扬到浙东狱中前来报喜，而本地的县令也认为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将张幼谦“上了花红，送上了马，鼓乐前导，送出县门来”。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醋葫芦》中，都飙在他处冒籍中了秀才，决定衣锦还乡，“先着热帮闲雇下马匹，又着盛子都唤了乐人，裘屹买绢，做下彩色旗帐，上写‘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马如飞。”张幼谦和都飙都是因为冒籍才通过了考试，但他们非但不掩饰自己的冒籍行为，还大张旗鼓地向邻里炫耀，甚至连本地官员也不以为非，反以为荣，所反映出的恰是时人对冒籍的真实态度。

就这一角度而言，通俗小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实际上，不仅是反映了历史真实，倘或暂时搁置虚构与否的问题不谈，通俗小说中的很多描写还能够补充、丰富后人对于冒籍的认识。

上面所谈的冒籍多发生在乡试以及会试，但在小说里，许多冒籍却发生于乡试之下的考试中。例如《型世言》的《贪花郎累及慈亲，利财奴祸贻至戚》中便写到了一个名叫钱公布的秀才，专门帮别人做冒籍，不仅如此，还能在冒籍之后利用新旧宗师交接的缝隙改回原籍。这些叙述无疑细化了我们对于冒籍整个过程的认识。从常理分析，对于大多数冒籍者来说，无论是乡试的冒籍还是会试的冒籍，都必须从生员的冒籍开始做起，且由于生员的基数更大，这种类别的冒籍理所当然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但史籍中记载的冒籍事件往往集中于乡试以及会试，会让我们忽略对这种最基本的冒籍的关注，小说中所写的相关情状足以提醒我们对此保持格外的注意。

从上面这些例子还可以看到，对于都飙等富家子弟来说，生员已经是他们在科举方面的全部要求，他们并不想再往举人、进士的科举阶梯上继续攀登。考虑到明代秀才颇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日常事务上享有的特权，他们的要求似乎也显得合情合理，而这或许也是当时很多冒籍秀才的共同写照。其中的特别之处还在于，都飙等人是在南方各府之间冒籍，这也告诉我们，冒籍并不只存在于科举发达省份和有欠发达省份之间，即便在科举发达地区内部。由于监管力度、教育程度、地方风俗等方面的差异，冒籍还是会大规模地产生。

就“小说”这一特殊的文学体式而言，这些冒籍的材料弥足珍贵，但它们最大的价值还不是作为可供发掘的史料存在于小说中，而是作为小说的有机整体在人物形象、情节设置等各方面发挥作用。

如上所论，从态度上说，通俗小说对于冒籍和时人一样宽纵，这不仅表现在上面所举的那些例证中，更体现为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往往需要借助冒籍才能考中举人、进士的科名，这些正面人物的得第本身，就是对“冒籍”的肯定和褒奖。但小说中对冒籍的态度并不总是统一的，在某种状况下，作者对冒籍也会表露出某些负面的情绪，这些情绪不能和时人真实的社会评价相对应，却在小说中有着独特的价值。以上面提到的“冒籍秀才”为例，无论是通过冒籍成为生员的都飙，还是专做冒籍生意从中牟利的钱公布，在小说中都不是正面人物，而是作者欲图加以贬斥和嘲讽的反面典型，在评价的维度上，这些牵涉到冒籍事件里的秀才和那些通过冒籍成为举人、进士的士子截然相反。这说明作者会选择用不同层次的冒籍来体现不同的价值评判，并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乡试与会试中的冒籍是正面人物取得科名的科场利器，因此被纵容，被肯定；而仅仅着眼于秀才身份、没有更为远大目标的冒籍，则还原了其只是舞弊手段的本来面目，成为塑造反面人物的重要手段。

同样是和时人的评价有所不同，在《玉支玑小传》中，冒籍则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又起到了特殊作用。原籍沧州的长孙肖流落在浙江处州，受到乡宦管灰的赏识，表示愿意帮长孙肖在处州冒籍，但长孙肖却拒绝了管灰的好意，而他的理由是冒籍“涉于欺”。对于冒籍如此直白地进行指责，在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可这一指责并不能颠覆小说中冒籍的集体印象。而只在长孙肖这一单个人物身上有特殊的意义。作者正是通过这段情节，显示其与世俗格格不入的迂腐，以及虽然有些可笑，却又着实诚实可敬的性格特征。而离开了“冒籍”，长孙肖的形象也就很难这么鲜活明快地呈现出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冒籍还能发挥衬托小说人物才学出众的作用。一般而言，冒籍是为了避难趋易，无论是哪一层次、何种形式的冒籍，冒籍者流动的方向是确定的：即从科举强盛地区向科举欠发达地区流动。因此，从常理分析，冒籍者绝不会趋难避易、逆向流动。但在小说里，却出现了这种逆向流动的事例。在《平山冷燕》中，平如衡欲图在南直隶的松江府冒籍入试，平如衡是河南洛阳人，在河南参加考试，无论是乡试还是日后的会试，显然要容易得多，而松江所属的南直隶则是全国科举水准最高的地方，人试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单纯从科举的角度着眼，对于这样的现象当然很难索解，可若从小说的角度看，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小说中的平如衡是一个“聪明天纵，读书过目不忘，作文不假思索”的奇才，因此，常人绝不可能去尝试的逆向冒籍在平如衡看来却根本不算是一件难事。而这种特殊的冒籍也就成了对于平如衡才学出众的最好衬托。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上面提到的管灰劝沧州人长孙肖在浙江处州冒籍也是一种逆向流动，其中体现的同样是管灰――其实也是小说作者――对于长孙肖才能的赏识和褒扬。

由此可见，冒籍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能够起到截然相反的两种作用：或是成为塑造反面人物的重要手段，或是成为显露正面人物才学的绝妙手笔。而在情节构筑上，冒籍也别具巧用。

以《鸳鸯针》为例，前两卷叙述了两个结构类似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徐必遇和时升都是秀才，却又都因为遭受不白之冤而被提学道褫革，这就意味着他们永远失去了通过科举正途获得出身的机会。巧妙的是，这般小说构思上的绝境并非不能突破，而小说作者所借重的正是冒籍这～手段。徐必遇和时升流落异地之后俱改换名姓，这才得以重新进学并参加科举。冒籍几乎也是此种情景下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式。在这两个故事中，境遇相似的徐、时二人采取了相同的办法摆脱他们的困境，而第二个故事中时升的遭际更能说明这一问题：时升先在山东东昌府冒籍入学，却设人识破真面目，只得又逃到北京，冒籍顺天府卫学。由此可见，出于情节的需要，小说人物往往无法回到家乡赴考，只能在情节发生的地点应试，这实际上是作者在运用冒籍这一科举现象来迁就小说情节的发展。从小说的结构上看，时升的两番冒籍造成了情节的起伏，但就构思而言，也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问题上对于冒籍的依赖。

冒籍在小说中更为重要的作用体现在《玉支玑小传》里，由于拒绝了管灰的冒籍提议，长孙肖在与管彤秀定下婚约后，便动身回原籍沧州应试，由此引发了其在路途中与蒯阁老的一段误会，险些因此丧命，最终在钱塘王知县的帮助下回到家乡赴考。而与此同时，在长孙肖走后，管彤秀又遭遇卜成仁的逼婚，只能设计诈死以避之，而这一情节也导致了长孙肖中进士后与管彤秀之间的一段情节颇为婉曲的故事。可以说，所有情节的巧妙安排，如长孙肖的死里逃生、管彤秀的诈死还活等，都是由长孙肖的不愿冒籍中生发出去，冒籍虽然在具体的情节中并不起眼，但却成为整篇小说得以流畅运转的一个支点。从这一角度来看，《玉支玑小传》没有用冒籍这一较为简便的手段迁就小说人物在情节发生地停留，而是不惜笔墨，让其回到户籍所在地应试，但情节的张力恰恰来自于如此自找麻烦式的构思中。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手法，正和前面所说平如衡的逆向冒籍一样，是小说作者在寻常的冒籍中所开发出的不同寻常的结构功能。

在小说中，几乎每一个冒籍成功者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官宦，这也使得官宦背景成为冒籍成功的必要前提。如在《无声戏》的《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里，江西建昌府人马麟如在陕西冒籍入试，是因为其主人在陕西任官；《赛花铃》里，南直隶吴县的沈西苓在北直隶中了乡试，是由于认识一个姓项的工部官员；《鸳鸯针》的第二卷中，江西南昌府的时大来在山东东昌府人试，亦是得到了原任太常寺卿的袁公的赏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小说人物来说，冒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找寻不到官宦支持的士子往往只能望冒籍而兴叹。这时候，“录遗”则提供了雪中送炭式的帮助。

“录遗”包括“遗才”和“大收”，可以视为正式的科考之外的补考，来不及参加或是没有通过正式考试的人，可以通过录遗取得乡试的资格。在《无声戏》的《男孟母教合三迁》里，一直无法冒籍的许承先等到了二十三岁。“宗师收散遗才，承先混进去考，幸取通场第一。当年入场，就中了举”；《跨天虹》中，欲图在他乡冒籍的陆友生“行到省城地面，科考已过”，好在“遗才取得一名，只候三场得意”；《鸳鸯针》的第二卷中，时大来又流落到北京，“次日见文宗告示，大收遗才。他就认姓高，因前此留姓不留名，这遭留名不留姓，改名叫做高升。进场考毕，出案是第一名”；《五更风》的《雌雄环》中，原籍黄冈的花水文在朋友的劝说下，“勉强从事，果得大收入场，放榜抡元江右”。小说中的很多士子都是通过录遗才得以顺利冒籍，这是由于录遗对于考生资格的审查，尤其是在冒籍这一点上，没有普通的科考那么严格。从科举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提示：录遗有可能是冒籍的一个缺口，同时也是研究冒籍的一个突破口；而从小说的角度来看，录遗在冒籍中所起的作用便在于运用真实的社会情状将小说中的人物拦截在异乡的乡试考场之外，又在山穷水尽处倒转一笔，利用录遗让小说人物在绝处逢生，顺利冒籍，从而造成小说情节的充分延宕。

可以看到，冒籍非但在现实科举中充满了矛盾，在小说作者的心中也同样如此。上面提到，针对不同层次的冒籍，小说作者会有不同的价值评判，并有不同的使用方式，他们在运用冒籍让正面人物考中举人、进士的同时，也会让仅仅追求“冒籍秀才”身份的那些反面人物出丑露乖。这实际上与小说作者自身的处境和心态密切相关：身处科举底层的他们，在饱受那些“冒籍秀才”挤占科举利益的同时，也会对通过冒籍考取科名保持强烈的渴望和美好的憧憬，对冒籍的两种不同的评价与使用便由此而来。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当我们谈到小说中的那些冒籍士子背后都站着一个官宦的时候，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这是小说作者对权势的抨击或是希冀，而是代表了他们希望受到执政者赏识，从而以通过某种察举的方式突破科举限制的隐秘需求。因此，科举对于他们来说，既是功名的希望，也是晋身的束缚，而冒籍这一名义上非法实际上却被体制所默许的方式，却让他们看到了摆脱束缚、实现理想的可能。这才是冒籍给予他们的真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