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音乐家的盛会

2月8日至16日，由新西兰作曲家协会与维多利亚大学联合主办的“亚洲太平洋音乐节”在美丽的新西兰首都惠灵顿隆重举行。这是在新西兰举办的第二次“亚太音乐节”。上一次是在1992年末举行的。笔者有幸两次都应邀赴会恭逢其盛，感受良多，与上次在此地相识的许多老朋友再度重逢，更是不亦乐乎！上次应邀出席的中国大陆代表只有两人（另一位是何训田），而这次中国大陆赴会的则有七人之多，其中除了五位作曲家（秦文琛、邹向平、胡晓、杨晓忠和笔者）之外，还邀请了青年指挥家李心草和青年古琴演奏家黄梅在音乐节上献艺。这次中国团队人数的增加，不但表明主办国对中国音乐的热情比之15年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由于这次中国团队的出访是由我国文化部直接介入并作为文化部“东方快车计划”（“东方快车计划”是由我国文化部于2004年倡导并实施,将中国最优秀的艺术专业人才推向世界并对外宣传之计划）的一部分来安排的，在我们抵达惠灵顿后，还得到我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的热情照顾和帮助，因而也充分体现出我国对与亚太邻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视程度的提高。当然，除了我们一行七人之外，音乐节上能见到的中国面孔还要多得多，其中有来自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不少目前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音乐家，总数不下二三十人。他们带来的音乐与论文在整个音乐节上占了相当的比重并引人注目。中国音乐作为亚洲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音乐节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音乐节的规模很大，有超过23个国家或地区（除了亚洲和大洋洲的国家与地区外，也包括少数太平洋彼岸同属于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和南美洲国家）的一百多位正式代表参加。音乐节的内容非常丰富，分两大部分进行：一部分是音乐会，每天2－3场，共25场音乐会；另一部分是学术报告会议与音乐研讨会(workshop)，也是每天几场（有些是同时进行的）。日程安排十分紧凑，与会代表每天都要马不停蹄地赶场子，以免错过了精彩的活动内容。音乐节主办方考虑到与会代表的紧张与辛苦，还特意联系了一处名为“快乐”的酒吧，让代表们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可以到那里去放松一下。当然，酒吧的活动也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轻松娱乐，它实际上也是音乐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为来自各方的代表提供了联络、交流、增进友谊的空间，同时也安排一些较为轻松有趣而又常常是十分精彩的小节目的演出（如民间艺人即兴表演等）。

别具一格的开幕式

亚太音乐节的开幕式别具一格。它不像通常的音乐节以交响乐队大合唱的宏大演出来开张以示隆重，而是以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传统的迎宾仪式作为开始。在维多利亚大学的新西兰音乐学院的庭院里，由十多名身着民族服装的毛利青年男女组成的迎宾队在一位毛利长者的统领下，唱着传统的迎宾歌恭候代表们陆续进场，随后由长者用毛利语发表长篇迎宾词，时而热情亲切，时而慷慨激昂。庚即，毛利青年表演歌舞，将欢迎仪式推向高潮。最后，代表们鱼贯进入大厅，毛利长者与迎宾队员站立门口与代表们一一拥抱。虽然大部分与会代表听不懂毛利语，却都能为此种动人的情景而动容。

这一别具一格的开幕式，让我们在音乐节揭幕伊始时获得的第一印象，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尊重。

亚太音乐节的主题：传统与现代并置，

东方与西方比照

新西兰主办的这次音乐节的鲜明特色是它的亚太视野，这与近年来在北京、上海、香港等我国大城市举办的许多音乐节以“全球化”视野为取向的定位颇为不同。新西兰作为大洋洲国家，它的国民虽以白人为大多数，但在文化方面，近年来除了重视本土文化的发掘与弘扬外，明显有亚洲化的趋势。或许是由于地缘亲近的关系，新西兰文化界许多人认为只有与亚洲文化相融，才能体现或创造出自身的文化特点，才能与纯西方化“脱轨”。这种意向也就构成了这次音乐节的基本宗旨。因此，音乐节上无论是音乐会或学术研讨的内容，全部都是与亚太地区的音乐有关的。 而且，在亚太音乐的演出与研讨中，更明确突出一个主题，即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以及东方与西方的比照，充分体现多元的文化特点。据音乐节艺术总监和主要策划人，著名作曲家和音乐学家杰克•博蒂（Jack Body）教授讲，他所指的现代并非指狭义的西方先锋派的现代主义，而是广义指当代创作的具有时代特点的音乐，而传统，则主要指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民间音乐，特别是原生态的民间音乐，也包括传统的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等古代音乐。他认为今天的音乐要在这种对比和并置中找到传承与交融的路向。至于东方与西方，实际上也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东方借鉴西方，在亚洲只是百多年来的近代才有的事情，在许多人心目中认为西方是代表“现代”的。但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亚洲音乐要走向现代，全盘西化是不行的，借鉴西方应当以自己的传统为根基，应当由自身的传统来照亮，要倡导富有创造性的借鉴。

为了贯彻这样的宗旨，在整个音乐节的25场音乐会中，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场次比例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也有一些音乐会是混合的，体现出主办者的精心设计与安排。譬如有些音乐会在演出形式上将古今、东西并置，如将中国古老的弦乐器古琴演奏的古曲与用西方弦乐四重奏形式创作的新作品安排在同一场音乐会，将东西方的管乐――如韩国的筚篥、乌兹别克的口弦演奏的民间乐曲与用西方的单簧管独奏和萨克管四重奏形式创作的新曲同台演出，又如将韩国民间的独脚戏、印尼的民间皮影戏与用现代风格与样式创作的新歌剧放在一台晚会上；另有一些音乐会（包括音乐研讨会），将传统音乐的原曲及其现代改编曲或从传统音乐中获得灵感而作的新曲安排在一起演出加以比照，如中国传统古琴曲《渔歌》与周文中为西洋乐器室内乐组合改编的同名曲，以及传统古琴曲《酒狂》与我国青年作曲家雷蕾应和古曲而新创的古琴曲《醉梦》等。至于为古老的民族乐器或民族乐器与西方乐器组合而创作的现代乐曲的演出也很多，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以毛利古乐器与音乐研究专家R•纳恩斯为首的毛利古乐器演奏会，他们除了演奏风格独特的毛利民间乐曲外，也演奏了一些新西兰作曲家为毛利乐器或加入西洋乐器而创作的现代乐曲，让人耳目一新；韩国现代室内乐团（由韩国民族乐器伽琴、笛、筚篥、鼓等打击乐器与西洋乐器吉他、大提琴、单簧管等组成）的演出也令人刮目相看，该团虽也演传统乐曲，但以演奏现代乐曲为主，水平极高，风格独特。该乐团作为旅新华人作曲家沈纳蔺新创歌剧《致命的欲望》的伴奏乐队，其演奏赢得普遍赞誉；印尼和新西兰的甘美兰乐队演奏的传统乐曲与新创乐曲也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将印尼作曲家与新西兰作曲家合作为甘美兰乐队新创的乐曲作为印尼传统皮影戏的配乐的尝试相当成功，受到代表们的首肯。

音乐节重视传统并不意味着排斥创新，从入选演出的新创作品来看，在风格或作曲技法方面大多富有新意，甚至有的让人感到新奇，如新演奏技法的开拓，新乐器的制作，多媒体的运用等等。音乐节除了演出少量已被公认为经典大师的亚洲作曲家（如武满兀尹伊桑，周文中等人）的作品及亚太各国资深的著名作曲家的作品外，注重鼓励新人，因此入选在音乐节演出的，大部分是当今创造力最为活跃的中青年作曲家的作品。而且为发掘新生代人才，音乐节还特意设立了两项青年作曲家比赛，一是亚太青年作曲家国际比赛（由高为杰担任评委主席），另一是新西兰青年作曲家比赛（由于京君担任评委主席）。前者是以一个专场音乐会的形式来进行的，所有由亚太各国或地区通过选拔而选送的参赛作品都现场演奏（由李心草担任全场指挥），最后在参赛的8 部作品中评出两部获奖作品，第一名由我国香港青年女作曲家邓乐妍（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博士生）为女高音、长笛、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赠树II》夺得，第二名则是澳大利亚麦克那马拉（P.McNamara）所作的室内乐《色彩纷繁的风景》。新西兰青年作曲家比赛虽未以专场音乐会形式进行，但参评作品都是已在音乐节的音乐会上入选演出过的，最后经评委投票评出极具才华的新西兰青年作曲家霍洛威（S.Holloway）为唯一获奖者，他的获奖作品是为大乐队而作的《过错》。

音乐节学术会议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在总数达七十多个报告中，有各国或地区介绍当地现代音乐发展状况的，有传统音乐研究的，有作曲技法及技巧探讨的，也有作曲家个人创作心得交流的。其中新西兰音乐家对毛利音乐的研究，印尼音乐家对当今仍活跃在民间的印尼民俗音乐的调查等报告让人大开眼界，印象深刻。

音乐节上的中国音乐

这次音乐节上，入选上演的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作曲家的作品共18部。除上文已提到的几部外，尚有杨晓忠（四川音乐学院）有感于羌族婚礼民俗中的诗意而作的弦乐三重奏《婚礼前夜》，高为杰据李清照词意而作的萨克管四重奏《暮春》，周龙以古琴音乐为素材的弦乐四重奏《琴歌》，麦伟铸（香港）的管弦乐作品《童年》，于京君（旅居澳大利亚）的管弦乐作品《水态》，林美芳（台湾）的钢琴曲《分解》，高平（旅居新西兰）从山人的画作与题画诗中获得灵感而作的弦乐四重奏《天光云景》，以及由他本人演奏的弹唱钢琴曲《一天一个世界》，恩华海（音译，香港）为钢琴、长笛与大提琴而作的《不眠之城》，林丰（香港）的管弦乐作品《明》，张佩珊（香港）的萨克管四重奏《龙》，马定一（台湾）为四位打击乐演奏家而作的《仪式》，王思雅（台湾）为四位带电声扩音打击乐器演奏家而作的《泽》，林茵茵（台湾）为女高音、单簧管、小提琴与大提琴而作的《吟》。上文已提到的音乐节上唯一的歌剧《致命的欲望》也是音乐节的亮点之一，作曲者沈纳蔺是目前在新西兰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华人作曲家。歌剧的指挥（高平）与主要演员（王荇荇，James•孟）也都是旅新的华人音乐家。除上面提到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外，古琴演奏家黄梅还分别在几场音乐会中演奏了《梅花三弄》《流水》以及前面已提及的《渔歌》《酒狂》等传统古琴名曲。此外，在秦文琛（原定入选演出的秦文琛为手风琴、大提琴与弦乐队而作的《地平线上的五首歌》因乐队方面的意外原因而非常遗憾地未能上演，后来在学术会议上播放了该曲的录音作为弥补）、邹向平、胡晓、丝国正（台湾）的学术报告中还分别介绍了他们自己的作品，高为杰的报告中着重介绍了我国两位老作曲家朱践耳与罗忠F的交响音乐作品及近年来我国现代音乐的发展状况，陈锦标（香港）和潘皇龙（台湾）则分别介绍了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现代音乐现状。音乐节最后以我国青年指挥家李心草指挥新西兰国家交响乐团的压轴音乐会收场。李心草以很短的排练时间圆满地完成了六部难度很高的新作品的排练与演出，其出众才华与能力受到人们高度赞扬。

音乐节上的中国音乐虽然还说不上已经刮起了“中国旋风”，但确实引发了外国朋友对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浓厚兴趣，增进了他们对中国音乐的了解。音乐节结束后，艺术总监杰克•博蒂先生专诚设家宴为中国代表饯行，席间他以音乐节总监和中国音乐家的老朋友的“公、私”双重身份，对我国代表在作品、演出和学术报告诸多方面为音乐节作出的贡献给以高度评价和真挚热情的赞扬，并且郑重约定，今后在中新音乐家之间将进一步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在新期间，我们还受到当地华侨亲人般的热烈欢迎，当地华人报纸更以大量篇幅为我们作了报道、采访、宣传和评论，使我们感受到无比亲切和温暖，难以忘怀。

感想与思考

中国有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意思是说，近邻之间由于可以经常接近，彼此的了解和亲近程度会胜过远亲。但我国音乐界长久以来对亚洲近邻国家的音乐，却远不如对与我们相隔甚远的欧美国家的音乐有更多的了解与关注。似乎我们对自己的亚洲身份并不太看重，对亚洲近邻国家的音乐不甚了了且也不甚看重。 在我们音乐界许多人的心目中，渴望所谓国际接轨的路标是指向欧美的。在不少人心目中欧美古典音乐是国际音乐的“主流”，因此只有融入这个“主流”，中国音乐才算把自己提升到了国际水平。这种观念是很值得商榷的。这次我们在亚太音乐节上听到了许多来自我们近邻国家的原汁原味的传统音乐，更听到了我们过去很少接触甚至一无所知的如泰国、马来西亚、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尼、印度和以色列等国的现代音乐，其中不少作品的艺术性和技术水平之高令人吃惊。其实，当今世界所谓“主流”的强势文化，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是由当今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制造成的，而并非由各自文化自身的优劣比较出来的。中国少数音乐家在西方走红，或者把西方顶级音乐家及乐团请来演出，也许都不是坏事，但我们有意无意地去强化西方中心这种不合理的人为格局，却是应当值得我们深思的。因此，笔者认为我们的文化视野不能一味盯着西方，而应更多关注与我们同属一个地域的近邻国家的文化。从文化血脉和渊源的关系来看，亚洲国家不仅是我们的近邻，而且更是我们的近亲。发展与亚太国家的文化合作与交流，对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我们自身的文化，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此，我建议我国也应该举办类似的亚洲或亚太艺术节，或者在现有的各种音乐艺术节中增添以亚太音乐为主题的活动项目。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理应在推动本地区音乐的相互交流和繁荣发展方面担负我们应尽的责任并做出积极的贡献。

高为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