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6 07:02:51
作者简介：郑毅（1987年―），女，河南邓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中国古典文献学。
摘要：我国的史书种类繁多，要了解史部的源流以及发展概况，就应该从古籍目录入手。通过《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古代学术源流的概况，并且可以清楚的知道史部著录书籍的数量以及其发展的脉络。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史部变化
我国有着上千年的文化、思想和学术成果，这些典籍汗牛充栋，如何将其保存流传下来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于是这些成果就通过古籍目录保存下来，尤其是史志目录其贡献是其它目录无法企及的，姚明达指出“后人欲考镜古代学术源流，书籍存佚，舍史籍中之艺文志、经籍志，殆莫由焉。”①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与《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是史志目录的代表，它们产生的年代早，而且内容也比较详尽，并且在图书的分类上还有不可取代的指导意义。《汉志》源于刘歆的《七略》而将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六类。而《隋志》的分类继承了晋代荀勖《中经新部》的甲、乙、丙、丁的四分法，并结合了李充对四部的调整，最终形成了以经史子集命名的四分法，此后的三大类（官修、私修、史志）图书编目大都以此为例，行之达一千多年，以《四库全书总目》为典型代表。
一、《汉志》中的史部
我国历史典籍浩瀚。《隋志》云：“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②从《汉志》看，我们发现其中没有专门的史部类，但这并不能说明《汉志》没有史书的著录，只是在《六艺略》的“春秋”后附著了史书，如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新国语五十四篇，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五篇，楚汉春秋九篇，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著纪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以及议奏三十九篇等，凡此都附在了《六艺略》的“春秋”之后。许多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当时史籍的数量不多，尚不能够形成独立的部类，与其它类目的数量相比较，《诸子略》189家，4324篇；《诗赋略》106家，1318篇；而史书的数量太少，尽20家，521篇，而且还都附在春秋之后。另外，像《高祖传》、《李氏春秋》、《孝文传》等史传则著录在《诸子略》的儒家之中。
自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在《汉志》总序中班固这样记载：“迄孝武氏，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管，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府。”③至此，专门研究儒家学术的经学的地位开始凌驾与其它学问之上，成为众学之首。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汉志》的“六艺略”，还是《隋志》开始的“经部”都是放在首位的。尤其是在两汉时期重经轻史，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虽有《史记》和《汉书》这样的历史著作而史学仍是经学附庸的现象。其次，从《汉志》的史书的归纳排列情况我们还可以看出古代没有经与史的分别。《汉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④由此可见周王室的衰微造成了史官记载的缺失，所以孔子“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古代史官记录的材料经过圣人孔子的整理就成了后世的经书。从《汉志》的“六艺略”中我们可以看到左史所记的《尚书》作为儒家经典而单列。
二、《隋志》中的史部
晋武帝咸宁年间的秘书监荀勖的《中经新簿》把图书分为四部，命名为甲乙丙丁，而史部则单独列入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这说明史书已经从《六艺略》中脱离了出来，独立成为了一个部类，史部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后到东晋经过李充的改定将史部放到了子部的前面。唐初修《隋志》时，便直接用经、史、子、集来代替甲、乙、丙、丁为四部命名。《隋志》把史书正式独立成为一大类，包括正史67部，3083卷，通计亡书，80部，4030卷；古史34部，666卷；杂史72部，917卷，通计亡书合73部，939卷；霸史27部，335卷，通计亡书合33部，346卷；起居注44部，1189卷；仪注59部，2219卷，通计亡书合69部，3094卷；刑法35部，712卷，通计亡书合38部，726卷；杂传217部，1286卷，通计亡书合219部，1503卷；地理139部，1432卷，通计亡书合140部，1434卷；谱系41部，360卷，通计亡书合53部，1280卷；簿录30部，214卷。整个史部共有13类，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由此我们发现《隋志》中史书的数量远远大过于《汉志》中史书的数量，因此把史书单列成为独立的一个部类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适应了当时史学发展的需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经学的衰落加之期间封建王朝的更迭，政权变换频繁，民族冲突不断，社会矛盾尖锐，统治者急需从历史中吸取安邦治国之策，因此史学就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开始成为一门可以与经学并立的学问。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史部作为独立的文献，经过了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从刘氏父子做《七略》分天下图书为六类，到曹魏秘书郑默做《中经》，荀勖因《中经》做《新簿》。分图书为四部，第三部的丙类著录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史开始成为独立的门类。到东晋著作郎李充挑换了乙、丙两部的位置，进而反映出了史部位置的提高。到唐初所修的《隋志》中，作者明确地说道：“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⑤至此史部成为独立的仅次于经部的第二大类。这不仅仅是分类技术上的一个处理，更重要的是它继承和发展了《汉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
从《隋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史书的大量问市不仅仅带动了史学的发展和史部地位的提高，也开始促使人们思考经史之间的关系。在《隋志》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认为经和史以及其他文献资料，是文字产生之后，史官记录而成的。《隋志》总序中说道：“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固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疑。”⑥后来周氏衰微，典制散乱，史官记录褒贬失实，于是孔子“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从而有了“经”；孔子之后“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于是就有了“子”，由此看出经籍的出现是因为先代史官制度的确立，也说明了经史从文献角度来说同属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