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贫民窟捕捉“印度眼睛”

用思考开启心门

20岁以前，林可亭真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读书、考大学，过着和大部分人一样平凡的生活。林可亭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从小母亲对她的管教就很严厉，她也乖乖地循着母亲设计好的人生轨迹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样按部就班的生活，直到一次参加社会实践才结束。

2008年，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来华制作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纪录片，正在华南理工大学大二就读的林可亭参与了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工作。第一次真正置身于真实社会中，林可亭接触到社会的边缘人群，开启了她不平凡的心灵之旅。

最触动林可亭的是一次对艾滋病患者的采访。在一个贫苦的村落里，一位重病的女艾滋病患者容貌干枯，神情绝望，一直喃喃自语：“为什么会是我。”她是被早已去世的丈夫传染的。除了对她报以同情，林可亭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那是一个有相当多艾滋病患者的小村落，女患者大多绝望无助，而男患者照样谈笑风生，似乎根本没有艾滋病这回事儿。林可亭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考：“面对不幸的人生，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毫无社会经历的林可亭发现，她无法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而她20年的人生似乎就是一场空白，让她留白的正是被自己封闭起来的个人世界，现在她要做的，就是打开这扇封闭的门，去探寻真实世界里的真实人生。

荆棘丛里的苦难行程

机会很快就来了。第二年冬天，印度本土以“自助”为核心的非营利性组织SVS面向国际招募志愿者。得知消息后，林可亭马上提交了申请书，因为她知道这个组织的志愿者将会前往印度农村与原住民共同生活，这将会是她触碰真实社会的难得经历。

林可亭参与的“印度原住民项目”，还有另外5位来自波兰、德国等地的志愿者。大家聚集后，林可亭才发现她居然是这个项目通过审核的第一个国际志愿者。

林可亭和搭档们服务的9个印度农村村子，几乎全是从未见过外国人的村民，而志愿者们的工作包括提高就业率、维护妇女权利、避免人口老龄化、普及教育以及建设农业用水工程等。

为了家访近百户家庭，习惯了出门就坐车的志愿者们，必须辗转于那些连羊肠小道都没有的村落，像当地人一样翻山越岭，穿越茂密树林。树林里荆棘遍布，林可亭的每只鞋底都被刺了几十个洞，有时候荆棘刺穿鞋子，直接刺到脚上，疼痛得她几乎要尖叫起来。但每次，这个坚强的女孩都只是咬咬牙，忍着痛前行，她不想因为自己的苦痛而耽误了原有的行程安排。

随遇而安的心

像瑜伽一样柔软

来之前，林可亭已经想好了在印度的生活：每天吃的都是咖喱糊加饼，蔬菜和肉难得一见，牛和猴子满街乱跑，还有那一望无际的贫民窟……但是当她真正站在印度农村的土地上，跟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她才发现之前所想象的场景，也是一种美好。

网上那些关于印度火车的照片，车顶站满人、车窗抓满人的情形都是真的，街道上塞满了车，车里车外车顶都挤满了人，公交车里面的印度音乐总是震耳欲聋反反复复，一个三人座位总是挤着四五个人，脚丫子总是横七竖八地摆着，不分彼此。不论冬天夏天，车里总是弥漫着阵阵奶味――妇女在公车上当着众人的面喂奶，而且印度人每天都会喝N杯奶茶。

在印度过马路，一定要快、准、狠，瞅准机会在过往的车辆中穿梭过去。如果一直看马路两旁车的来往状况，你永远也过不了马路。

即使每天都在固定的水果摊买水果，即使知道所有水果的价格，老板还是会用尽一切办法骗顾客的钱。时间久了，林可亭也就大胆地说不，放下适当的钱，拎上水果直接走，也没有人追上来过。

每天顶着38℃以上的高温工作，汗水吧嗒吧嗒地往下掉，衣服只能拧干汗水晾晾接着穿，因为在卫生条件很不好的印度农村，洗衣服是件很困难的事，至于洗澡更是想都别想。印度的大部分农村家庭都不懂得烧水，林可亭养成了和他们一样的饮水习惯，每天把自来水放在陶罐里沉淀一阵子，端起来就喝。除了生水，她还喝过当地人的花蜜――刚刚摘下来的花朵，里面爬满了蚂蚁和小虫。

一次家访，林可亭甚至吃到了牛粪烤的玉米。被访的阿婆第一次看见陌生人，非常高兴，于是蹲在自家门口，把拨开外衣的玉米放在地上，然后用牛粪埋着，再点火，前后花了两个多小时。烤出的玉米每一颗都闪着黑光，林可亭还是毫不犹豫地吃了，事后想起自己都相当惊讶。

从不谙世事的温室花朵，到独自一人勇闯异国他乡的坚强女孩，林可亭越来越感受到，较之从前的平静，现在才叫生活。

每一个眼神里

都隐藏着一个灵魂

在印度近3个月的“原住民”生活，让林可亭深切感受到这个国家的神奇：可以让人克服一切物质需求，让人放下一切行李和负担，带着自己的心灵观察周围的一切。

由于工作原因，每周都要转移一两个村子。一开始，害怕水质问题，她总是提着水壶；怕晒，总是戴着帽子；怕浪费时间，总是带着手提电脑；怕忘却，总是带着相机；怕寂寞，总是带着手机；怕皮肤问题，总是带着一堆护肤品……

行李袋总是装满东西。但渐渐地，她的行李越来越轻，她对物质的需求也越来越无所谓，到最后只有4大件：一件披肩，一块肥皂，一双胶鞋，一套衣服。舍弃了身外之物，林可亭感到前所未有的洒脱。

而印度人的散漫，也让林可亭对印度人产生了新的看法。初到印度，林可亭经常为印度人的不守时生闷气，有时候约好大家一起开会，结果时间一到只有林可亭一个人，然后临时被告知会议推迟，因为他们还有另一个会议在进行中，而那也是一个被延期的会议。

为此，林可亭常有一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感觉。后来，换一种心态去想，印度人生活的慢节奏，恰恰体现出他们的乐观、随遇而安、心理柔韧性强。

印度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想做什么都好”，这话听起来也许很好，却让林可亭无从下手，一切都要自己想、自己做，而这恰好慢慢培养了她独立思考和办事的能力。渐渐地，林可亭不再试图去改变印度人，而是重建自己做事的方式，把主动性发挥到极致。

在印度工作和生活的日子里，林可亭感悟最深的是当地妇女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她和搭档们曾参加一个婚礼，但在几天后才见到新娘。新娘见到林可亭没蒙纱丽时，迅速地低下了头，用纱丽蒙住整个头后不断后退。那种羞涩怯懦的眼神，让她想起第一次采访时遇到的艾滋病女患者，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手里的相机，用镜头捕捉起来。

后来，林可亭不但用镜头记录下了妇女们的眼神，而且还捕捉到了许多其他眼神：孩童的天真烂漫、老人冥想后的洞悉一切、农民收成不好的忧郁……每一个眼神，都代表着一个灵魂，这些眼神汇聚起来，则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在林可亭的相机里，一双双“印度眼睛”加起来，就是整个印度农村的真实面貌。

2010年，印度之行结束后，林可亭举办了一场名为“印度眼睛”的图文展。在那里，她向公众呈现出一个风格迥异的印度，区别于旅游节目和好莱坞电影中所传达给大家的印度。

何沛俦摘自《课堂内外•高中版》